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夜話｜我和近兩千年前的張仲景，面對的是同一難題

小編暖心提醒，音樂相伴更有感覺~

顧楊 李莉

我國航天事業奠基人錢學森教授的《論人體科學與現代科技》是一部厚重的文集，其中的170余篇論文、演講、報告，橫跨近20年，構筑起“人體科學”這一交叉學科的完整框架。作為一名接受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初讀這本書時，我帶著職業性的審慎——那些關于氣功、特異功能的論述，與我所熟悉的分子機制、循證證據之間，似乎隔著一條難以跨越的河流。直到讀到這句話：“中醫所謂的辨證施治，這個‘證’就是功能狀態。”我忽然意識到，這條河流或許沒有想象中那么難以跨越。

用現代醫學解釋望聞問切

現代醫學的演進，本身就是不斷逼近“個體”的歷史。為什么同樣的疾病在不同人身上表現迥異？腫瘤學已給出清晰的回答——因為疾病亞型的差異。比如，乳腺癌不再是一個單一疾病，而是根據ER、PR、HER2等分子標志物劃分的若干亞型，每種亞型對應不同的治療策略。非小細胞肺癌的靶向治療，更是建立在EGFR、ALK等驅動基因突變譜系之上。這就是現代醫學的辨證——只不過中醫使用的望聞問切，換成了免疫組化、基因測序和蛋白質譜。

從這個視角出發，錢老的洞見便有了另一種解讀。他在書中將人體定義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進一步解析為“形—氣—神”三個層次。用現代醫學理論解釋，便是物質能量系統、信息控制系統、心理精神系統。他提到，人的自衛行動，如應激反應、免疫反應等，是通過自衛排除干擾形成各種功能狀態。用免疫學概念翻譯過來便是，免疫系統正是人體應對干擾的核心調控網絡，每一次激活與抑制都在重塑人體的功能狀態。

從治“人的病”轉向治“病的人”

錢老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與精準醫學的臨床決策路徑驚人地相似。我們通過問診、查體形成初步定性判斷，再借助實驗室檢查、影像學、多組學數據精確定量，最終形成個體化的診斷指導臨床治療。不同的是，錢老三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終極方向——不是在分子層面將人拆解，而是在理解各層次機制的基礎上重建對人的整體認知。這恰恰是當前免疫調控研究的前沿命題。

以膿毒癥為例，作為急診科醫生，這是我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的“勁敵”。它的棘手之處在于免疫反應并非簡單的“不足”或“過激”——病程早期可能是炎癥風暴，后期則可能陷入深度免疫抑制。同一患者在不同疾病階段很可能處于截然相反的免疫狀態，治療策略因此而迥異。任何固化方案都難以奏效，真正決定預后的是對患者免疫狀態的精準識別與適時干預。中醫扶正祛邪的理念此時顯示出獨特啟發性，它不尋求簡單壓制或增強免疫，而是著眼于恢復機體自身調控能力，讓系統找回動態平衡點。近年來，免疫態概念的提出、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的研究、膿毒癥免疫表型的分子分型探索，都在指向同一方向——從治“人的病”轉向治“病的人”，從單一靶點走向系統調控。

這讓我重新思考錢老那句論斷：“醫學的前途是中醫現代化。將來的醫學一定是集中醫、西醫于一爐的新醫學。”過去我可能視之為文化立場，現在意識到，它事實上是科學判斷。當現代醫學從“簡單性系統”走向“復雜巨系統”認知框架時，中醫數千年積累的對“證”，即人體功能狀態的觀察經驗，將成為構建新醫學范式的關鍵資源。

中醫與現代醫學是同一條河的兩岸

融合之路絕非坦途。中醫“證”的語言，即陰陽、表里、寒熱、虛實，與現代醫學分子語言之間存在轉譯鴻溝。但“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恰恰為此提供了方法論框架。當我們能用多組學數據刻畫“氣虛證”的免疫圖譜，用代謝組學解析“濕熱證”的微環境特征，用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闡釋“肝郁氣滯”的調控機制，“證”便不再模糊，而是一種可被現代科學語言描述的功能狀態算法。

回到臨床，每一次面對膿毒癥患者，在抗感染、液體復蘇、免疫調節之間權衡，我其實都在不自覺地“辨證”——判斷他的免疫系統處于炎癥風暴期還是免疫抑制期。只不過話語體系是降鈣素原、淋巴細胞計數、HLA-DR，而非“衛氣營血”。盡管話語體系不同，但問題本質未曾改變，我和近兩千年前的張仲景，面對的其實是同一難題——如何在復雜系統中找到隨病情演變的平衡點。

錢老在書中為這難題提供了思考方式：人體是開放復雜巨系統，調控需要綜合集成法，需要整體論與還原論的辯證統一。對于急診一線的西醫而言，這本書的價值不在具體結論，而在打開的那扇門——一扇通向新醫學認識論的門。門的另一側，中醫的整體視角與現代分析工具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選項，而是同一條河的兩岸，共同托舉起正在到來的新醫學范式。這大概是我從書中獲得的最大啟示，辨證施治與疾病亞型識別，共享同一種認知邏輯——在個體差異中尋找規律，在復雜系統中建立秩序。它們只是兩種語言，描述著同一座山的不同側面。而醫者的使命，從來都是爬上去，看清楚這座大山真正的樣子。

文：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顧楊 李莉

編輯：張浦楊（實習） 魏婉笛 秦明睿

校對：于洋

審核： 李明炫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