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威羅伊，貫通希臘哲學與伊斯蘭啟示的“評注家”

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魯世德（1126—1198），在拉丁世界以“阿威羅伊”之名傳世，被中世紀學者尊為“評注家”。這一稱號既是對他系統闡釋亞里士多德全集的至高贊譽，也暗示了他的哲學事業的核心特質：以評注為形式，以理性為圭臬，構建一個貫通希臘哲學與伊斯蘭啟示的宏大形而上學體系。

公元2026年正值阿威羅伊誕辰九百周年，從科爾多瓦到巴黎，國際學界以多場學術會議紀念這位安達盧斯哲人。九百年后的回望，不僅是對一位思想巨擘的致敬，更是重新審視理性與信仰、哲學與啟示之關系的一個契機。

西班牙科爾多瓦的阿威羅伊雕像

亞里士多德的追隨者

在阿威羅伊的時代，哲學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嚴峻挑戰。伊斯蘭教義學的凱拉姆傳統，尤其是安薩里在《哲學家的矛盾》中的猛烈抨擊，對哲學家的世界永恒論、神的知識范圍及肉體復活等論點發起了全面質疑。艾什爾里派的原子論與偶因論更是從根本上消解了自然因果律，動搖了形而上學乃至科學本身的可能性。

面對這一思想困局，阿威羅伊的回應堅定而系統。他在《決斷書》中為哲學的合法性提供了開創性的教法論證，引證《古蘭經》“有眼光的人們啊！你們警惕吧！”（59:2）等經文，將哲學沉思確立為一種受教法命令的宗教義務。他區分了三種認知路徑：修辭式適用于普通大眾，辯證式適用于神學家，而唯有證明式——即哲學的方法——才能產生確鑿無疑的知識。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真理不沖突”原則：理性真理與啟示真理本為一體，表面矛盾僅源于對經文的誤解，而唯有具備證明能力的哲學家才有權進行深層闡釋。

這一認識論區分為阿威羅伊的形而上學體系奠定了方法論基礎。他將形而上學定義為研究“存在之為存在”的科學，賦予其超越一切特殊學科的至高地位。在其存在論中，他嚴格堅持亞里士多德的范疇學說，確立實體為存在的核心意義，屬性與偶性僅因依存于實體而被稱為存在。這一看似簡單的立場，對凱拉姆神學的偶因論構成了根本性反駁：實體是穩定、持續的基底，是變化的承載者，而非真主每瞬間重新創造的偶然聚合。在質料與形式的學說中，他進一步強調形式作為現實性原則的本體論優先地位，將事物的因果效力錨定于其內在本性，從而重建了一個可被理性認知的自然世界。對于伊本·西納提出的本質與存在的著名區分，阿威羅伊雖然接受，卻予以獨特的亞里士多德式解釋：在可朽實體中，存在并非附加于本質之上的偶性，而是形式的現實化本身。這一細微差別使他的存在論更緊密地維系于形式因的框架，而非走向強調“存在行動”的超越性本體論。

將人的本質徹底理性化

在神學-宇宙論層面，阿威羅伊的思考最具爭議性也最為精密。他從運動現象出發，證明必須存在一個自身不動的第一推動者，它作為純粹現實，其活動即是永恒的自我沉思——“對思想的思想”。這一絕對超越的神如何引發宇宙運動？阿威羅伊訴諸目的因解釋：諸天球及其理智因渴望模仿神的完美而進行永恒的圓周運動，神由此作為欲望的終極對象推動萬物。由此引出的世界永恒性問題，成為阿威羅伊與安薩里論爭的核心。

在《矛盾的矛盾》中，阿威羅伊雄辯地論證：一個永恒不變的原因必然產生永恒的結果；主張神在時間中開始創造，意味著神自身發生了變化，這與神的絕對不變性相矛盾。他提出“創造”應被理解為一種永恒的本體論依賴關系：宇宙的每一刻存在都持續地依賴真主的維持，如同光每一刻都依賴太陽的照耀。世界的永恒性非但不否定其對造物主的依賴，反而以最徹底的方式證明了這種依賴。在這一框架中，天球作為由第五元素“以太”構成的永恒實體，成為連接神圣第一因與可朽世界的因果中介，構建了一個等級森嚴而秩序井然的宇宙圖景。

阿威羅伊理智論中的“單一能動理智”學說，是其體系中最具原創性也最受爭議的部分。他主張存在一個唯一的、分離的、永恒的能動理智，它作為月下世界一切可理解形式的源泉和“理性之光”，將感性形象中的普遍形式抽象出來，使人類的認識活動得以可能。更具革命性的是，他傾向于認為作為純粹接受性的質料理智在數目上也是唯一的，為全人類所共享。這意味著個體通過認知活動所獲得的“獲得性理智”雖隨肉體消亡而消散，但其現實化的知識內容將永恒地存在于與能動理智的合一之中。阿威羅伊所許諾的不朽，因而是一種非個人的、理性的不朽：人生的最高意義在于通過哲學探究最大限度地實現理性潛能，從而超越個體性，與宇宙永恒的理性原理融合。這一理論將人的本質徹底理性化，也為后世關于個體靈魂不朽的論爭埋下了伏筆。

阿威羅伊的形而上學體系正是在與伊斯蘭思想主流流派的持續對話與激烈論戰中錘煉而成。他對艾什爾里派凱拉姆的批判最為徹底，直指其原子論與偶因論以捍衛神圣全能之名，行摧毀自然秩序與科學可能性之實。在他看來，否定中介原因就是否定真主所建立的智慧秩序。與此同時，他對伊本·西納體系中的新柏拉圖主義成分進行了“亞里士多德化”的修正：批評流溢說過于強調邏輯必然性而近乎消解神圣意志，反對將存在視為本質之偶性的觀點，力圖回歸一種更純粹的動力因與形式因框架。

阿威羅伊的思想遺產在其身后呈現出東西迥異的命運。在伊斯蘭世界，隨著安達盧斯的政治衰落與安薩里所代表的批判性綜合體的主流化，哲學作為獨立事業逐漸式微，阿威羅伊的影響退居潛流。然而在拉丁西方，他的著作經由12—13世紀的翻譯運動傳入后，引發了深刻的思想革命。“拉丁阿威羅伊主義”在巴黎大學等知識中心蓬勃興起，“世界永恒”與“單一理智論”等論點與基督教教義的直接沖突，雖引發了1270年和1277年主教坦皮爾的大譴責，卻也極大地刺激了經院哲學的發展。托馬斯·阿奎那在激烈反駁其“單一理智論”的同時，也從這位“評注家”那里吸收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猶太思想界，從邁蒙尼德到吉爾松尼德，阿威羅伊的理性主義方法論同樣影響深遠。但丁在《神曲》中將其置于靈見者天堂的智者之列，稱其為“偉大的評注者”——這一贊譽精準地抓住了他的歷史形象：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卓越闡釋者，其評注本身已成為哲學經典。

九百年后，當我們重新審視阿威羅伊，他所代表的不僅是一種已被超越的歷史形態的哲學。他對理性自主性的堅定捍衛、對自然主義世界觀的堅持、對形而上學作為嚴格證明性科學的體系化構建，以及他為理性與信仰的永恒張力所提供的“單一真理，雙重表述”的方案，仍在激發關于存在、知識和神性的深刻思考。在一個理性與啟示、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日益緊迫的時代，阿威羅伊的形象依然閃耀著跨越文化與時代的思想光芒，提醒著我們理性探索的尊嚴與價值。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