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遺民復辟活動論略

所謂遺民，指朝代更替之際出現的不仕新朝、守貧節志以報故國舊主之恩的特殊群體。民國初年的遜清遺民，在文化上強調賡續傳統儒家思想文化，在政治上反對共和政體，圖謀復辟專制。“時清室遺老，方以擁戴故君為職志”，“大清皇帝之中興，蓋無日不默祝暗禱”。從清帝退位（1912年）至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遜清遺民圖謀復辟的活動持續不斷，“可以說從頒布退位詔起到‘滿洲帝國’成立止，沒有一天停頓過”。正如時人所道：“然則于復辟之亂，獨不惜精血，秉毛椎、鉆故紙，恒至丙夜，矻矻不休，搜索枯腸，忘食廢寢，幾如光武之讀書，樂此不疲。”

整個民國年間的遺民復辟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12年溥儀退位至1917年張勛復辟，為遺民復辟的亢奮期，復辟活動頻頻發生，至丁巳復辟達到高潮；第二階段，從1918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為復辟活動的消沉期，遺民復辟勢力衰退，幾無復辟活動爆發，僅剩以溥儀為首的前清王室與若干遺臣仍在四處活動；第三階段，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至1938年“滿洲國”總理鄭孝胥病故，為遺民復辟的異化期，遺民主觀上的復辟活動被日本侵華所利用，溥儀、鄭孝胥等遺民也淪為舉國唾罵的漢奸。

一、遺民復辟活動亢奮期：“宵光熠熠星爭出，妄想圓成日再中”

民國初年，政局動蕩，各地遺民蠢蠢欲動，欲恢復清王朝統治，遺民復辟活動進入亢奮期，“宵光熠熠星爭出，妄想圓成日再中”。1912—1913年間，以溥偉、良弼、善耆、鐵良為首的王室宗親領導宗社黨人在全國各地發動復辟活動。逮至袁世凱稱帝前后，隱逸于京津、青島、上海等地的遜清遺臣強烈要求“還政于清”，并且秘密聚集起來籌劃復辟。在宗社黨人與各地遺民的推動下，至1917年張勛復辟，已然進入復辟高潮。

這一時期，遺民復辟活動的核心力量是宗社黨勢力與隱逸于京津、青島以及上海的遺臣。

辛亥革命爆發后，前清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貝勒載濤、軍咨府軍咨使良弼以及江寧將軍鐵良等宗室王公建“宗社黨”。該黨初為清室對抗與絞殺革命黨、破壞革命的御用機關。參加者大都是京師滿清宗室與各地的八旗子弟。溥儀退位后，宗社黨成為復辟最活躍勢力。

民初宗社黨勢力分布廣泛，活動頻繁。“直隸、東三省、湖北三地最為頻繁”，“其他從沿海到內地，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河南、山西、陜西、甘肅等省”，皆有黨人的活動痕跡。在宗社復辟勢力中，青島的溥偉、善耆與西北的升允是最大的兩股力量。

△ 愛新覺羅·溥偉（1880—1936），恭親王奕?之孫，晚晴時期歷任官房大臣、正紅旗滿洲都統、禁煙事務大臣等要職。

1912年春，溥偉等青島遺民欲聯合日本川島浪速等人，策劃滿蒙獨立，建“北清帝國”，但因袁世凱政府的阻止而中斷。同年夏，溥偉聯合青島遺民劉廷琛、陳毅、于式枚等人策劃“癸丑復辟”。據溫肅記載：癸丑（民國二年）二月，赴青島，轉赴充州訪張紹軒于軍次。時王怡山（王寶田）在張幕府，因王介見張，述近日宮中事，談及時局，引為同志。復返青島，恭邸（恭親王）與張紹帥密謀討賊，期以三月一日舉義，旋改初三襲濟南，但事情敗露，亦宣告失敗。

1912—1913年，升允與蒙古王公貴族、沙俄侵略勢力相勾結，企圖組織武裝發動復辟，并策動地方軍閥官僚等封建勢力共同響應。盡管宗社黨的復辟活動十分頻繁，但大都以失敗而告終，一方面由于宗社人員分散，缺乏嚴密的組織與有效的聯系，另一方面，黨員駁雜，素質亦落后，“自是難以成事”。

袁世凱上臺后，大力鼓吹尊孔復辟思想，引起了各地遺民的注意。初始，遺老不明袁世凱稱帝的真相，紛紛要求袁世凱政府“還政于清”，“當袁氏盛時，力足控制一切，諸人雖懷興復之志，苦于無隙可乘。及稱帝議起，其腹心爪牙頗有攜貳，復辟之機，遂動于此矣。”

1914年，寓居青島的勞乃宣連作《共和正解》《續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議》《書陳東塾先生說長白山篇后》等文，要求袁世凱“還政于清”。他提出：“定國名曰中華國，不稱民國”；“定紀年曰中華國共和，幾年不稱民國幾年，以共和紀年，乃周召共和舊制”；“總統任期原定五年可以聯任，今定為聯兩任，共十年，預為規定以免臨時周折也。今年為共和三年，至總統十年任期滿，為共和十二年，其時宣統皇帝年已十八，可以親裁大政，預定是年，還政于皇帝，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公還政于宣王故也”；“還政之后，大清皇帝封項城為王爵，世襲罔替，所以報項城之勛勞，亦以保項城之身家也”。隨后，勞氏又致書趙爾巽、徐世昌、周馥等人請他們勸誡袁世凱采納其建議。

△ 勞乃宣（1843—1921），浙江桐鄉（今屬浙江省嘉興市）人，清末進士，歷任南皮、完縣、吳橋等縣知縣，1902年任杭州求是書院監院、浙江大學堂總理，后任江寧提學使，1911年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在勞乃宣的影響下，劉廷琛亦撰寫《復禮制館書》《君主共和評議》等文章，大談大清二百年厚德載物，而民主制實不適中國。若袁世凱自為帝，必為舉國所不服，外國亦所不承認，因而只有返大政于大清皇室，復還袁氏內閣總理之任才合理。時任職于民國國史館的宋育仁亦聯合史館中的遺民，公開發表“還政于清”的演講，并且上書請愿，公然要求袁世凱答應他們的請求。與袁世凱私交甚好的前兩江總督周馥，先后三次致函袁世凱，要求復辟清室。

逮至袁世凱政府垮臺，青島遺民與上海遺民更是往來不斷，積極密謀復辟。據《鄭孝胥日記》記載：他與沈曾植、李瑞清等人就多次約見青島遺民劉廷琛、章梫等人，共謀復辟事宜。沈曾植還數次致書升允，提議尋找奉系軍閥的支持，“大局非無機會，利用督軍團亦可不折一矢”。此法得到升允、章梫以及金梁等遺民的認可，他們紛紛遠行東北，游說張作霖。

在京津地區，康有為、梁鼎芬等遺民策反馮國璋復辟。據《惲毓鼎澄齋日記》記載：“近日‘復辟’二字，忽喧傳于中外。康南海唱之，馮華帥和之，聞梁星老頗奔走于其間。民國以來，橫征暴斂，綱紀不修，于是人心日思舊朝，加以項城失威信于北，民軍爭權利于南，土匪橫行，生民蹙蹙靡聘，急謀救濟之策，不得不出此一途矣。”鄭孝胥亦云：“過姚賦秋，聞梁星海自南京歸，云馮等已一致舉龍旗復辟，十五六日可宣布。”

與此同時，一直心系大清的張勛及其“辮子軍”加入了復辟陣營。“張勛者，素號粗魯頑鈍之人也，其腦筋中常有一大清宣統皇帝存在，所謂受恩深重，不可忘也。”張勛及“辮子軍”的加入，為遺民“推翻”民國政權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與軍事實力，將復辟活動推至最高點。

1916年至1917年間，張勛在其幕僚萬繩栻、劉廷琛、陳毅等遺民的策劃下，不斷擴張自身實力，為復辟作準備。他先后多次聚集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河南、山西、安徽等各省代表在徐州召開會議，利用會議的“合法性”，轉而變為“十三省之盟主”。時人評價云：“其盤踞徐州，廣招兵隊，固時時以復辟為懷而彼輩之所謂研究陰謀派者，即利用之，以為嘗試之具，而彼又何知，居然為十三省之盟主矣。”國民黨議員孫毓筠亦認定張勛召開徐州會議，“其黑幕中實為籌備清室復辟”。

如此以來，“清唱班成矣”。1917年6月，張勛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爭端，以“調停人”的身份帶兵北上。入京后，他迫使黎元洪解散國會，開始實施復辟。張氏認為北上復辟是各派軍閥贊同與默許的，以力證自己復辟的“合法性”：“勛此次到津，徐東海朱省長均極端贊助，其余各督軍亦無違言。芝老雖面未表示亦未拒絕，勛到京后復派代表來商謂只須推倒總統，復辟一事，自可商量，勛又密電各方面征求同意，亦皆許可。”

復辟活動正式提上日程之后，張勛力邀請各地遺民北上商討復辟事宜。張氏之“謀臣”萬繩栻、劉廷琛等人就致電升允、沈曾植、鄭孝胥、陳曾壽等人，邀請他們共謀復辟事宜。陳曾壽、胡嗣瑗二人接電后攜沈曾植擬定的《復位奏稿》《第一月行政大略》《第一詔書》率先北上。隨即“（張勛）復函約沈公子培、王公聘三及鄭蘇龕、李季高、沈愛蒼等北上，共同商辦”。康有為、沈曾植、王乃征三人隨即到達北京。“文武圣人”順利會師，復辟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1917年7月1日，張勛、康有為等人以武力相脅進入紫禁城，擁戴仍在睡夢中的溥儀復辟，改元為“宣統九年”。至此，遺民籌劃了近六年的復辟終于實現，“六年四亂不堪悲，明主中興萬物熙；雞犬不驚金鼓靜，馳驅九陌看龍旗”。

但是，張勛復辟之舉招致社會各界的唾罵與討伐。“民國而謀復辟是叛逆也。民國為國民之國，國民為保全自己之國計，群起而討逆宜也。”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出兵討伐張勛。討逆軍勢如破竹，12日即攻入紫禁城。復辟宣告失敗，張勛、康有為等主謀棄主而逃，“此軍再挫清再亡”。

1912—1917年是清遺民復辟活動的亢奮期。時值清朝覆滅不久，民國政局混沌，遺民思戀故國故君的情結強烈，在主觀意愿都上極力贊成復辟。再者，以溥偉、升允、張勛為首的前清遺臣仍保留了一定的政治軍事勢力，為他們對抗民國的復辟活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復辟運動的失敗亦是必然的，遺民復辟之舉無異蜉蝣撼大樹。在丁巳之殤之后，復辟勢力被大大削弱，辮子軍的解散致使他們喪失了唯一的正規武裝力量。曾在政治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張勛等人亦退出政界。遺民結束了依靠自身實力進行復辟的可能，該群體亦淪為民國政治文化舞臺上的邊緣勢力。自此，遺民復辟活動進入消沉期。

△ 張勛復辟時被推上龍椅的溥儀

二、遺民復辟活動消沉期：“舊廬蕭瑟空流嘆，大陸瘡痍正費才”

張勛復辟失敗后，遺民復辟活動逐漸進入消沉期。復辟勢力衰退，僅余溥儀周邊“近臣”鄭孝胥、羅振玉、金梁、陳曾壽、胡嗣瑗、陳寶琛等人仍汲汲謀劃起事。但在此階段，遺民苦于“舊廬蕭瑟空流嘆”，并且認識到“大陸瘡痍正費才”，溥儀與王室的安危以及復辟運動的開展必須需要助手與外援。故而積聚復辟力量與尋找復辟外援成為消沉期遺民的主要活動，但其拉攏外援的策略亦以失敗而告終。

丁巳之殤后，遺民復辟力量大為減弱。曾參與謀劃復辟的政治遺民大多選擇閉門不出，著述自娛，不問世事。如張勛在復辟失敗后，歸隱天津，“此數年間，塵事不嬰，閉門多暇，日輒流覽通鑒，或習為大字，不復與世相聞。自念少起寒微，中更軍旅，訖與事變終始，今行年六十有八，內省多疚，奚足語人者。”劉廷琛則隱逸于青島，“以書法自娛”。沈曾植亦退隱上海，“垂翅而歸，親友畏避，廉公門館，不異曲池”，“顧南中集矢，北乃潰然，此中因果，殊非思議。病不堪憂，置勿復道可已。”至20世紀20年代，遺老大多已年事已高，病弱不堪，復辟要人皆先后逝世。遺民已經很難依靠自身勢力進行大規模的復辟運動。

在復辟人才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溥儀“近臣”金梁就明確表示籌劃復辟之事必須尋求外援，“求賢才、收人心、聯友邦”實為重中之重，“心腹之臣運籌于內，忠貞之士效命于外”，極力要求發展復辟人才。1924年4月10日，金梁上《列舉賢才折》，向溥儀推舉復辟中興可用之人才三十位。金梁薦舉的“有可用其心者”與“有可用其人者”皆為遺民，并且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積極的復辟分子，如升允、劉廷琛、鐵良、萬繩栻、胡嗣瑗等人。而金氏所提及的“有可用其名者”并非都是遺民，其中尚有民國政客與新式知識分子。如熊希齡，“勤敏有為，頗負物望，前雖有不謹之處，僅用其名無損于我”。再如蔡元培，“異說驚人，似有魔力，實則化之以德，未嘗不可援”。如梁啟超，“著書立說，文采動人，后生學子靡然從之，實能左右輿論”等等。由此可見，在金梁看來，無論政見是否一致，凡是能為復辟所用之人的皆可拉攏。金梁“賢才折”的出現，一方面表明了以他為首的部分遺民強烈要求復辟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一階段復辟勢力的衰弱，遺民單純依靠自身實力是無法發動復辟活動的。

金梁的《列舉賢才折》是在1924年提出，故而時人有“甲子復辟”之說。但是金氏的發展復辟人才的計劃，還未實施即被馮玉祥政變中斷。馮氏個人對于溥儀小朝廷的存在早已不滿，“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然還存在著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恥辱，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禍患”，“只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無愧。”1924年11月，馮玉祥在取代直系軍閥，控制北京政權后，將溥儀驅逐出宮，囚禁于醇親王府。

△ 1924年北京政變,馮玉祥驅逐溥儀小朝廷出宮,遣散宮廷人員

馮玉祥的舉動，引起了全國各界對于溥儀以及王室待遇問題處理的討論，金梁就說道：“有主張原訂條件一字不動者，有主必還宮復號者，有主改號遜帝者，有主歲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證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東城購屋者。實則主權在人，無異夢想，皆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遺民聽聞后，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為溥儀安危以及王室待遇的保留積極奔走。鄭孝胥曾多方拜訪段祺瑞，莊士敦亦密切與張作霖聯系，但是皆未果，“蓋自段、張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

為了擺脫民國政府的控制，確保溥儀安危，遺民決定將溥儀偷送至外國使館，以尋求政治庇護。11月29日，溥儀以治病為由，在陳寶琛、莊士敦的陪同下，逃到了德國人的醫院。隨即莊士敦趕往英國、荷蘭公使館，尋求“避難”。但是去往領事館的莊士敦遲遲不歸。鄭孝胥在得知此事之后，隨陳寶琛趕往德國醫院，將溥儀送到了日本大使館。

經此事變后，溥儀與其身邊遺民深刻地認識到王室的安危以及復辟的開展都需要外部勢力的支持。此后，他們極力拉攏本國的軍閥勢力與外國政治軍事勢力。溥儀就曾表示“我在天津的七年間（1925—1931），拉攏過一切我想拉攏的軍閥，他們都給過我或多或少的幻想。”

溥儀曾寄厚望于奉系軍閥，但以失敗而告終。“給過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攏最力、力時最長的則是奉系將領們。”1926年6月，溥儀拜訪了張作霖行館曹家花園。席間，張作霖“恭敬”的態度與“效忠”的言語極大地鼓舞了溥儀復辟的信心。自此，他公然開始了與奉系軍閥的酬酢往來，多次接見張學良、張宗昌、楮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奉系將領。在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溥儀又寄希望于“矢清室之志”的張宗昌，為其提供了大量的金錢資助。

除此之外，陳寶琛與康有為亦四處拉攏其他軍閥勢力。1926年，馮玉祥失勢后，張作霖、吳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權。陳寶琛曾親自到北京，找其舊友、新任內閣總理杜錫珪援助復辟。康有為則直接致函吳佩孚，以“中華之民國，以清朝讓之，非民國自得之也”等語進言，勸其還政于清。吳佩孚則以“金石不渝，曲高無和必亦”之言拒之。

20年代是各派軍閥爭權奪利最為激烈時期，他們根本無意于復辟王室。盡管溥儀提過：“吳佩孚曾上書向我稱臣，張作霖曾向我磕過頭，段祺瑞主動地請我和他見過面”，但這些只是軍閥們的是敷衍之語，更甚至正如溥儀自己所說，這些遺民刻意的親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向我要錢”。

鄭孝胥、羅振玉等人則不斷尋找外國勢力支援復辟。他們前后聯絡過沙俄的謝米諾夫、奧地利的阿克第以及英國的羅斯等人。這些人都是本國政治斗爭中的失敗者，被本國政府驅除出境，他們在政治軍事上已無實力可言，不可能替遺民辦成任何實事。他們鼓吹復辟，不過是迷惑遺民，騙取錢財罷了。

在消沉期，溥儀與遺民拉攏國內與各方勢力支援的方案，都以失敗而告終。除了金梁曾有甲子復辟之議，遺民也未有提出新的復辟計劃。清遺民真正意義上的復辟活動也已經在此階段完全落幕。

△ 鄭孝胥（1860—1938），福建省閩侯（今福州）人，光緒八年（1882年）中福建省正科鄉試解元，十七年任清政府駐日本公使館書記官，宣統三年（1911年）任湖南布政使。1923年經陳寶琛引薦，入故宮任懋勤殿行走，1924年任總理內務大臣，1925年任張園行在總務處總管。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后，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理兼文教部總長；7月任偽滿洲國協和會會長。1934年3月，任偽滿洲帝國國務總理大臣。1935年5月，被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免職。1938年3月28日在長春因腸疾病死。

三、遺民復辟活動異化期：“欲資才狼助，終乃作傀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扶持溥儀在東北建立了“滿洲國”。盡管溥儀是“滿洲國”的執政與“皇帝”，但是實際上的統治權完全被日本控制。“滿洲國”并不是清朝的復辟，而是日本“以華制華”政策的產物。溥儀、鄭孝胥等遺民主觀上的復辟活動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最終“欲資才狼助，終乃作傀儡”，遺民復辟活動完全異化。

“滿洲國”的建立雖是日本蓄謀己久的計劃，但與遺民無意識地推動有一定的關系。1924年馮玉祥政變爆發后，鄭孝胥、陳寶琛將溥儀送至日本使館，為“滿洲國”的建立埋下了禍根。自此溥儀與遺民的言行與活動完全被日本所監控。在日本人的“保護”與“殷情照料”下，遺民不僅未能清楚地認識到日本行為的目的，更甚者對日本充滿了感激，“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種心理上的滿足”。王國維就曾說：“（日本）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視為中國將來之共主，凡在臣僚，誰不慶幸？”遺民的這種認識造成了他們對日本的錯誤判斷。故而在日本提出“滿洲國”計劃時，深得部分遺民的贊同。

在遺民復辟活動異化期，溥儀是“復辟”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方面，作為亡國之君的溥儀強烈要求恢復其自身的“皇帝”之位；另一面，日本正是利用溥儀的“皇帝”身份與復辟的心理，以達到它“以華治華”的目的。

1924年，溥儀得到日本的“幫助”與“優待”后，始終認為日本將會是其復辟的重要助力：“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1926年，“皇姑屯事變”后，有人曾勸誡溥儀，切勿盲目相信日人，避免走張作霖的老路。但是，溥儀與遺老認為日本需要他們的幫助。而他們可利用日本與中國的矛盾，以達到復辟的目的：

張是個帶兵的頭目，這樣的人除了他還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個皇帝，這是日本人從中國人里再找不出第二個來的。那時在我身邊的人就有這樣一個論點：“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關東與黨軍(指張學良與國民黨)協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

溥儀對日本的依賴的心理為其走上漢奸之路作了準備。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急需在東北扶持一個傀儡政權。日方即向溥儀與遺民提出建立“滿洲國”的計劃，并要求溥儀立即東渡。陳寶琛、胡嗣瑗、陳曾壽等遺民則勸告溥儀東渡一事，不可魯莽行動。“東北的局勢變化、國際列強的真正態度，以及‘民心’的趨向等等，目前還未見分曉，至少要等劉驤業探得真像之后，才能決定行止。”陳曾壽更是上奏稿：“密規近日情勢，宜慎赴機宜，免誤本謀”，“所當暗中著著進行，不動聲色，使人無從窺其際。待機會成熟，然后一舉而起。故不動則已，動則必期于成。若事未實末穩，己顯露于外，使風聲四播，成為眾矢之的，未有不敗者也。”

但是，溥儀心意已絕，堅持東渡。1931年11月2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土肥原賢二“拜見”溥儀，表示軍部將扶持溥儀建立“滿蒙獨立國”，“與日本為攻守同盟”。溥儀在得到日方保證之后，隨即東渡至旅順。初到東北的溥儀就發覺事與愿違，日本并不是為了幫助其復辟，而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盡管他堅持復辟大清，但是在日本的淫威之下，他亦無任何反抗之力，只有不斷妥協與退讓，最終成為了完全意義上的傀儡。

△ 溥儀與裕仁

溥儀的“皇帝”身份是日本建立“滿洲國”的重要幌子，而鄭孝胥則是日本能夠順利實施計劃的核心人物。

辛亥革命后的鄭孝胥，曾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局勢，積極謀劃復辟。在他看來，在“共和”“共產”之后，中國將會被國際“共管”，并且將恢復溥儀的皇統。“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此圖讖也。”而在“共管”未有來臨之前，日本將會是復辟的最佳助力，“日人以復辟為己任，其論甚正，華人必有能受其任者”，“日人毋始于義而終于利”，日本“贊助復辟之舉乃道德干涉，非權利干涉也”。這種對國際國內局勢的錯誤判斷，致使鄭孝胥走上了與日本合作之路。

1923年，隱逸十年的鄭孝胥得到溥儀重用，開始出仕溥儀小朝廷內務總管一職。馮玉祥政變后，鄭孝胥將溥儀送至日本使館，是為羊入虎口第一步。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鄭孝胥認為是大清復辟的最佳時機，“久懸之文章可交卷矣”。他極力慫恿溥儀東渡。

溥儀一行到達東北后，日本就對鄭孝胥予以“重任”，以“總理”之位許之，讓他一手包攬“滿洲國”的建立事宜。鄭孝胥沉醉于位高權重的迷夢中不可自拔，企圖依靠傳統儒家治國理念建立一個“王道樂土”的世界。

鄭孝胥對“王道”理想的追求使他不自覺地充當了日本的工具。鄭氏對內不斷向溥儀與諸遺老施壓，迫使他們聽從日本的要求；對外則與日本達成各項協議，出賣中國主權。在溥儀與諸遺老不贊成“滿洲國”的政體是共和國時，他告知溥儀：“共和，則謝以未達；如議君主立憲，則告以事體繁雜，須研究討論，果無流弊，乃試行預備，以三年為期”，“復辟必須依賴日本，眼前與日本反目，將來的希望也完了。將來復辟不是沒有希望呵”，“現在答應了日本軍部，將來把實力培植起來，不愁沒有辦法按著咱的意思去辦”。日本更是借助鄭孝胥“滿洲國”總理身份與其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控制了整個東北的政治經濟命脈。

溥儀的復國夢想與鄭孝胥的“王道”理念終究不過是黃粱一夢。“滿洲國”是傀儡政權。政務上，日本實行“內部指導”與“總務廳中心主義”策略，日方的“總務廳”是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各部門的總長雖是中國人，但是每個部門都配備由日藉“次長”，并由次長控制實權。鄭孝胥名義下的“內閣制”與“國務會議”毫無實權。經濟上，日本借鄭孝胥之手，與其簽訂《日滿協定書》等協議，完全控制了整個東北的經濟運輸命脈。思想文化上，日本將鄭孝胥的“王道”理念轉變為奴化思想。他們將鄭氏的“消除種族之見”思想摻以“白種人食肉，殘忍之性不同于黃種人之食谷者”觀念，為其發動戰爭尋找緣由。除此之外，日方還宣傳鄭氏的“博愛”思想，以磨滅漢族與大和民族之間的種族區別，消除東北人民的反抗與愛國情懷。鄭孝胥的施政策略與其“王道”理念完全淪落為漢奸理論，成為他“漢奸”身份的罪證。

溥儀、鄭孝胥與日方數次交手之后，逐漸認識到日本侵略的本質，但無力改變。“倉皇任國事，倐忽歲再易。空拳冒白刃，非主反為客，拙棋受機子，此局難對弈。何能貪天功，潛轉豈人力”。“滿洲國”完全傀儡化后，鄭孝胥亦被日本人拋棄。1935年，鄭孝胥在《大同報新年獻詞》中抱怨說：“滿洲國初為幼兒，故需日本扶持之。今已由童稚而成人，足以自立，不需人扶持，而日本仍以幼兒視之，則乖于理矣。”此方言論引發了日方不滿，遂以大字不識的張景惠取而代之。隨著鄭孝胥的逝世，也宣告中國傳統士大夫企圖依靠傳統文化治世方案的徹底失敗。

歷史證明，遺民復辟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對于遺民而言，復辟的失敗未嘗不是好事，大多遺民在灰心意冷之后，都選擇以詩書度余生，保全名節。“滿洲國”雖然“成功”了，但是溥儀、鄭孝胥等人卻喪失了民族氣節，淪為了舉國唾罵的漢奸，這種“成功”的代價，無論對于他們個人而言，還是整個民族國家而言，都是得不償失的。究其根源，遺民“不識世界大勢，不明政治正軌”，錮守道統與政統，這種保守、落后乃至反動的政治文化觀念導致了他們的失敗。“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時代在前進，舊式的傳統道德與學識已經無力逆轉中國社會、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清遺民最終被歷史所淘汰。（節選自《安慶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