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馬林赴華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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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出席了黨的“一大”；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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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馬林

馬林（原名：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荷蘭語：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年~1942年4月），出生于荷蘭鹿特丹。

馬林是荷蘭共產主義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1902年，馬林加入荷蘭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前往荷蘭殖民地爪哇進行革命活動，建立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lián)盟。1920年，以“馬林”之名參加了共產國際二大，并當選為共產國際執(zhí)委。列寧對他印象深刻，親自委派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到中國協(xié)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并出席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后遵循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并依據(jù)他在印尼取得的成功經驗，促成了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

1923年10月，馬林回到莫斯科，被派往海參崴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同年內再次訪問中國。1924年初，馬林被調回到莫斯科。同年4月，因與東方部在工作中產生意見分歧，辭職返回荷蘭，擔任荷蘭共產黨領導工作。二戰(zhàn)爆發(fā)后，荷蘭淪陷后，馬林又奮不顧身地投入地下斗爭，秘密編輯發(fā)行《斯巴達克》報，號召人民反抗德軍占領。

1942年4月，馬林不幸被逮捕。行刑前，他與七名戰(zhàn)友高唱《國際歌》，慷慨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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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黨史權威排列）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xiàn)興業(yè)路76號）和浙江嘉興召開。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廣州的陳公博，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會議，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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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赴華回憶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

譯者按：馬林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共產國際代表。他是荷蘭人，原名亨克?斯尼佛力。早年曾參加荷蘭的工會活動。一九一三年去印尼搞工人運動和建黨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驅逐出境。一九二〇年代表印地社會民主工黨和泛回教聯(lián)盟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四月被派來華，一九二三年十月調回，在中國的時間共兩年半。馬林后來被共產國際開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由于參加荷蘭的抵抗運動，被德國法西斯逮捕。他大約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死于集中營。 這篇赴華回憶，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國論壇》主編、《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的作者伊羅生在阿姆斯特丹訪問他時所作的談話記錄。全文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發(fā)表在倫敦《中國季利》第四十五號上。

我被派往中國是參加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結果。我代表爪哇的黨參加了這次大會。一九一九年，我被逐出爪哇。一九二〇年初，被邀從荷蘭去參加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我被指定參加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列寧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里面也有羅易。我當書記。我們依據(jù)列寧和羅易的兩組提綱進行工作。

那時，雖有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局在進行聯(lián)系遠東的工作，但是莫斯科需要一個共產國際的直接代表駐在中國。 我是一九二〇年八月被委派的。在為共產國際在意大利和維也納做了一些工作并再訪莫斯科之后，我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啟程赴華。

沒有給我什么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前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全球代表大會的討論和提綱。之所以沒有專門指示是由于沒有什么專門指示可給的，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也許有一點關于中國發(fā)生的事情的情報。伊爾庫茨克局清一色是俄國人。它和非正式的北京俄國使團有接觸。中國政府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在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他們認為孫中山是不管用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唯一是同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獨一無二地只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所支配。這是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間的情況。

我一開頭只能從上海著手。那時，在北京有俄國使團的一些代表，有一些同北京大學某些小組織有接觸的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等等。在上海不得不從了解中國的情況入手。 這使我同駐在那里的國民黨總部發(fā)生接觸。孫中山同陳炯明在廣東。陳炯明的想法是把民族主義運動局限于廣東一省，他是發(fā)展一個省內的民族主義這種思想的。中國式的斯大林——孫中山則采取全國觀點。他要求攻擊北方腐敗的軍閥、政客和外交官。想要組織北伐的孫中山的主要敵人是吳佩孚，孫認為他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北京主持政府的吳的傀儡是曹錕。張作霖也是吳佩孚的敵人，他和孫中山之間有著友好的關系。孫中山批評赤塔政府把張作霖僅僅看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在赤塔的俄國人認為純粹是日本的工具的張作霖，在孫看來他實際上在想盡辦法反對日本人：如修筑鐵路、建設港口與日競爭等等。孫中山在沈陽派有一個常駐私人代表，在很長時期內是汪精衛(wèi)處理這些關系。

孫中山正在廣東準備北伐。他身邊是國民黨的最重要人物：汪精衛(wèi)、胡漢民、廖伸愷、蔣介石等等。在上海，我會見了孫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張繼。他是中國第一屆國會的議員，作為孫中山的人，他曾在國會內反對向外國借款。同我迄今遇到的任何人相比，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具有更多的西方觀點。這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情況。

與此同時，我和在北京的俄國代表以伊爾庫茨克局建立了聯(lián)系，從該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于中國共產黨人的情報。 從那里，了解到他們和工人階級的聯(lián)系極其微弱。他們有那么幾個個別的人，但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做得不多。

與張繼聯(lián)系的結果是國民黨邀請我去訪問孫中山，他那時正致力于控制廣西和組織北伐。我和共產黨員張?zhí)捉浐先V西會見孫中山。在湖南省會長沙，我曾和被認為對國民黨友好的省長以及他的顧問們接觸。當我聽說長沙有一個與工人階級分子（紡織工人）有聯(lián)系的組織時，我就同他們接觸，并花了一個晚上給他們講階級斗爭、俄國革命以及他們有必要幫助建立工會。

然后我續(xù)赴廣西，孫中山正在那兒組織他的部隊進軍漢口。我在他的總部同孫中山一起度了兩周。我在那兒向他的軍官作了關于俄國革命的報告。我同孫討論了群眾運動和在工人中進行宣傳的必要等等。我對他講了爪哇民族主義性質的群眾組織——泛回教聯(lián)盟的發(fā)展。他則向我講述了國民黨的策略、它的歷史、袁世凱時期在海外的非法活動、同太平洋各國華僑的關系以及他們對國民黨的幫助。他還利用這次機會同張?zhí)组L時間地討論了需要青年更加積極地參加民族主義運動。就是在這一次，他宣稱馬克思主義里面沒有什么新東西，中國經典早在兩千年以前就都說過了。為了給你一個關于孫的神秘性格的觀念，我可以舉出他就他怎樣發(fā)展一個有前途的青年軍官加入國民黨對我所作的說明為例：“一共八天，每天八小時，我向他解釋我是中國從孔夫子到現(xiàn)在為止的偉大的中國改革家的嫡傳。如果在我生前不發(fā)生偉犬變化，中國將再等六百年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孫中山比甘地更有戰(zhàn)斗性，但他純粹地是沿著搞軍事陰謀的路線打主意。

一九二二年初，正當香港海員剛剛宣布大罷工的時候，我繼續(xù)前往廣東。罷工的領導權掌握在國民黨手中。國民黨的領袖們支持罷工。擁護民族主義的現(xiàn)代式的群眾運動已經開始。一個海員工人的組織已經存在了好幾年，并已成為孫中山與海外華僑的環(huán)節(jié)之一。

在同一時期，共產黨領導人從他們的中心北京開始把京漢鐵路工人組織起來并取得了驚人的成果。陳獨秀在北京的組織和漢口的鐵路工人總部之間有密切的聯(lián)系。

我回到上海，發(fā)現(xiàn)在我離開以后這三個多月內，共產黨人已經和上海的工廠工人建立了更廣泛的聯(lián)系。這時，我們安排在杭州西湖召開一次會議。這是一九二二年初，主要參加者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我記得還有瞿秋白，另外還有一個多半是湖南人的學生，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

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中國黨和工人運動的活動的前景。 我在會上堅持了這樣一些觀點：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傾向吳佩導的方針是完全錯誤的；海員工人這次強有力的罷工和國民黨的領導證明民族主義運動和工人階級組織之間的聯(lián)系已經建立；到那時為止，工人階級活動最強大的顯示是香港罷工，國民黨領導方面對于與民族主義運動相聯(lián)結的群眾運動的重要性不理解，這是作為中國反帝力量的民族主義運動發(fā)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國民黨松懈的組織形式使在黨內提倡群眾運動的思想十分容易；因此應當同國民黨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的人應該利用左翼（廖仲愷）去改變國民黨的策略；他們應該加入國民黨，但應該保持自己的組織和報紙，他們并應該繼續(xù)在工人當中建立自己的活動和組織中心。

我在提出這些意見時，哪時哪刻也不存在什么來自莫斯科的什么具體專門指示的問題。我并沒有帶著指示離莫斯科。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運動即泛回教聯(lián)盟的經驗為依據(jù)。 泛回教聯(lián)盟是爪哇最早的群眾組織形式。它創(chuàng)立于一九—一年，具有經濟、社會和宗教混合一起的性質。它鋒芒所向是反對歐洲人糖廠老板對爪哇人的剝削。這個群眾組織有一個左翼（集中在三寶垅）一個接受印地社會民主同盟的宣傳的分部。我曾協(xié)助組成這個同盟并規(guī)劃了它沿著階級斗爭路線開展自己的宣傳。這種宣傳在泛回教聯(lián)盟內部得到強烈支持，特別是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zhàn)爭年代。結果就是在一九一八年的代表大會宣布的原則。接受了反對“罪惡的資本主義”而斗爭的思想。與泛回教聯(lián)盟的左翼保持的聯(lián)系開創(chuàng)了組織由我們自己人領導的工會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鐵路工會。純粹民族主義分子則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宣傳的日益增大的影響，他們效法正在發(fā)展中的工聯(lián)主義，創(chuàng)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泛回教聯(lián)盟松懈的組織形式，導致我們社會民主印度尼西亞人、爪哇人、馬來人的影響迅速增長。這影響如此之大，甚至在軍隊中也建立了聯(lián)合會，而這還是在戰(zhàn)時。

從這里，你可以了解，在中國努力同國民黨建立這種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在爪哇的成功經驗為依據(jù)的。保持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是這條路線的邏輯結論。在爪哇，這一點已經實現(xiàn)。對中國來說，更有必要強調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獨立，因為在中國已經興起了一個民族資產階級，而在爪哇都沒有。自始就預料到，我們的人去參加，國民黨的領導將帶著猜忌予以歡迎。也已經造成這樣的可能性：他們的人將沒法把我們的人收買過去，把他們變成國民黨自己的政策的工具。當我們采取在這一類群眾組織中進行工作的策略時，這種風險總是有的。

杭州會議上大多數(shù)人接受了這些看法。有一兩個反對者，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反對最力的是張國燾。這些反對者的論據(jù)，圍繞著國民黨的價值問題，它變成群眾運動的可能性，來自國民黨領袖的可以預料的反對的問題等等。陳獨秀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觀點。沒有一條要求作補充說明的明確的反對意見。

（問到他關于這次會議的敘述與陳獨秀的有出入時，馬林回答說：）

如果陳獨秀的敘述是真實的，那么，第一，在杭州會議后一個時期，這問題曾經有許多機會可以在莫斯科討論。中國同志也可能與越飛一起提出這個問題，他是在同年稍后來華的。事實上并沒有發(fā)生這種周章。第二，這兒不會有什么“服從紀律”的問題。我一向深惡痛絕這類措施。何況，我并沒有從共產國際得到專門指示。我手上沒有任何文件。

我認為這是可以奉行的唯一策略。一切我們的同志保持他們的獨立和他們的報紙為轉移。我認為，這條途徑不僅以爪哇的經驗為依據(jù)，而且完全符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討論和大會所通過的殖民地問題提綱。

而且香港海員大罷工證明，國民黨與工人階級組織之間有著真實的聯(lián)系，同它發(fā)生聯(lián)系是可取的。南方工人組織正在發(fā)展成為民族主義運動一個組成部分的形勢，同上海和北方當時還只有少數(shù)工人的俱樂部，有著巨大的差別。這就使得加入國民黨更有必要。因此，有三個因素促成了這個決定： 爪哇的經驗；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提綱；以及南方無產階級組織在民族主義路線上所處的有利地位。其中所包含風險并不大。國民黨的組織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推行我們的思想和開展革命的反帝群眾運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孫中山（在一九二二年）被陳炯明逐出廣東以后，我和他在上海會談過好幾次。他邀請我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發(fā)表我對群眾運動的看法。他變得更能虛心納諫了。我建議不要用軍事行動收復廣東。我促請他使上海成為一個在全國各城市工人和農民中間積極進行宣傳的中心。被國民黨領袖們以分歧的看法對待這個意見。右派拒絕這種形式的活動，它希望不要群眾運動而實現(xiàn)它的民族主義目標。但是以廖仲愷為首的左派則贊成這個意見。孫中山自己由于他在廣東的失敗則被導向沿著現(xiàn)代群眾運動的路線，其次是借重俄國的援助，來考慮問題了。

這時，我途經馬賽回莫斯科，抵達時（約一九二二年九月），那兒正是在作出派越飛來華的決定的時刻。我向共產國際，特別是向被認為是中國問題專家的拉狄克報告了我的工作。在我和他談當中，產生了我應該陪越飛赴華的想法，并被接受了。這就意味著我只能在莫斯科逗留兩周。在這期間我在《共產國際》上寫了一篇論中國革命運動的論文（馬林：《中國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共產國際》第22號，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在與拉狄克的談話中，我清楚地看出他們對那里的軍事問題比對宣傳更感興趣，這時，我心中已經在懷疑有兩條路線、兩個重力中心（正在形成）——俄國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 無論如何，我的報告在粉碎依賴吳佩孚的赤塔方針方面取得了成功。這種想法徹底告終了。我沒有向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提出正式報告，卻很快隨著越飛啟程。越飛也贊成與國民黨保持友好關系，嗣后一個時期內，我和他配合得十分密切。 到中國后，越飛往北京，我去上海。從此以后，我們之間開始了關于形勢發(fā)展的頻繁而生動的通信。越飛的意見是：我們必須幫助工人階級組織與國民黨建立密切關系，但絕對談不上解散共產黨或它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刊和《前鋒》月刊。

一九二三年初，我被派往沈陽見張作霖，和他談鐵路問題（即中東路問題。—譯者）。（我真不理解，一個革命先鋒戰(zhàn)士混進這種關系和這種勾當里時，該怎么辦？）（ 括號中的話，似不是馬林原話，而是記錄者伊羅生加上去的。——譯者）回北京以后，我天天和陳獨秀接觸。 這正是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二七”運動）時期。漢口工人中心的活動迅速發(fā)展。我們正確的看到，一九二二年香港工運的一個直接后果正在漢口沸騰。這次運動的事實眾所周知，我用不著在這里重述。你會記得，京漢路工人的失敗意味著漢口工人運動在其后一個長時期內被鎮(zhèn)壓了下去。隨著“二七”屠殺以后漢口中心的被摧毀，北京頒發(fā)了對馬林和陳獨秀的通緝令。我們在鄭州屠殺后不久前往上海。

我在中國一直呆到一九二三年十月。在這期間最重要的發(fā)展是越飛與孫中山建立了關系。孫當時已回到廣州，有了不斷遭到陳炯明攻打的一個新的政府和國民黨總部。我在上海停了很短一段時間以后就去廣州，在那里，我以和越飛的通信為依據(jù)，每周和孫中山晤談三、四次。一九二三年五一節(jié)，我在廣州一次公開大會上作了演講。那個時候，我們的黨員已經在廣州、漢口、北京和上海開展工作。在北方沒有發(fā)生多少作為杭州會議決議結果的變化，因為國民黨在這些地區(qū)沒多大影響。在吳佩孚所統(tǒng)治的整個長江流域它是非法的。在上海的，只有少數(shù)領導人，而不是一個黨。只有在廣州，它才真正存在，而我們的人，如陳獨秀，則在工人組織中工作，出版小冊子和報紙，等等。

孫中山直到臨死，從來沒有真正熱衷于群眾運動的思想。 他接受它，但并不真心關注。到一九二三年，他就漠不關心了，他只關心軍事問題。但是廣州是我們唯一能夠進行工作——共產黨的工作的地方。海員工人提供了工作的基礎，并且有機會將民族主義工會改變?yōu)樯鐣髁x的、革命的工會。 這有可能成為我們的出發(fā)點。

在我知道越飛將離華而加拉罕和鮑羅庭已在來華途中以前，先后向我提供了充當駐廣州領事和Rasta 通訊社記者的職業(yè)，我都拒絕了。后來，我知道正在進行的上述人事變動時，我就離開了。我在鮑羅庭來華途中，在哈爾濱遇見他。工作轉上了新的航向。以后的發(fā)展是清楚的。盡管享有發(fā)展真正的群眾運動和真正的群眾組織的機會，共產黨人都變成了國民黨領袖的工具。既然成了工具，就讓他們放手去鑄造后來只對蔣介石一個人有用的武器。

在中國所采取的準備步驟本來可以證明大大有利于工人運動的發(fā)展。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和羅易（一個天生的民族主義者！）指揮之下，為發(fā)展群眾宣傳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

（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劉野譯自《中國季刊》一九七一年第四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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