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懷疑論”的論證結構

懷疑“懷疑論”的論證結構

作者丨陽建國

布魯克勒認為，如果我們明白懷疑論論證的結構，那么我們就會發現懷疑論論證只需要求助于不充分決定性原理，演繹閉合原理完全是多余的；規范的笛卡爾式的懷疑論論證(the canonical Cartesian skeptical argument)本質上是一種不充分決定性論證。

布魯克勒從考慮懷疑論論證(A)開始。令OP為任意一個關于外部世界的普通命題(Ordinary Proposition)，如“我現在坐在電腦前寫作”或者“我有一只手”；令SH為任意一個與OP不相容的懷疑論假設(Skepticism Hypothesis)，如“我現在正在做夢”、“我被一個惡魔所欺騙”或者“我是一個被電腦輸入了各種經驗的缸中之腦”等等。一種典型的懷疑論論證可以表示如下：

(A1)如果我知道OP，那么我知道～(SH)(not-SH)。

(A2)我不知道～(SH)。

(A3)所以，我不知道OP。

為了維護( A1)，懷疑論者必須求助于具有高度直覺合理性(intuitive plausibility)的認知閉合原理。該原理認為知識閉合于已知的邏輯蘊涵之中，它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CK)對于所有的S，φ，ψ，如果S知道φ，且S知道φ蘊涵ψ，那么S知道ψ。

如果我們接受(CK)，并假定“我”知道OP蘊涵～(SH)，那么我們就能夠推演出“如果我知道OP，那么我知道～(SH)”，即推演出(A1)。

在為(A2)進行辯護時，懷疑論者還必須求助于同樣具有高度直覺合理性的不充分決定性原理：

(UP)對于所有的S，φ，ψ，如果s的證據支持φ不超過支持某一不相容的假設ψ，那么S的證據沒有證成(justify)φ。(布魯克勒、科恩、普里查德關于這一原理的表述略有不同。參見Brueckner，P．830；Cohen，P．144；Pritchard，P．39)

依據(UP)，我們就能夠按照如下方式推演出(A2)：

(1)如果我的證據支持～(SH)不超過支持SH，那么我的證據沒有證成～(SH)。

(2)我的證據支持～(SH)不超過支持SH。

(3)我的證據沒有證成～(SH)。

(4)證成～(SH)是知道～(SH)的必要條件。

(5)所以，我不知道～(SH)。

為進一步分析懷疑論論證的結構，布魯克勒認為存在一個與(CK)類似的證成(justification)閉合原理：

(CJ)對于所有的S，φ，ψ，如果S的證據證成φ，且ψ蘊含，那么S的證據證成ψ。(Brueckner，P．831)．

依據(CJ)和(UP)，布魯克勒把論證(A)詳細表達為論證(B)：

(B1)如果我的證據證成OP，那么我的證據證成～(SH)。[CJ]

(B2)如果我的證據支持～(SH)不超過支持SH，那么我的證據沒有證成～(SH)。[UP]

(B3)我的證據支持～(SH)不超過支持SH。[前提]

(B4)我的證據沒有證成～(SH)。[B2，B3]

(B5)我的證據沒有證成OP。[B1，B4]

(B6)我不知道OP。[C3](Brueckner，PP．831—832)

顯然，這一論證需要借助兩種認知原理：(CJ)和(UP)。

↑笛卡爾

布魯克勒認為，懷疑論論證其實借助于(UP)就足夠了，(CJ)實際上是多余的，規范的笛卡爾式的懷疑論論證應該是論證(C)：

(C1)如果我的證據支持OP不超過支持SH，那么我的證據沒有證成OP。[UP]

(C2)我的證據支持OP不超過支持SH。[前提]

(C3)我的證據沒有證成OP。[C1，C2]

(C4)所以，我不知道OP。[C3](Brueckner，P．833)

如果布魯克勒對懷疑論結構的分析是對的，那么對于懷疑論論證而言演繹閉合原理確實是多余的。因為，按照布魯克勒的分析，演繹閉合原理必須求助于(CJ)和(UP)這兩種認知原理，而一旦求助于(UP)，我們完全可以構建一種不需要求助于(CJ)的懷疑論論證(C)。

科恩認為，懷疑論論證并不像布魯克勒所說的那樣必然依賴于(UP)，而是存在兩種獨立的懷疑論論證——演繹閉合論證和不充分決定性論證；不過前者的論證強度要高于后者的論證強度。

在科恩看來，布魯克勒得出錯誤結論的原因在于他沒有看到一種可以不依賴于(UP)的演繹閉合論證。下面是這一論證的基本結構：

(D1)如果我的證據證成OP，那么我的證據證成～(SH)。[CJ]

(D2)我的證據沒有證成～(SH)。[前提]

(D3)我的證據沒有證成OP。[D1，D2]

(D4)所以，我不知道OP。[D3](Cohen，P．146)

我們暫時不考察這一論證是否需要求助于(UP)，而是在接受科恩的這一觀點的前提下，先考察科恩關于這兩種懷疑論論證的邏輯關系的論證。

科恩基于如下的理由認為演繹閉合論證是一種更強的懷疑論論證：

(1)在(UP)和(CJ)能得出懷疑論結論的前提下，不充分決定性論證的第二個前提(C2)蘊涵演繹閉合論證的第二個前提(D2)，但反之不然；

(2)不充分決定性論證的兩個前提(UP)與(C2)的合取蘊涵(CJ)，但演繹閉合論證的兩個前提(CJ)與(D2)的合取不蘊涵(UP)；

(3)所以，不充分決定性論證蘊涵演繹閉合論證。因而，我們一旦反駁了演繹閉合論證，我們也就反駁了不充分決定性論證；但反之不然。

故就可駁斥性(refutability)而言，演繹閉合論證是一種比不充分決定性論證更強的懷疑論論證方式。

我們先看科恩關于不充分決定性論證的兩個前提的合取蘊涵了演繹閉合論證的第一個前提(即[(UP)∧(C2)]→(CJ))的論證。下面是科恩用反證法(reductio)從(UP)與(C2)的合取推演出(CJ)的過程：

(1)我的證據支持OP不超過支持SH。[C2]

(2)如果我的證據支持OP不超過支持SH，那么我的證據沒有證成OP。[UP]

(3)我的證據證成OP，但是我的證據沒有證成～(SH)。[(CJ)的否定]

(4)我的證據證成OP。[3]

(5)我的證據沒有證成OP。[1，2](Cohen，P．149)

因為(5)與我們的假定(3)的推論(4)相矛盾，所以我們應否認(3)，即承認(CJ)：如果我的證據證成OP，那么我的證據證成～(SH)。

然而，科恩的這一論證是錯誤的。科恩的錯誤在于他認為對(CJ)的否定必然蘊涵“我的證據證成OP”。其實，(CJ)的意思是“我的證據證成～(SH)” 是“我的證據證成OP”的必要條件，所以其否定命題應該是“我的證據證成～(SH)”不是“我的證據證成OP”的必要條件。

正如普里查德所看到的，科恩的證明“依賴于這樣一個假定：對(CJ)的否定必定斷言我的證據證成OP。這顯然是完全不合理的”(Pritchard，P．45)。

在我看來，這一反駁對科恩的整個論證是致命的。因為如果科恩不能論證“[(UP)∧(C2)]→(CJ)”，那么他就不可能證明演繹閉合論證是不充分決定性論證的必要條件，即使他能夠證明“在(UP)和(CJ)能得出懷疑論結論的前提下，(C2)蘊涵(D2)”。

其實，要比較不充分決定性論證與演繹閉合論證的相對重要性，如果(C2)與(D2)都具有直覺合理性，那么我們并不需要考慮(C2)與(D2)之間的蘊涵關系，而只需要考慮(UP)與(CJ)之間的蘊涵關系。

對于這一問題，布魯克勒認為(CJ)事實上等價于(UP) (參見Brueckner，P．832)，科恩和普里查德則認為(CJ)蘊涵(UP)，但(UP)不蘊涵(CJ) (參見Cohen，PP．150—152；Pritchard，PP．41—44)。

我贊成科恩對布魯克勒關于(UP)蘊涵(CJ)的反駁，但我反對他們三人一致同意的一個觀點：(CJ)蘊涵(UP)。我將不再描述科恩對布魯克勒關于(UP)蘊涵(CJ)的反駁，而只是說明(CJ)不蘊涵(UP)的理由。

為了論證(UP)與(CJ)之間的蘊涵關系，他們都認為需要利用(UP)和(CJ)的另外一種等價(equivalent)表達式：

(UP')對于所有的S，φ，ψ，如果S的證據證成φ，且φ和ψ不相容，那么S的證據支持φ超過支持ψ。

(CJ')對于所有的S，φ，ψ，如果S的證據證成φ，且φ和ψ不相容，那么S的證據證～ψ。(Brueckner，P．832；Cohen，P．150；Pritchard，PP．41-42)

顯然，(CJ')和(UP')具有共同的前件“S的證據證成φ，且φ和ψ不相容”，只是(UP')的后件是“S的證據支持φ超過支持ψ”，而(CJ')的后件是“S的證據證成～ψ”。因此，對(UP)與(CJ)之間的蘊涵關系的考察就演變成這樣一個問題：在假定“S的證據證成φ，且φ和ψ不相容”的條件下，(CJ')和(UP')能否相互推論出對方的后件？

盡管三人在表達方式上有所區別，但他們關于(CJ)蘊涵(UP)的基本論證結構可以表示為：

(1)如果S的證據證成φ，且φ和ψ不相容，那么S的證據證成～ψ。[(CJ')]

(2)S的證據證成φ，且φ和ψ不相容，[(UP')的前件]

(3)S的證據證成～ψ。

(4)S的證據沒有證成ψ。

(5)S的證據證成φ，且S的證據沒有證成ψ。

(6)S的證據支持φ超過支持ψ。

即證明了(CJ’)蘊涵(UP')，因而(CJ)蘊涵(UP)。

然而，他們的論證是有問題的。我們并不能由(5)推演出(6)，除非我們預設(UP)。如果放棄(UP)，我們很容易給出一個“承認(5)但是否認(6)” 的例子。

在“缸中之腦”的思想實驗中(參見Putnam，PP．27—42)，“我是缸中之腦”和“我坐在電腦前寫作”這兩種假設具有證據(感覺經驗)的等效性，即“我的證據”對“我是缸中之腦”和“我坐在電腦前寫作” 的支持程度是相同的，它們都能夠解釋“我坐在電腦前寫作”這一感覺經驗。

如果我們否認(UP)，比如我們接受莫石(Paul Moser)的“決然更好的解釋”(decisively better explanation)的觀點(Moser，P．99)，因為“我坐在電腦前寫作”比“我是缸中之腦”設定了更少的無理由的實體(gratuitous entity)，所以相對于“我是缸中之腦”這一假設，“我坐在電腦前寫作”就是一種對我的感覺經驗的“決然更好的解釋”。

因此，我的證據證成“我坐在電腦前寫作”但沒有證成“我是缸中之腦”。既然由(5)推演出(6)隱含了(UP)這一認知原理，那么這一論證的實質是預設(UP)來證明(UP)，因而不是一個有效的論證。

至此，我們就很清楚，(CJ)與(UP)的真實關系是：(UP)不蘊涵(CJ)，(CJ)也不蘊涵(UP)。因此，我們應該否定科恩與普里查德的相關結論。

實際上，如果我們像科恩和普里查德那樣認為演繹閉合論證與不充分決定性論證是兩種獨立的懷疑論論證的話，那么因為(CJ)與(UP)互不蘊涵，所以沒有哪一種論證是更為根本的。

即使我們反駁了演繹閉合論證，我們仍有可能面臨不充分決定性論證帶來的懷疑論結果，反之亦然。

陽建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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