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字是好字，人是廢人！

1908年，交通銀行籌備開業，請了寓居上海的福建人鄭孝胥題寫行名。那四個字，結體峭拔，骨力堅蒼，直到今天還高高懸在各地的營業廳前，每日被數以萬計的人看進眼里。

很少人知道，寫下這四個字的那雙手，在二十多年后的某個深夜，顫巍巍地在“日滿議定書”上簽了名，把整個東北的主權礦產，出賣給了日本人。

字是好字，人是廢人，這大概是近代文化史上最刺目的一個對照。

在討論鄭孝胥的失節之前，必須先把他的字講清楚，不然就無法理解后來的那種割裂之深。

鄭孝胥的書法不是尋常的好，是被行家放在整個清代碑學潮流中，看成可以“矯正時弊”的存在。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里，把鄭孝胥和趙之謙、陶心云、李梅庵放在一處論，他說：“可以矯正趙之謙的飄泛，陶心云的板滯，李梅庵的顫筆的弊病……他的筆力很堅挺，有一種清剛之氣。” 沙孟海是出了名的嚴苛，對鄭孝胥的品節更是不齒，但論到字，還是給了這樣一句斷語。

鄭孝胥的書法，的確形成了獨具面目的“鄭派”。他早年打下極深的帖學底子，于歐陽詢、蘇軾用功最勤，尤其歐體的緊峭、蘇體的腴潤，被他融合得沒了痕跡；中年以后，又大量吸收六朝碑版的方勁，特別受到張裕釗的影響，字勢往右上聳起，體態拉長，撇捺之間帶著一種孤峭的張力。他自己論書說：“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 這個見解上接宋人，下啟他用筆結字的一種精嚴法度。在上海做遺老賣字那十幾年，他的潤格高得驚人，一副對聯要價數十大洋，依然供不應求。當時上海灘有身份的人家，廳堂里能掛一副鄭海藏的屏條，是件體面事。

除了交通銀行，當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店招、天津中原公司的匾額，也都出于他的手筆。他手寫的《千字文》印本，一度成為習字者案頭常見的范本。

如果歷史到此為止，鄭孝胥會以一代書家的身份，穩穩站在藝術史里。

然而歷史沒有停在那里。

鄭孝胥的墮落，從一開始就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積極、充滿算計的，這是他最丑陋的地方。

辛亥革命后，他盤居上海海藏樓，自居遺老，寫詩寫字，看起來清高，實際上那股子不甘寂寞的火焰，在詩酒筆墨底下越燒越旺。

他不斷寫詩明志，“義士忠臣吾老矣”之類的句子掛在嘴邊，骨子里卻急切等待著能讓他施展“管仲之才”的機會。等到溥儀被逐出故宮，潛居天津，鄭孝胥立刻就湊了上去，成為小朝廷里繼陳寶琛之后最活躍的角色。

陳寶琛與鄭孝胥同為帝師，很快看出了此人深藏的危殆。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記下了陳寶琛的話：“鄭蘇戡這個人，才具是有，但他心術不正，好談兵事，喜弄權謀，我總怕他把皇上引上邪路。”

陳寶琛甚至更直白地說過“鄭孝胥之才，足以誤國”。

一個老成謀國的宿儒，對同僚用上了“心術不正”四個字，而且最終完全應驗，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對人品本質的洞察。

九一八事變之后，鄭孝胥的表演進入高潮。

他不是被日本人威逼利誘才勉強下水，而是主動把歷史大變動看成了自己“乘時而起”的天賜良機。

他在日記里為投敵行為自我開解：“彼軍攻陷各地，皆取之黨人，我乘時謀恢復，有何不可？” 把日本關東軍血淋淋的侵略，輕描淡寫成對“黨人”的打擊，而把自己謀劃偽政權，打扮成謀“恢復”大清的義舉。

這種偷換概念的自欺欺人，透著一股冷酷的市儈氣。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他出任總理大臣，所干的頭等大事，就是代溥儀簽署那紙把一切命脈交出去的“日滿議定書”，隨后又陸續簽署了礦業權協定等一連串賣國文書，把東北的礦山、鐵路、港口拱手捧給日本軍部。

在長春，他極力鼓吹“王道樂土”，這位當年在詩中反復標榜氣節的遺老，竟用他那一手清剛的好字，到處題寫“親仁善鄰”“日滿一心”等媚敵口號。瞿秋白以魯迅筆名發表的那篇著名的《王道詩話》，就活畫過這位“忙著王道”的鄭總理，用語極盡嘲諷，把他那套理論批得體無完膚。

說鄭孝胥的氣節丑陋，就在于他的背叛不是一時糊涂，而是一種頭腦清醒、步步為營的投機。他明明熟讀經史，知道什么是“春秋大義”，卻偏要用一套“借外力復故國”的話術把自己的行為說成忍辱負重的伊尹、管仲。

可惜歷史沒有給他留這個臉。

關東軍很快就發現這個老頭子并不像預想中那么聽話。鄭孝胥做上總理后，居然異想天開地跟日本人談“國際共管滿洲”的方案，企圖引入列強勢力來稍稍平衡日本的獨占，這立刻觸到了關東軍的逆鱗。

1935年，他就被毫不客氣地踹出總理府，軟禁在長春的寓所里，晚景冷落到極點，他自己在日記里寫：“余患頭痛體燒，老景頹唐，唯以作字消遣。”

歷史給了他一個極度凄涼的結局：他最看重的“事功”，變成了一場徹底的笑話；他賴以為生、賴以成名的那支筆，最后只是他失勢后消磨殘年的工具。1938年春，他在不明不白中暴斃，外界流傳著被日本醫生毒殺的猜測，至今沒有定論。

才華與氣節的這種慘烈割裂，在鄭孝胥身上幾乎達到了極致。

這種割裂，告訴我們：才華是皮相，氣節才是風骨。失掉了風骨，皮相越是耀眼，反差就越是刺目，其墜落就越是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