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包惠僧回憶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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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包惠僧是黨的“一大”代表；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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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包惠僧

包惠僧（1894年—1979年7月2日），男，漢族，湖北黃岡人，別名鮑一德、包生，號棲梧老人。

1920年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在上海參加編輯《勞動周刊》，后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等職。1927年，因違反政治紀律被給予留黨察看處分，后脫黨。脫黨后，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

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1950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后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1957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晚年以"棲梧老人"筆名發表回憶文章，參與中共一大舊址勘查工作。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2009年，骨灰遷回湖北團風縣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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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第一次全國

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

（一九五三年八、九月）

包惠僧

一九二〇年秋天，第三國際的代表之一馬邁也夫同志到武漢，當時我任共產黨武漢支部書記，我同他作過兩次長談，知道俄國革命后的一些情況。他說他不久回莫斯科進陸軍大學學習，他鼓勵我到莫斯科去學習，因此我就寫信給臨時中央請求去莫斯科學習，中央答應了，但一時沒有人接替我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內成行。同年的冬天，上海經濟來源斷絕，武漢的幾個同志如劉伯垂、董必武、陳潭秋、張眉軒（他不久就脫離了）等都回家過農歷年，我一人在武昌幾乎無錢舉火。我把武漢的工作結束一下，寫信告訴陳潭秋，即帶著三個青年團員（當時簡稱S?Y）到上海，作去莫斯科的準備。

我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黨的機關部。我見了李漢俊才知道第三國際的代表偉基斯克（化名吳廷康）回國了，陳獨秀 應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之約到廣東去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廣東大學預備科校長，中央書記的職務由李漢俊代理。 新漁陽里六號辦了一個華俄通訊社，由楊明齋同志負責，并不經常出稿，辦了一個俄文補習班，由楊明齋任教，約有十幾個學生在那兒學俄文，這些學生中我記得有劉少奇、許之楨同志、付大慶同志、李啟漢、羅亦農同志及彭述之、卜士奇等。

當時去海參崴的船還不通，經過大連滿洲里到赤塔的路也不通，去莫斯科的計劃，一時沒有辦法。李漢俊留我暫在中央工作，中央成立了一個教育委員會，由我同楊明齋同志負責，主要的工作是選派學生赴莫斯科留學，辦俄文補習班，并參加上海的一些宣傳組織活動。

當時上海的黨員不多，只有李達、俞秀松、施存統（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廬（他來來去去不常在上海）。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還是一九二一年春天才加入，沈譯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啟漢（李士林）是同年五一勞動節后才加入。

最初的工作是參加印刷工人、煙草工人、紡織工人的組織活動。四月間送了一批學生赴蘇俄留學，是由海道到海參崴，再由西伯利亞鐵路到莫斯科，我記得劉少奇同志及彭述之。卜士奇等是這一次去的。

一九二一年五一勞動節，我們在上海天后宮舉行了集會，在各報上寫了一些宣傳的文章，發了幾種傳單，這一次的五一勞動節雖然沒有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但在中國舉行五一勞動節的紀念會，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統治上海的反動當局為這一次的運動震動了，法國巡捕房派了武裝巡捕搜查了我們的機關部（漁陽里六號），住在六號一部分準備留俄的學生也搬走了。李漢俊也有點打饑荒，他決定暫時把機關部停止活動，要我到廣州去找陳獨秀決定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或者把中央搬到廣州去。

約在五月底我到了廣州，見了陳獨秀，報告了上海的情形。陳獨秀說，上海無工作好做，廣州的工作很多，你就暫在廣州工作。

于是，我就住在新興馬路（城內大新公司旁邊）《新青年》雜志發行部，在《群報》（《群報》是受黨指導，陳公博任總編輯）任撰述，并派我在宣傳員養成所當學監（尚未到差）。

約在六月中旬，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說：接到李漢俊、張國燾等來館，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第三國際，赤色職工國際也派來代表參加，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去出席。陳獨秀因職務關系走不開，當時決定我同陳公博為廣州區的代表。行前陳獨秀同我說：大會后你還是回武漢工作，你在武漢工作比較有作用些。我接受了他的意見。

我到了上海，先住在漁陽里六號，后遷到法租界打鐵濱博文女校樓上，這是臨時租定招待各地代表的地方，租房子的名義是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

在開會時統計出席代表有七個地區，共十三個代表，計湖南毛澤東、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北京張國燾、劉仁靜，山東玉燼〔盡）美、鄧恩銘，上海李達、李漢俊，廣州包惠僧、陳公博，東京周佛海。還有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

開會的地址是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門牌號數記不清，可問李書誠夫婦）李漢俊家。

各地區代表分別報告了各地工作情況和政治環境后即進行討論黨綱和勞動運動的計劃，這兩個問題占了這次會議主要的部分，會議進行到第四天，馬林和李克諾斯基也參加了。

宣布開會不到半點鐘的時候，突然有個穿灰色竹布長褂的一個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樓來把門簾揭開，一只腳跨進門內，就進到了我們的會場說一句：“對不起我走錯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馬林很機警地問這是什么人？都說不認識。馬林說，“一定是包打聽，我們即刻解散。”在一分鐘內我們都從前門走了。

過了約在兩個鐘點的時候，我再回去看看。據漢俊說：“你們走了不過十多分鐘，陳公博還沒有走，有十幾個巡捕和包打聽來搜查了一番，并沒有搜去什么，他們問我們開什么會，我答應是北京大學的兒位教授談談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問題，并不是開會。好在他們都知道這是阿哥（李書誠）的公館，最后還說了幾句道歉的話走了。”

當夜我們到李達家里會談（在漁陽里二號，是陳獨秀的住宅，李達也住在此處）。大家的意見，明天的會，要改地方，即決定以游覽的姿態到嘉興南湖找一只大船，盡一日之辰來結束這個會。

次日早車我們都到了嘉興南湖，只有陳公博沒有去。李達的愛人王會悟（非同志）是嘉興南湖人，帶她去當向導。

此處風景甚好，游人并不多。我們雇了一只大船，并準備了酒菜，把船開到湖心，就開始開會，通過了黨綱和勞動運動的計劃，便進行選舉，選出三個中央委員即陳獨秀、張國燾、李達，兩個候補委員即李大釗、周佛海，并決定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李達任宣傳，陳獨秀未返滬以前，書記暫由周佛海代理。

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中，馬林和李克諾斯基只到過兩次會。 第一次馬林作了一個政治報告，時間比較長，李克諾斯基談了一點赤色職工國際的情況。馬林口若懸河，詞令甚好；李克諸斯基好像是個工人出身，說話很簡短，也沒有討論到黨與第三國際的關系問題。黨的經濟來源和開支情況由張國燾一手包辦，也沒有在大會上和委員會上作過報告，開支代表的旅費，也是由張國燾一意為之，也沒有人過問。這樣的做法，我們都不滿意，但也沒有明白說出來，除了開了會就各回原處的代表們以外，留在上海的周佛海、李漢俊，李達和我都有同樣的意見。

大會結束以后，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由張國煮任主任，這個組織并沒有經過大會討論過，出版一種勞動周刊，發行的對象是各工廠的工人，由張國燾、包晦生（我的化名）、李獲微、李啟漢負責編輯，這個刊物開支很大，收效不多，后來又加了董鋤平。許白昊也在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展開了紡織廠、香煙廠、各印刷工廠的工人組織活動，在閘北又袋角（譯音）辦了一個工人補習夜校，由我同李振瀛、李啟漢輪流去上課。

當時的工作情況比代表會議以前是有進步，可是我們的工作仍局限于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政治上的作用不大，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那是太不夠了。馬林對我們提出了意見：要我們把陳獨秀請到上海來，重新布置黨的工作。當時李達、周佛海等對馬林的意見很不高興，以為這是看他們不起，張國燾沒有表示意見。經過了一次會商，接受了馬林的意見，決定派我到廣州去請陳獨秀回上海。我即馬上動身坐海船到香港改乘火車到廣州，見了陳獨秀說明了上海各同志的意見。他即決定辭職赴滬。我們回到上海以后，陳獨秀同馬林會面，談了幾次，意見未得一致，因為陳獨秀是個最重感情的人，他聽了我們同志間先入之見，也以為馬林是看不起中國黨。

正在僵持當中，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干，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言次不同意接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他并準備介紹我到重慶師范學校去教書，他主張同志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

此時張太雷同志也到了上海，他經常奔走于馬林與陳獨秀之間。有一天下午（約在一九二一年九、十月之間），我到陳獨秀家想問問他同馬林再次會談的結果。一會兒楊明齋、柯慶施（他此時還是青年團團員）也來了。我們在他的樓下客廳里閑談，陳獨秀還在樓上，忽然有人打前門（經常是走后門），我們開門一看，來人說會陳獨秀，我們認得這幾個上海白相人打扮的人一定是包打聽。我們就說，陳獨秀不在家。他問我們為誰，我們答應是客人。獨秀聽著人聲嘈雜，知道出了事，下樓來想從后門出去，但是后門已有武裝巡捕把守，不準出門。他只好回到客堂同我們坐在一起。接著，進來了四，五個便衣偵探，七、八個武裝巡捕，問我們那個是陳獨秀？我們都說：陳獨秀不在家。我們一一報了假名（陳獨秀報的假名是高坦甫）。他們守著我們，隨即開來了兩部汽車，叫我們跟他們走。我們上了汽車，一會兒到了薛華立路法國總巡捕房，在候審室等了約兩個多鐘頭，并到技術室取了我們的指紋。邵力子、褚輔成（他兩人當天就釋放了）也都從陳獨秀家里押解來了。褚輔成同陳獨秀見面就說，我剛到你家就被押解來此。 于是，陳獨秀就不得不承認是陳獨秀。

這一次被捕的有陳獨秀及他的夫人高君曼、楊明齋、柯慶施及我。我們坐了四天洋牢，經過了保釋，打了官司，罪名是《新青年》有過激言論，罰了款，這一段公案算是完了。

過了兩天，陳獨秀來找我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后黨不開支經費，只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后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從他的這一段話，我了解他出監以后同馬林會商，意見已經一致了，他也不堅持他的反對職業革命論了。

當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設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個弄堂里，租了兩處房子（詳細地址記不清了），李啟漢、李振瀛住在里面，張國燾和我是另外在外面租的房子。我住在公共租界馬霍路馬德里三號樓上，算是《勞動周刊》的通訊處，收件人是鮑一德，也是我在當時的化名。

不久設了三個支部，即北京支部是羅章龍負責，廣州支部是譚平山負責，長江支部在武漢是我負責，后來在長沙設了一個支部是毛澤東同志負責。

陳獨秀回到上海，馬林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就是聯合國民黨，發動我們的政治斗爭問題。當時，共產黨的分子都是一些不滿現狀純潔天真的青年，都把國民黨看成是墮落腐化的集團，把孫中山呼為“孫大炮”，如果這個問題提到黨中作民主討論，是很難通過的。因此，最初沒有提出討論過，只是在馬林與陳獨秀的默契之下，由馬林去找孫中山商談。

約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我在武昌接著張太雷從蕪湖發來的電報，要我某日到恰和碼頭接船。屆時，我去接船，接著了，是張太雷和馬林。他們說：在漢口不耽擱，馬上到粵漢路買火車票南下。因為坐海船到廣州，必須經過香港，怕英國鬼子找麻煩（據說馬林曾在香港被驅逐出境過），所以從粵漢路走較方便（其實粵漢路此時還沒有全通車，此行到湖南萍石，再改乘轎子到韶關，再在韶關乘粵漢路火車到廣州，走起來并不方便）。 我們便叫了一只小船過江到徐家棚車站，買了票送他們上了車。這就是馬林第一次訪孫中山于廣州、（馬林到廣州后，未見到孫中山，后又轉赴桂林，會見了孫中山一一編者注）即是中蘇友好的開端，也就是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開始。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中間，張國燾作風不正，公私不分，是很顯然的，我和李達，李漢俊，周佛海等對他都不滿意。 接著，張國燾即以北大同學為基礎搞了一個黨內的小組織，主要的分子是羅章龍、高君宇、劉仁靜、鄧中夏等。這個組織在北京、上海發展得很快，武漢也很厲害。當時李漢俊、李達被開除黨籍，我被排擠，多半是小組織的作用。

張國燾當時是組織部長兼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又有北大同學的班底，他在黨內專橫跋扈是很露骨的，他對陳獨秀表面很恭敬順從，心里是另外一套，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時，他曾用共產黨的名義印發宣言，暴露陳獨秀的身份，這個宣言并沒有經過中央委員會通過。陳獨秀在法國巡捕房的案子并沒有了結，這個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從洋牢里出來看見這個宣言，雖然是把陳獨秀恭維了一番，可是把陳獨秀的一切革命的關系都暴露了，使反動統治階級便于提防他，壓制他，使他動彈不得。我看了之后，問張國燾為什么要發這個宣言？他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宣傳，很必要。當時別人對這個宣言如何看法？我因為不久就離開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這是張國燾對陳獨秀不利的一種陰謀詭計。

一九二一年初冬，我奉派回武漢主持黨務。經過半年的時間，黨團都有相當的發展，各種工會都組織起來了。漢口人力車夫工會是在人力車夫總罷工之后組織起來的，由施洋負責。徐家棚的粵漢鐵路工人子弟學校和工人俱樂部由李書渠負責。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江岸總部及鄭州以南各站都有組織，由項英負責。其他如揚子鐵廠，漢陽兵工廠都有秘密小組，工作方面順利。

當時武漢機關部在武昌黃土坡二十五號樓上，住在機關內的有陳潭秋、陳蔭林、劉子通、黃負生夫婦及我。《武漢星期評論》的編輯部就在此處，是劉子通、黃負生負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婦女讀書會，亦附設在內，活動和范圍是武高、一師、一女師和武漢中學。

約在一九二二年春，長沙勞工負責人黃愛、龐人銓被趙恒惕槍斃了，我黨聲援黃龐慘案，曾在長沙發動罷課示威活動，這一運動是毛澤東同志直接指揮的。趙恒惕下令緝捕，毛澤東同志曾避居武昌，即住在黃土坡我們的機關內部，我們住在一起約十余日，我同毛主席從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后，也常有接觸，要算這一次接觸的時間最長，談話的時間較多，我對他的印象也最深。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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