德國哲學的現代轉型

德國哲學的現代轉型

作者丨 劉放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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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中，德國哲學的現代轉型綜述在歐洲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中，德國哲學起了獨特的作用。這是因為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既是對西方近代哲學的總結和發展，又包含了往后產生的大部分西方哲學的重要理論來源，甚至成了這些哲學流派得以產生的契機。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創始人康德是西方哲學史上一個具有轉折性地位的人物。他的哥白尼變更為西方哲學由近代到現代的變更作出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最大和最后代表黑格爾的哲學集近代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學之大成，近代哲學思維方式的矛盾在黑格爾哲學中表現得特別突出，各種現代哲學流派和思潮對近代哲學思維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往往突出地表現為對黑格爾的絕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和超越。但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集中地體現了西方近代唯心主義對能動性的發揮，后者與絕對理性主義和思辨形而上學相沖突，而這一點后來被許多西方哲學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所利用，促進了它們向現代哲學的轉型。德國由此成了西方近現代哲學沖突的重要中心，甚至是許多這類沖突的發源地。英、法、美等圍近現代哲學的沖突的理論來源在許多情況下與德國哲學的發展狀況直接或問接相關。正因為如此，德國作為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的故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許多在對近代哲學的批判中產生的現代哲學流派的故鄉。

1831年黑格爾逝世以前的19世紀上半期尚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盛期。黑格爾哲學由于集近代理性主義體系之大成并得到普魯士官方的扶持而在德國哲學領域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主導地位。黑格爾逝世以后，隨著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形勢的發展，黑格爾哲學的內在矛盾越來越顯得突出。由于對黑格爾哲學的取舍不同，黑格爾學派發生了分裂。其中右派(老年黑格爾派)維護普魯士國家所代表的封建等級制度。他們往往利用和發揮了黑格爾哲學的保守方面，特別是將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與基督教神學統一起來。左派(青年黑格爾派)屬于資產階級激進派，對封建專制制度及作為其思想支柱的基督教采取批判態度。他們往往利用了黑格爾哲學的某些積極方面，特別是強調作為主體的人的自主和能動作用。

↑黑格爾

青年黑格爾派對黑格爾哲學的改造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大都以人的自我意識代替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宇宙精神)當作哲學的出發點，使哲學由天國轉向了人間，由基督教的天國中的上帝轉向塵世中的個人。這種轉向的政治意義在于使哲學由維護封建專制的工具變成了論證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的手段，適應了當時德國資產階級開始成長的革命要求。其對哲學本身的意義在于使哲學擺脫絕對理性的束縛，為面向具有豐富個性、特別是能動性的人開辟了道路。由于由絕對化的理性轉向具有能動性的人是西方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轉型的重要內容之一，青年黑格爾派的這一轉變對于促進德國哲學的現代轉型自然具有重要意義。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具有反封建專制意義的反對基督教的斗爭使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中的激進分子擺脫了關于自我意識的唯心主義立場而轉向了將人的存在與自然界的存在結合起來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其哲學后來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批判繼承黑格爾哲學出發建立新哲學的重要理論中介。

理性主義當然是近代德國哲學中的重要傳統，但并非唯一的傳統。萊辛、赫爾德、席勒、歌德等德國啟蒙思想家的理論在張揚啟蒙理性的同時大都又超越了純粹理性的界限。康德明確地把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區分開來并強調實踐理性高于理論理性，這為從哲學上超越純粹理性的局限性而轉向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的方面準備了必要的理論前提。費希特和謝林發展了康德哲學的這種傾向。謝林后期的哲學就因為在這方面所作的重要發揮而一再被一些具有非理性主義傾向的現代哲學家所稱道。與黑格爾大致同時代的叔本華更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非理性主義和唯意志主義哲學理論，自覺地將其與黑格爾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對立起來。其實，即使是黑格爾的絕對理性主義的理論體系中也包含了非常豐富的生活內容，后者明顯地超越了傳統認識論意義上的理性的范圍。德國哲學中這種超越純粹理性范圍而轉向非理性領域的傳統與理性主義的傳統是同時存在的，當純粹理性主義的傳統的內在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被激化、以致出現危機和困境的時候，這種超越理性主義的傳統就會凸現出來。19世紀中期正是德國哲學中理性主義傳統遇到危機和困境的時期，非理性主義傳統很自然地被擁向前臺。

如果說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還只是意味著德國哲學中的理性主義傳統在理論層面上出現動搖的話，那么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則成了19世紀德國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1848年以前，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向軟弱的德國資產階級畢竟越來越有了革命的要求，對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啟蒙思潮也抱有幻想。因此他們在哲學上并未籠統地排斥理性主義傳統，對當時德國出現的叔本華等人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甚至還不屑一顧。黑格爾學派雖然分裂，但并未解體；無論是青年黑格爾派還是老年黑格爾派都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傾向。

1848年革命失敗后，德國資產階級不再有與封建專制制度決裂的勇氣，而寧愿與其妥協，在其庇護下求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甚至與之相勾結來共同對付當時已成長為獨立的階級力量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哲學等思想文化領域內，他們對啟蒙理性已完全失去信任。他們最為關注的不是建立理性主義的哲學體系，而是盡可能獲取更多的現實的經濟利益。古典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由之失去社會基礎，黑格爾學派此時不只是分裂，而且進一步解體。從各種不同角度對黑格爾及古典理性主義哲學的批判之風由之興起，原來受到嘲弄的叔本華等人的唯意志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倒是突然受到歡迎。由于體現言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要求的思想家歸根到底必然站在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地位，因此他們對黑格爾和其他西方古典哲學的批判不僅與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批判迥然蘭相異，而且往往根本對立。盡管他們的這些批判量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西方近代哲學轉向現代哲學這個歷史大趨勢，但這種適應必然同時存在著對這種歷史趨勢的扭曲，有時甚至是嚴重的扭曲。因此1848年以后的一段時期內，德國哲學總的說來處于不景氣、甚至混亂的狀態之下。恩格斯說過：“隨著1848年革命而來的是，‘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離開哲學家的書房而在證券交易所內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養的德國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國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時代曾經是德國的光榮的偉大理論興趣，——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反警章都照樣致力于純粹科學的興趣。”恩格斯的這段話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德國哲學中原有理性主義傳統的失落狀態。

以1871年普法戰爭為轉折點，德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普魯士在戰爭中的勝利促使它最終統一了德國，確立了容克地主統治下的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獨特道路。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后，歐洲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沒有重大革命動蕩的“和平發展”時期。在產業革命的推動下，各國資本主義經濟都得到了飛速發展，德國更是后來居上，成了一個可以向英法挑戰的資本主義強國。這種歷史條件使德國哲學在發展趨勢上必然發生新的變更。德國資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失敗后的那種消極悲觀心態不復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積極主動的擴張。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批判和超越是當時哲學的主要傾向，但此時的非理性主義不再具有叔本華那種對生命和生存消極悲觀的氣息，而更為傾向于強調生命的創造性和能動性，尼采哲學突出地體現了這種傾向。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非理性主義對非理性的解釋的抽象性，紛紛開始從不同視角、特別是文化和歷史的視角對人的生存和價值作出較為具體的研究。這特別表現在新康德主義的歷史文化學派以及與生命哲學相關的一些哲學派別越來越明確地把歷史文化等“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區分開來，企圖由此更為深刻地揭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19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在德國的傳播以及邁爾(RobertMayer，18l4—1878)等人對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的表述和證實，從根本上動搖了以黑格爾的自然哲學為集中表現的思辨形而上學的自然概念，關于自然的研究越來越從思辨形而上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成為具有獨立地位的科學，而這反過來對思辨形而上學產生了極大的沖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哲學發展的方向。在自然科學新成就的基礎上改造哲學成了當時德國哲學發展中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各種哲學流派都必須對自然科學的新成就作出自己的解釋，表明自己的態度；哲學中的所謂“科學主義思潮”也由此興起，甚至還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科學哲學。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復活舊唯物主義的自然主義的庸俗唯物主義和發展了英法實證主義思潮的馬赫主義以及新康德主義中的認識論學派。

↑馬克思

庸俗唯物主義簡單地把精神和意識歸結為物質的產物，看不到精神和意識的本質區別和能動作用。在這方面他們還不如被德國唯心主義所戰勝的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更不如同時代的費爾巴哈的人本學的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更不能相提并論。它們的理論本身在西方哲學發展上很難說有什么進步。但是，它們畢竟還是用當時自然科學的成果批駁了曾經占據德國哲學主導地位的唯心主義，對促進以后的哲學發展擺脫思辨形而上學的影響以及西方哲學由近代到現代的轉型還是具有某些積極作用。其中畢希納的思想中甚至還包含了某些符合現代哲學精神的辯證法因素。新康德主義中的認識論派別、特別是馬赫主義作為英法實證主義在新的條件下的繼續已不滿足于簡單地把哲學建立在實證科學的基礎上，而是適應自然科學的新變更、特別是物理學的變更而越來越使各派哲學擺脫傳統的實體本體論，轉向對自然事物的變化、發展、分化、變異、轉化、生長和過程的強調。他們依然重視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的研究，但進一步擺脫了傳統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等的局限性，強調認識過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滲透和連續性，特別是強調發揮人的能動性。這些都意味著他們在轉向現代哲學思維方式的方向。

在談論19世紀后期德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哲學發展的影響時，還必須提及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等有關生命的科學的興起對哲學變更的促進。生命哲學思潮當時在德國的出現和發展正是這種影響的集中表現。

在19世紀中后期的德國哲學中，對實體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等傳統形而上學采取批判態度已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潮流，但也仍然有一些哲學家試圖以新的形式(特別是輕實體、重過程的形式)重新構建形而上學的體系，其中包括接近唯物主義的實在論體系，但更多地是唯心主義的體系。洛采的目的論和人格主義的唯心主義，新康德主義(特別是其歷史文化學派)以及對20世紀哲學產生過較大影響的生命哲學思潮都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不過他們的哲學與傳統形而上學有重要區別。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大都反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絕對理性主義，與當時出現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往往有相當密切的聯系。

總的說來，1871年以后的較長一段時期是德國資本主義獲得空前發展的時期，也是19世紀中期以來德國哲學由近代到現代的轉型獲得迅速發展的一段時期。當時出現的眾多哲學派別盡管存在種種片面性，但畢竟從不同側面體現了西方哲學發展中的一種前進的運動。

↑德國哲學現代轉型中的三種思潮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在德國產生和流傳的哲學流派和思潮極為龐雜，它們大都具有獨特的傾向性，也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從近代到現代轉型的共性。下面對三種影響較大的思潮的一般情況再作簡單評價。

▎對理性的批判與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的出現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與理性的關系問題是西方哲學史上一個古老的問題。從非理性作為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個別的因素來說，在西方思想發展的最初階段就已有所顯示。在原始宗教和神話中，理性和非理性處于直接同一狀態。荷馬史詩既體現了理性的智慧，又進發出超越理性界限的生命的激情。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學家既展現了古希臘哲學理性的輝煌，也初步論述了意志、欲望、激情等非理性的精神對人的行為的支配。柏拉圖把人的靈魂(精神)分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并分別對它們的含義及相互關系作了較具體的分析。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強調了理智必需伴以激情才具有生命力。如果說他們都是在理性前提下來談論非理性的話，晚期希臘和羅馬哲學中的一些流派、特別是新柏拉圖主義就是把非理性置于理性之上了。普羅提諾當作萬物本源的“太一”就是一種超越理性的意志的存在。

在歐洲中世紀的精神生活中，信仰占據絕對支配的地位。信仰不僅是超理性的，有時甚至是反理性的，因而信仰主義往往掩蓋著某種形式的非理性主義。奧古斯丁就在信仰主義旗號下明確地把非理性的意志當作其他一切精神活動的基礎。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近代哲學使理性主義正式登上了哲學的王座，以致人們把這一時代稱為理性的時代。然而，即使在這一時代，仍有不少哲學家探索、肯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強調了意志和非理性因素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英國哲學家中，霍布斯就著重分析過人的行為與意志和欲望的關系；休謨分析過理智怎樣服從激情、欲望和意志。在法國，帕斯卡爾和盧梭都對一系列有關人的本能、情感和意志的問題提出了超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理性主義的界限的論點，并對后者進行了公開的挑戰。上文曾談到，在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中，康德、費希特和謝林哲學都有較多非理性主義成分。甚至集古典理性主義之大成的黑格爾哲學中同樣包含了豐富的非理性的內容。

西方哲學史上的非理性主義思想無疑是作為哲學思潮的非理性主義的不可或缺的思想來源。不過，就它們本身來說，不管表現的程度(例如只是一般地承認和肯定還是強調非理性的作用)和方式(例如是公開的還是隱含的)如何，基本上都只是作為某種哲學中的一種成分或傾向而存在，尚無完整的思想體系。個別哲學家(例如帕斯卡爾)雖然在這方面有較完整的理論，但也只是夾雜在理性主義浪潮中的幾滴水花，未能形成獨立的哲學流派和思潮。非理性主義作為一種具有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并在整個哲學發展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哲學思潮，是隨著19世紀中期西方近代哲學走向終結、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轉折、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批判在西方各國已發展成為一般相當普遍和強大的浪潮的背景下形成的。

由于理性主義在德國表現得最為突出，黑格爾哲學被公認為近代西方理性主義思潮的頂峰，以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為標志的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批判在德國進行得最為激烈，因而非理性主義思潮也以德國為中心。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被公認為這一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生活意志論也正是作為哲學思潮的非理性主義的最初形態。著名英國哲學家羅素說：“有許多現代的哲學家，……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主張過意志至上說……，這是在我們這時代哲學氣質所引起的最顯著的變化。這種氣質由盧梭和康德作下了準備，不過是叔本華以純粹的形式宣布的。”與叔本華大致同一時代，在德國思想影響下丹麥哲學家和神學家克爾凱郭爾從孤獨的、非理性的個人出發對黑格爾理性主義的批判創造了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另一種形態。他們都對現代西方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產生了重大影響。

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的出現之所以成為德國哲學的現代轉型的標志，主要就在它系統地揭露和批判了以黑格爾哲學為頂點的近代哲學將理性絕對化所導致的種種片面性，并在此基礎上超越了絕對理性主義的界限。這種超越并不是簡單否定理性在人類認識中的作用，在人所經驗到的現象世界領域、特別是實證科學領域，理性仍然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只是認為在理性領域之外還存在著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存在領域，后者更具有始源性的意義，能對前者起支配作用。由于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大都強調非理性的存在(如叔本華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權力意志、克爾凱郭爾的孤獨的個人)的能動作用和不受被絕對化的理性的制約，并由此強調了人的生活和行動的意義，他們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形而上學必然導致的獨斷論或懷疑論的界限。

因此，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對傳統形而上學和絕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和超越不局限于認識論的個別環節，而擴及到認識論轉向以來的整個近代哲學研究領域，因而具有新的哲學轉向的意義。但是，德國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對傳統理性主義的超越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盡管他們對傳統形而上學和絕對理性主義的片面性的批判以及非理性領域的揭示都存在著某些合理性，但他們由此把非理性的領域絕對化和神秘化，由此走向了唯意志主義、相對主義和神秘主義。因此，l9世紀德國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所實現的從近代到現代的哲學轉型只能說是一種傾向性，而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

▎19世紀德國的科學哲學思潮

在西方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化的過程中，自然科學的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德國表現得特別突出。當時西方各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例如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達爾文進化論、細胞學說、以及生理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一系列重大發現)使哲學家們對近代思辨形而上學越來越產生懷疑，對哲學的對象、任務、方法、未來走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不能不作出新的問答。這種情況使19世紀中期以后在德國產生的那些哲學流派大都與當時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有著一定聯系。非理性主義哲學家雖然強調哲學超越科學的界限，但并不籠統否定科學，他們肯定理性在科學領域的支配作用，而這必然導致在科學領域排斥思辨形而上學。

↑康德

洛采等企圖在新的條件下復活形而上學的哲學家同樣肯定自然科學在認識外部世界上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們的形而上學由此與近代實體性的形而上學有著重要區別。新康德主義中的認識論學派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具有科學主義、或者說科學哲學的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還有一些受到自然科學發展的直接影響、往往援引自然科學的發展來論證甚至構建其哲學理論的哲學流派。福格特、摩萊肖特、畢希納、海克爾、赫爾姆霍茲、奧斯特瓦爾德、馬赫等一批思想家正是基于自然科學的新的進展，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觀點各異的哲學學說。這種立足于自然科學的一系列成果去反對脫離實際的思辨哲學和神學的傾向在當時的德國形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哲學思潮。從這一思潮的哲學家大都強調實證自然科學對哲學的規范作用來說，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科學主義思潮、或者說科學哲學思潮，在這方面，它們與以拒斥傳統形而上學為突出特征的英法實證主義有著很大的類似。赫爾姆霍茲、奧斯特瓦爾德、馬赫等人的哲學在西方各國被公認為繼承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是實證主義的一種衍生形態。但他們往往稱自己的哲學是一種科學的實在主義。他們的哲學的現代傾向及其局限性與整個實證主義傳統的哲學家大體一致。

福格特、摩萊肖特、畢希納等人的哲學推崇實證自然科學，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只是有時把唯物主義庸俗化了，往往倒退到了純粹的自然主義。海克爾的一元論是一種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但它同樣具有自然主義的特色。這類實在主義和自然主義從其把自然科學當作哲學的基礎說往往表現為科學主義；從他們停留于自然主義的角度說，他們的哲學大體上也仍然停留于近代哲學的范嗣。但是這些人大都反對傳統的思辨形而上學，其中畢希納等人在能量守恒和轉化學說和進化論等自然科學偉大發現的影響下肯定了自然事物發展的辯證法。畢希納甚至就此對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有關物質與運動的論述表示贊同。這些又使他們的理論中融人了某些現代哲學的因素。

▎形而上學的復興與新康德主義思潮的興起

從形而上學作為對世界的整體的探究、或者說作為世界觀意義的哲學來說，任何哲學思潮和流派歸根到底都難以超越形而上學。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各種流派雖然超越了絕對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但往往倒向意志主義等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學。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相關的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等流派在竭力批判絕對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時卻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休謨的經驗主義式或康德的先驗主義式的形而上學。

事實上，在19世紀中后期德國哲學中，那些反形而上學的潮流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形而上學傾向。不過，這種形而上學大都不強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具有始源性意義的存在的實體性，或者說往往表現為非實體性的形而上學。除了歸根到底都保留著作為世界觀的形而上學的上述類型的哲學派別外，19世紀中后期的德國一直都有一些公開要求恢復和重建形而上學的哲學家。他們與上面兩種思潮既有相當密切的聯系，又大都與絕對理性主義、宗教唯心主義等傳統形而上學保持某種聯系。他們不是簡單地要求復活傳統形而上學，而往往試圖對傳統形而上學作出某些與當代科學文化的發展的趨勢、特別是當代哲學發展的總的趨勢相適應的改造。例如，將他們所構建的形而上學與當代自然科學的某些領域(例如數學和物理領域或者生命科學領域)聯系起來，在肯定這些科學部門的成就的同時，通過對它們作出某種特殊的反思和解釋，使它們能與他們構建的形而上學相適應，作為對這種形而上學的論證，甚至利用這些科學來形成其形而上學理論。

因此，要求恢復形而上學的思潮與利用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來改造或維護形而上學的思潮往往是相互交織的，而這正體現了從近代哲學到現代哲學轉型的性質。在19世紀中后期的德國公開要求恢復或重建形而上學的哲學派別中，以恢復康德的唯心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新康德主義的影響最為廣泛和深遠，這在中外哲學界幾乎人所共知。與早期新康德主義大致同時、并與新康德主義有一定聯系的洛采哲學可謂是這一時期德國哲學中要求恢復形而上學的典型形態。洛采不同意尼采等人對從柏拉圖到黑格爾的理性派哲學的徹底摧毀，而企圖將德國哲學中從費希特到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傳統與反對這一傳統的赫爾巴特和費希納等人的哲學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機械論的自然觀和目的論的宗教觀的人格主義一元論體系。這個體系的突出特點正在其調和折衷近現代哲學的不同傾向，對往后德國和英美哲學都有較大影響。

在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生命哲學思潮在德法等國盛行。這種思潮與當時西方各國與生命相關的科學(繼生物學之后，當時生理學和心理學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密切聯系，但它們并未由此構建出一種科學哲學，而是利用有關生命的科學當時遠不夠成熟、特別是它們與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差別，來構建一種既超越傳統形而上學，又超出數理等自然科學的界限的形而上學。

劉放桐｜著

文章原載《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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