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裝劇武將陣前交鋒的情節，在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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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河散人

編輯：莉莉絲

以前讀三國演義，最吸引人的莫過于武將間的打斗場景，以至于“誰敢與我大戰三百回合”成為一段時期內的口頭禪。同時，小說中那種以斗將決成敗的戰爭模式也構成了我對古代戰爭的基本認識。

長大后，自然知道錯得離譜，將領的勇武雖有用，但并不起重大作用，名將如韓信、衛青、霍去病等人也并不以蓋世武功著稱。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小說中陣前的武將交鋒純屬虛構，若是從鼓舞士氣的角度來看，則其歷史原型或可追溯至先秦時期的致師。

致師的起源不可考，但商周時期便已存在則毋庸置疑，《周禮·夏官》 上記載有“環人”一職，其首要工作便是“掌致師”。

《三國演義》里的戰前挑戰_圖

何謂致師？東漢的鄭玄注解說，“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根據這一理解，致師是鼓舞士氣，展示必戰之心的一種手段。

具體如何做呢？《左傳·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戰對此有著較為清晰的描述。

公元前597年，為了稱霸中原，楚國北上攻打鄭國，老牌霸主晉國隨后前來救援，晉、楚大戰眼看一觸即發。不過，雙方都沒有必勝的信心，因此決定議和。可就在約定的結盟之日前，楚國卻單方面搞了個小動作，派出單乘戰車向晉軍致師。

自商以來迄至春秋，車戰是主要的作戰方式，乘是此時軍隊組織的基本單位，包括戰車之上的三名甲士、緊隨車后的一定數量的步卒，以及相應的后勤車輛與人員。車上的三名甲士，以坐在左邊的車左為首，善射箭；車右的武器是戈、矛一類的長兵器，主近戰，同時為戰車掃除障礙；居中的是駕馭戰馬的御者。

發生戰爭時，戰車沖鋒撕裂敵人陣型后，步卒緊隨其后進行廝殺，但致師時，只有車上的三名甲士而無步卒參與，因為這并非正式交戰，其目的不在于殺敵，而在于展示勇猛、鼓舞士氣。

邲之戰，晉、楚爭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較量_圖

在邲之戰中，參與致師的三人分別為，車左 樂伯，車右攝叔，御者許伯。在工作開展之前，三人對如何致師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許伯說：“我聽說單車挑戰，駕車人疾馳而使旌旗斜倒，迫近敵營，然后回來。”

樂伯說：“我聽說單車挑戰，車左用利箭射敵，代替御者執掌馬韁，駕車人下車，整齊馬匹，整理好馬脖子上的皮帶，然后回來。”

攝叔說：“我聽說單車挑戰，車右進入敵營，殺死敵人割取左耳、抓住俘虜，然后回來。”

三個人基于自身職務講述了各自的致師目標，累加起來便讓我們對致師有了較為充分的了解：

御者要將馬車趕得飛快，以便使車上的旌旗就像傾倒一般；車左以利箭射敵，并在抵達敵營后臨時代替車夫操控韁繩，車夫則跳下戰車，悠哉哉地把馬匹整飭一番。另一面，作為車右的勇士則迅速沖進敵營，殺死敵軍并割下左耳，或生擒俘虜。完成任務后，三人迅速駕車離去。

顯而易見，致師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舉動，因為不但要在深入敵營后全身而退，還要取得象征性的勝利成果——敵人的左耳或活生生的俘虜，故而成功幾率并不高，但一旦致師成功，便會對敵軍士氣進行較大的打擊，從而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獲取先機。

春秋戰國的戰爭圖_圖

在上述的邲之戰中，楚國許伯三人的單車致師取得了成功，這自然引起晉軍的激憤，他們也來了個致師行為，不過卻以失敗告終。

這一勝一敗，不僅讓晉軍士氣低落，還激化了將帥之間的矛盾，而正由于晉軍內部的分裂，讓楚國有機可乘，以極小的代價獲取了戰爭的勝利，從而奠定了其取代晉國成為新霸主的基石。

不過，致師的行為卻在戰國以后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以至于到了東漢時期，大學者鄭玄已需要為致師二字做注解了。為什么會這樣呢？

根源在于戰爭形態變了。

春秋之時，戰爭的規模一般不大，以晉、楚兩個超級大國間爭霸的城濮之戰為例，晉國出動的兵力不過才五萬來人，而這已經算是春秋時期頂級的大戰了。戰爭的形式也比較單一，以陣地戰為主，排兵布陣也較為簡單；此外，戰爭的持續時間較短，一旦交戰通常當天即可結束。

正因為有以上特點，士兵臨場的心理狀態對一場戰役的勝負起到很大作用，曹劌論戰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長勺（shuo）之戰，發生齊國與魯國之間的一場戰役_圖

在公元前684年，齊魯發生長勺之戰。一開始，齊軍兩次擊鼓進軍，魯國的軍隊卻在曹劌的要求下一味防守而不出戰。齊軍認為魯軍怯懦不敢戰，于是第三次擊鼓進攻。而這次，曹劌認為可以迎敵了，于是魯莊公擊鼓出軍，果然一下打得齊軍大敗。

事后，曹劌總結勝利的經驗，認為勝敗的關鍵在于雙方士氣的強弱變化，“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而如之前所言，致師的目的正是為了鼓舞士氣，打擊對方，因此，致師與這一時期的戰爭形態相吻合。

古代大規模的戰爭_圖

然而，戰國以后，戰爭的規模動輒幾十萬，不僅常在依山傍水的復雜地形中展開，也越來越講究排兵布陣與戰術技巧，戰爭的時間也由短平快變為持久戰。

這種情形下，戰爭的勝負更多地取決于交戰雙方國力的強弱與主帥統兵能力的優劣，并進而軍事的職業化以及名將的誕生。與之相對，臨戰的士氣對勝負的影響力則持續下降，且無論是哀兵必勝還是正義之師等這些春秋以前倍加強調的戰爭影響因素，已逐漸退居二線甚至無關大局。

顯然，致師所能起到的鼓舞士氣的作用已經喪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隨著射程更遠的弩在戰場上的廣泛應用，致師也喪失了可能性——致師者通常只能做無謂的犧牲。于是乎，致師的消亡便成了大勢所趨。

參考資料：《左傳·宣公十二年》《周禮·夏官》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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