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4歲定居日本22年，處過5個日本女人，真的客氣得讓你發毛

我叫趙建國，今年54歲。

在日本待了22年。

東京豐島區，池袋北口出去，走七八分鐘，有一棟灰撲撲的舊公寓樓，我住四樓，四一三室，一室一廳，二十五平米，一個月租金七萬二。

這房子我住了九年。

搬進來的時候四十五歲，現在五十四，冰箱還是那個冰箱，空調還是那個空調，連墻上那塊被煙熏黃的印子都沒變過。

我在池袋一家中華料理店打工，店名叫“東來順”，老板姓周，遼寧人，比我大八歲，九幾年就來了日本，算是老華僑了。我負責后廚，切菜、配菜、偶爾上灶炒兩個菜，一個月三十萬日元，折合人民幣不到兩萬，夠活。

這二十二年，我處過五個日本女人。

第一個叫美香，第二個叫惠子，第三個叫直子，第四個叫由美，第五個叫真由美。

名字都挺好聽的。

人也都不錯。

但處到最后，全分了。

原因說起來復雜，其實也簡單——就是那種“客氣”，客氣得讓你渾身不自在，客氣得讓你覺得自己永遠是個外人，客氣得讓你半夜醒過來，看著天花板上那盞日光燈，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干凈了，連點渣都沒剩下。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是跟美香在一起的時候。

美香是我來日本第三年認識的，那時候我三十三歲，日語還說不太利索，在龜戶一家居酒屋洗碗。美香是店里的常客，三十出頭，短頭發，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在一家貿易公司做事務員。她喜歡跟我聊天，說我日語說得怪怪的，但是很有意思。

處了大概半年，她搬來跟我一起住。

那時候我住龜戶一個六疊的和室，榻榻米，推拉門，隔壁是個拉面店，每天晚上十二點還能聞到豬骨湯的味道。

美香搬進來的第一天，我就覺得不對勁。

她把鞋子脫在玄關，整整齊齊擺好，鞋尖朝外。然后從包里掏出一雙室內拖鞋，換上。這沒什么，日本人都有這習慣。但她給我也買了一雙，放在我腳邊，笑著說：“建國君，這是給你的。”

我愣了一下，說好，謝謝。

然后她開始收拾屋子。

其實也沒什么可收拾的，我那屋子本來就空，就一個衣柜，一張矮桌，一個電視機，幾個坐墊。但她還是忙活了兩個多小時，把衣柜里的衣服重新疊了一遍，按顏色深淺排列，連內褲都疊成了小方塊。

我看著那些被疊成方塊的內褲，心里說不上什么滋味。

晚上睡覺的時候，她鋪床，鋪得一絲不茍，床單四個角掖得整整齊齊，被子疊成三折放在腳邊，枕頭拍得蓬松柔軟。然后她跪坐在床鋪旁邊，雙手放在膝蓋上，微微欠身，對我說：“請休息吧。”

我當時就愣住了。

“請休息吧。”

這話說得太客氣了，客氣得像酒店前臺對客人說的話。

我躺下去，她關了燈，輕手輕腳地鉆進被窩，背對著我，一動不動。

我睜著眼睛看著黑暗里的天花板，聽著隔壁拉面店傳來的排氣扇嗡嗡聲，心里想，這他媽是什么感覺呢？說不清楚，就是覺得別扭，覺得這不像兩個人在過日子，像在演戲，演一出叫“模范同居”的戲。

后來這種別扭感越來越強。

每天早上她比我早起半小時，把早餐做好，擺在矮桌上，筷子橫放，碗蓋掀開，連餐巾紙都疊成三角形放在旁邊。然后她去洗漱化妝，等我吃完她才吃。

我說你不用這樣，一起吃就行了。

她笑著說：“沒事的，這是我應該做的。”

“應該做的”。

這話聽著客氣，但客氣里帶著一種距離感，好像在說——這是我的本分，我做完了，我們之間就誰也不欠誰了。

有一次我感冒了，發燒，躺在床上起不來。

她下班回來，看到我躺在床上，第一反應不是過來摸我額頭，而是站在門口，規規矩矩地說了句：“你沒事吧？要不要去醫院？”

我說不用，吃點藥就行。

她去藥店買了藥，回來把藥放在床頭柜上，旁邊放了一杯水，杯子上還蓋了一張紙巾防塵。然后她跪坐在床邊，雙手放在膝蓋上，看著我說：“請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隨時叫我。”

說完她就出去了，輕輕拉上推拉門。

我躺在床上，看著那杯蓋著紙巾的水，看著那扇關上的門，心里突然很難受。

我說不上來為什么難受。

她沒做錯任何事，她做得太對了，對得無可挑剔，對得讓你挑不出一點毛病。但就是這種“對”，讓你覺得冷，覺得隔著一層什么東西，厚厚的一層，透明的，你看得見她，但摸不著。

我想要的不是這個。

我想要的是她進來摸一下我的額頭，說一句“哎呀這么燙”，然后罵我兩句“讓你昨天不穿外套”，然后坐在床邊陪我一會兒，哪怕就坐著不說話。

但她沒有。

她做了一切“應該做”的事，唯獨沒有做那些“不應該做但人會做”的事。

半年后我們分手了。

分手那天也很平靜，沒有爭吵，沒有哭鬧。她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好，裝在兩個紙箱里，用膠帶封得整整齊齊。走之前她把屋子打掃了一遍，連抽油煙機的濾網都拆下來洗了。

然后她站在玄關，對我鞠了一躬，說：“這段時間承蒙照顧了，非常感謝。”

我也鞠了一躬，說：“彼此彼此。”

她穿上鞋子，拉著行李箱，走了。

門關上之后，我站在玄關，看著那雙她給我買的室內拖鞋，孤零零地擺在地上，鞋尖朝外，整整齊齊。

我突然很想把它們踢亂。

但我沒有。

我穿上那雙拖鞋，走到屋里，坐在矮桌前，看著空蕩蕩的房間，發了好久的呆。

和美香分手之后，我單身了兩年。

那兩年我換了工作，從龜戶的居酒屋換到了新宿一家中華料理店，工資漲了點，但活更累，每天站十二個小時，回到住處腿都是腫的。

后來認識了惠子。

惠子是店里的客人，四十出頭，離過婚，有個女兒跟著前夫。她在新宿一家百貨公司做收銀員，長得不算漂亮，但很耐看，說話慢條斯理的，給人一種很穩當的感覺。

我們處了大概一年。

這一年里，那種“客氣”的感覺又回來了，而且比美香那時候更明顯。

可能是因為惠子年紀大一些，經歷多一些，她那種客氣里還帶著一種分寸感，一種精心計算過的距離。

她從來不在我這里過夜。

每次來，坐一會兒，喝杯茶，聊聊天，到了晚上九點準時走，風雨無阻。有一次下大雨，臺風天，我說你別走了，住一晚吧。她笑著搖頭，說不了，明天還要上班，換洗衣服也沒帶。

我說我這里有你上次留的睡衣。

她還是搖頭，說謝謝，但還是回去吧。

她穿上雨衣，撐著傘，走進臺風里。我站在陽臺上看著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心里說不出的滋味。

不是生氣，也不是失望，就是覺得——她太客氣了，客氣到不愿意給我添任何麻煩，客氣到連一場臺風都不肯在我這里躲一躲。

有一次我過生日，她給我買了一個蛋糕，那種便利店買的，巴掌大的小蛋糕，上面插著一根蠟燭。

她把蛋糕放在桌上，點上蠟燭，拍了兩下手，唱了一首日文版的生日快樂歌。唱完之后她看著我說：“請許愿吧。”

我許了個愿，吹了蠟燭。

她笑著問：“許了什么愿？”

我說：“希望明年生日還能跟你一起過。”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客氣，說：“那要看到時候的情況了。”

“到時候的情況”。

這話說得滴水不漏，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留足了余地，留足了退路。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她從來沒想過要跟我長久在一起。她只是在“相處”，客客氣氣地相處，不越界，不承諾，不投入太多，隨時準備抽身。

后來果然抽身了。

分手的理由是她前夫調職去了大阪，她為了離女兒近一點，決定也搬去大阪。她說得很平靜，像是在匯報工作，一條一條列出來，理由充分，邏輯清晰，無可辯駁。

我聽完之后，沉默了一會兒，說：“好，那你保重。”

她說：“你也是。”

然后她站起來，對我微微鞠了一躬，說：“這段時間真的很開心，謝謝你。”

我也鞠了一躬。

她走了。

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好像想說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沒說，只是笑了一下，拉開門，出去了。

門關上之后，我坐在椅子上，看著桌上那個吃了一半的巴掌大的蛋糕，奶油已經塌了，蠟燭歪倒在一邊。

我把蠟燭拔出來，扔進垃圾桶，把剩下的蛋糕吃了。

蛋糕很甜，甜得發膩。

但我一口一口全吃完了。

和惠子分手之后，我有一段時間不想再處對象了。

我覺得累。

不是身體累，是心累。那種客氣，那種分寸，那種永遠隔著一層的感覺，比吵架還累。吵架至少是真實的，情緒是真實的，憤怒是真實的，但那種客氣不是，那種客氣是假的，是一層殼，你永遠敲不破那層殼。

但人這種動物，單身久了又會覺得空。

尤其是在異國他鄉，語言不通，文化不通，連電視節目都看不太懂，回到住處四面墻一張床，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那種孤獨感，像水一樣，慢慢滲透，慢慢淹沒。

所以后來我又處了直子。

直子是朋友介紹認識的，三十五歲，在一家旅行社做內勤，長得白白凈凈的，戴一副黑框眼鏡，說話細聲細氣，笑起來會用手捂住嘴。

她是我處過的五個日本女人里最溫柔的一個。

也是那種客氣最深入骨髓的一個。

她來我住處第一次，帶了一盒點心，那種百貨公司地下食品街買的，包裝精美的羊羹。她把點心放在桌上，雙手遞過來，微微欠身，說：“這是一點心意，不成敬意。”

我說你太客氣了。

她說應該的。

然后她坐在椅子上，雙腿并攏，雙手放在膝蓋上，背挺得筆直，像小學生上課一樣。

我問她喝什么，她說不用麻煩了。

我說茶還是咖啡？

她說那就茶吧，麻煩你了。

我去廚房燒水泡茶，她在客廳坐著，一動不動，連電視遙控器都沒碰一下。我端著茶出來，她雙手接過去，說謝謝，然后輕輕抿了一口，把茶杯放回桌上，杯墊擺正。

整個過程中，她沒看過我一眼。

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那種拘謹，那種小心翼翼，讓你覺得她不是來約會的，是來面試的。

后來處了幾個月，慢慢熟悉了一些，她稍微放松了一點，但那種客氣從來沒有消失過，只是從“面試模式”切換成了“同事模式”。

她從來不會主動給我打電話。

每次都是我打給她，她接起來，第一句話永遠是：“你好，我是直子。”語氣正式得像接公司電話。

我說是我，建國。

她說：“啊，建國君，你好。”

我說你今天有空嗎？

她說有空，然后頓了一下，說：“你有什么事嗎？”

“你有什么事嗎？”

這句話每次聽到，我心里都咯噔一下。好像我找她必須得有什么事，不能只是“我想你了”“我想見你”“我想跟你待一會兒”。

我必須有一個理由，一個正當的、合理的、可以說出來的理由。

有一次我喝了點酒，晚上十點多給她打電話，說我想見你。

她沉默了幾秒鐘，說：“現在嗎？”

我說嗯，現在。

她又沉默了幾秒鐘，說：“現在有點晚了，明天還要上班。”

我說就一會兒，我去找你，在你樓下待十分鐘就行。

她說：“這樣不太好，鄰居會看到的。”

鄰居會看到的。

這句話像一盆冷水，從頭澆到腳。

我不是要干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我只是想見她，在她樓下站一會兒，說兩句話。但在她看來，這是一件“會被鄰居看到”的、不妥當的、需要避免的事。

我突然覺得很可笑。

又很可悲。

我說行，那不打擾你了。

她說對不起。

我說沒關系，晚安。

掛了電話，我坐在床邊，看著手機屏幕上她的名字，亮了一下，然后暗了。

那天晚上我抽了半包煙。

后來還是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說起來很可笑——因為我有一天去她公司樓下等她下班，想給她一個驚喜。

她走出來，看到我站在門口，臉色一下子就變了。不是驚喜，是驚嚇，是那種“你怎么在這里”的慌張。

她快步走過來，壓低聲音說：“你怎么來了？”

我說我來接你下班。

她說：“你不用來接我的，我自己可以回去。”

我說我想來接你。

她看了看周圍，好像在確認有沒有同事看到我們，然后說：“下次不要這樣了，提前跟我說一聲好嗎？”

提前跟我說一聲。

我來接女朋友下班，需要提前申請。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在她心里，我從來不是一個可以“突然出現”的人。我是一個需要預約的人，一個需要提前打招呼的人，一個不能越界的人。

我們站在她公司樓下，傍晚的風吹過來，街上的霓虹燈開始亮了，人來人往，很熱鬧。

但我們之間，冷得像隔了一個冬天。

那天之后，我們就慢慢淡了。

沒有正式說分手，就是電話越來越少，見面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我翻了翻手機通話記錄，發現我們已經兩個星期沒聯系了。

我給她發了一條消息：“最近還好嗎？”

她回：“挺好的，你呢？”

我回：“也挺好的。”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那段關系就這么結束了，沒有爭吵，沒有告別，像一杯溫水慢慢涼透，涼到最后，你甚至感覺不到它曾經熱過。

直子之后，我空窗了三年。

那三年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從新宿的中華料理店換到了池袋的東來順，從洗碗打雜做到了后廚切菜配菜，工資漲到了三十萬。

日子過得很單調，早上十點上班，晚上十一點下班，回到住處洗個澡，看會兒手機，睡覺。休息日洗衣服、買菜、打掃衛生，偶爾去上野公園坐一會兒，看看池塘里的鯉魚。

我以為我這輩子就這樣了。

五十多歲，單身，在異國他鄉，守著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慢慢老去，最后死在一間二十五平米的公寓里，被人發現的時候尸體都臭了。

這種想法挺喪的，但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這就是很多人的真實人生。

然后由美出現了。

由美是店里新來的服務員，比我小十五歲，三十九歲，離過婚，沒有孩子。她長得不算漂亮，但很有活力，說話聲音大，笑起來毫不遮掩，干活利索，一個人能端六盤菜，走路帶風。

她第一天上班，周老板讓我帶帶她，告訴她后廚的規矩，什么菜配什么盤，什么單子優先做。

我帶她在后廚轉了一圈，她聽得很認真，時不時問兩句，問的問題都在點子上，一看就是干過這行的。

我說你以前在哪兒干的？

她說在橫濱，一家居酒屋，干了七年。

我說那怎么來東京了？

她頓了一下，說離婚了，想換個地方重新開始。

我說哦，沒多問。

后來慢慢熟了，我發現由美跟之前那幾個日本女人不太一樣。

她沒那么客氣。

第一天上班，她端菜的時候不小心打翻了一盤麻婆豆腐，灑了一地。她沒慌，沒鞠躬道歉個沒完，只是罵了一句“くそっ”（該死），然后蹲下來拿抹布擦，一邊擦一邊跟我說：“對不起啊，給你添麻煩了。”

我說沒事，誰都有手滑的時候。

她抬頭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說：“你人挺好說話的嘛。”

我說還行吧。

她擦完地，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說：“晚上請你喝一杯，賠罪。”

我說不用。

她說：“要的，我這人欠別人人情睡不著覺。”

那天晚上下班，她真的拉我去了一家小酒館，就在池袋西口那邊，一家窄窄的、只有吧臺八個座位的燒鳥店。

我們點了烤串，點了啤酒，她喝得比我快，一杯接一杯，喝到第三杯的時候臉就紅了，話也多了。

她跟我說她前夫的事，說那男的出軌，被她抓到，她二話沒說就離了，房子車子都不要，只要自由。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亮亮的，沒有一點自怨自艾的樣子，反而像在說一件很痛快的事。

我說你挺厲害的。

她說：“厲害什么呀，就是不想委屈自己。”

不想委屈自己。

這句話我記了很久。

因為在我處過的那些日本女人里，她們好像都在委屈自己，委屈自己客氣，委屈自己守規矩，委屈自己不給別人添麻煩。但由美不一樣，她不委屈自己。

那天晚上喝完酒，她有點醉了，走路搖搖晃晃的。我扶著她，問她住哪兒，她說了一個地址，在要町那邊，離池袋不遠。

我送她回去。

到了她公寓樓下，她站住，轉過身看著我，臉在路燈下紅撲撲的，眼睛有點迷離。

她突然說：“趙建國，你是不是覺得我挺粗魯的？”

我說沒有。

她說：“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喜歡溫柔的女人，日本女人那種，客客氣氣的，說話細聲細氣的。我不是那樣的。”

我說我知道。

她盯著我看了幾秒鐘，然后笑了一下，說：“那你還扶我回來？”

我說你喝醉了，不扶你你摔了怎么辦。

她沒說話，突然湊過來，在我臉上親了一下。

很輕，很快，像一片樹葉落在臉上，還沒反應過來就飄走了。

然后她轉身進了公寓樓，門關上之前回頭看了我一眼，說：“明天見。”

我站在樓下，臉上被她親過的地方涼涼的，心里卻熱熱的。

那天晚上我走回住處，走了二十多分鐘，一路上腦子里全是她最后那個眼神，亮亮的，帶著點醉意，帶著點笑意，帶著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我跟由美處了兩年。

那兩年是我在日本最快樂的兩年。

她不像我之前處的那些日本女人，她不客氣，不守那些莫名其妙的規矩，她想要什么就說，不高興了就罵，高興了就笑，生氣了就摔東西。

有一次我們吵架，為了一件什么小事，我忘了，反正吵得很兇。她站在客廳里，臉漲得通紅，指著我的鼻子罵：“趙建國你混蛋！”

我也火了，說：“你才混蛋！”

她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笑了，笑得前仰后合，說：“我們倆都混蛋。”

我也笑了。

然后她走過來，抱住我，說：“行了行了，不吵了，吵得我肚子都餓了，你去炒個飯。”

我就去炒飯了。

這種相處方式讓我覺得很舒服，很真實。沒有那些彎彎繞繞的客氣，沒有那些精心計算過的分寸，就是兩個人，兩個活生生的人，有時候好得跟一個人似的，有時候吵得恨不得掐死對方。

這才是過日子。

但問題也出在這里。

由美太“不客氣”了，不客氣到有時候讓我這個中國人都有點受不了。

日本人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在意別人的眼光，特別在意“世間體”（世人眼光）。但由美好像完全不在乎這些。

她在街上會大聲叫我，隔著半條街就喊：“建國！這邊這邊！”引得路人側目。

她在餐廳吃飯，覺得不好吃會直接跟服務員說“這個不好吃”，聲音大得鄰桌都能聽見。

她在我店里跟客人吵架，因為客人說她上菜慢，她直接懟回去：“你點菜才三分鐘，你以為我是魔術師嗎？”

周老板為這事找我談過話，說由美什么都好，就是這個脾氣，能不能讓她收斂一點。

我跟由美說了，她說：“收斂什么？我又沒做錯。”

我說不是對錯的問題，是——

我話沒說完，她就打斷了：“是什么？是怕別人怎么看？我管別人怎么看，我又不是為他們活的。”

這話說得我沒法反駁。

因為我心里其實認同她，但我又做不到像她那樣不在乎。

這可能就是中國人的一種矛盾心態——我們欣賞直率，但我們自己又習慣了委婉；我們討厭虛偽，但我們自己又常常戴著面具。

由美不戴面具。

她活得太真實了，真實到有時候讓人覺得刺眼。

后來我們分手，不是因為她太真實，而是因為別的事情。

她前夫回來找她了。

那個出軌的前夫，在外面混了兩年，被人騙了錢，灰溜溜地回來了，找到由美，跪在她面前哭著求復婚。

由美跟我說這事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是在說別人的事。

我說你怎么想的？

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我不知道。”

這三個字讓我心里一沉。

因為由美從來不說“我不知道”，她總是知道，總是很確定，總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她第一次說“我不知道”，那就意味著她真的動搖了。

我說你還愛他嗎？

她搖頭，說不是愛不愛的問題。

我說那是什么問題？

她看著我，眼睛里有種我從沒見過的復雜情緒，說：“他是我前夫，我們在一起十年。十年，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嗎？我最好的十年都跟他在一起。他現在這個樣子，我不幫他，誰幫他？”

我說他出軌的時候怎么不想著這些？

她低下頭，不說話了。

那天晚上我們坐在她公寓的客廳里，沉默了很久。電視開著，聲音調得很低，畫面一閃一閃的，照得她的臉忽明忽暗。

最后她開口了，聲音很輕：“建國，對不起。”

我說你不用對不起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她抬起頭，眼睛紅了，說：“你為什么不罵我？你罵我一頓我心里還好受點。”

我說罵你干什么，這種事沒有對錯。

她看著我，眼淚掉下來了。

由美很少哭，那兩年里我只見過她哭過一次，是看一部什么電影，感動的。但那天晚上她哭了，哭得很安靜，眼淚一顆一顆往下掉，也不擦，就那么任它流。

我走過去，抱住她。

她把臉埋在我胸口，悶悶地說：“你太好了，好得讓我覺得對不起你。”

我說別說這種話。

她哭了一會兒，推開我，擦了擦眼淚，深吸一口氣，說：“行了，哭完了。我決定了，我回去幫他一把，等他站起來了，我就走。”

我說嗯。

她看著我說：“到時候你還愿意要我嗎？”

我說到時候再說吧。

她笑了，笑得很勉強，說：“你連騙我一下都不肯。”

我說我不想騙你。

她點點頭，說：“這就是你，從來不騙人。”

那天晚上我留在她那里，我們做了最后一次愛。做的時候她特別用力，指甲掐進我后背，疼得我齜牙咧嘴。做完之后她躺在我懷里，手指摸著我后背被她掐出來的印子，說：“留個記號，別忘了。”

我說忘不了。

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時候，她還在睡。我沒叫醒她，輕輕關上門，下樓，走到街上。

那天是周日，早上七點多，街上人不多，陽光很好，照在路面上亮晃晃的。

我站在她公寓樓下，抬頭看了一眼她的窗戶，窗簾拉著，安安靜靜的。

然后我轉身走了。

那之后我們沒再聯系。

過了大概半年，我聽周老板說她跟前夫又離了，這次是她主動離的，幫前夫找了份工作，安頓好了，然后就走了。

周老板說由美現在在大阪，在一家烤肉店打工。

我說哦。

周老板看了我一眼，說：“你不去找她？”

我說不找了。

周老板嘆了口氣，沒再說什么。

由美之后，我又是單身。

這回單身的時間更長，四年。

四年里我五十一歲變成了五十四歲，頭發白了一半，臉上的皺紋深了不少，體力也明顯下降了，以前站十二個小時腿只是酸，現在站十二個小時腿腫得鞋都脫不下來。

我開始認真考慮養老的問題。

在日本，外國人養老是個很麻煩的事。年金我交得不多，將來能領的養老金少得可憐；存款有一點，但也不多，折合人民幣大概四五十萬；房子沒有，車子沒有，什么都沒有。

有時候晚上睡不著，躺在床上算賬，算來算去，結論都是——我老了會很慘。

這種焦慮感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強烈，像一把鈍刀子，慢慢割，不致命，但疼。

就在這種狀態下，我認識了真由美。

真由美是周老板介紹的。

周老板說，他老婆有個表妹，四十八歲，單身，在埼玉縣住，在一家超市做收銀員，人很老實，想找個伴，問我要不要見見。

我說行，見見吧。

見面那天，我特意理了發，換了件干凈襯衫，坐電車去了埼玉。

約在一家家庭餐廳見面，那種連鎖的，叫“ガスト”，賣漢堡牛排和意面的那種。

我到的時候她已經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著一杯冰水，雙手握著杯子，好像在取暖。

她叫真由美，跟由美就差一個字，但完全是兩種人。

真由美很瘦，瘦得有點過分，鎖骨凸出來，手腕細得像能折斷。她長得一般，但收拾得很干凈，頭發梳得整整齊齊，衣服熨得平平整整，指甲剪得短短的，沒有任何裝飾。

她看到我走過來，站起來，微微鞠了一躬，說：“你好，我是真由美。”

聲音很輕，輕得像怕吵到別人。

我說你好，我是趙建國。

她點點頭，坐下，雙手又握住了那杯冰水。

我們點了吃的，她點了一份小份的意面，我點了一份漢堡牛排。等餐的時候，我們聊天，說是聊天，其實就是一問一答。

我問她工作怎么樣，她說還行。

我問她住在埼玉多久了，她說二十年。

我問她平時喜歡做什么，她說看看電視，種種花。

每一句回答都很簡短，很客氣，沒有任何延展，沒有任何情緒。她坐在那里，像一朵被壓干了的花，顏色還在，但水分全沒了。

我看著她，突然覺得很心酸。

不是為自己心酸，是為她心酸。她看起來像是被生活磨平了，磨得一點棱角都沒有了，只剩下這副客客氣氣的、小心翼翼的、不敢給任何人添麻煩的樣子。

吃完飯，我說要不要去走走。

她說好。

我們在埼玉的街上走，那條街沒什么可看的，就是普通的住宅區，一排排一戶建，偶爾有個小公園。我們走得很慢，她走在我旁邊，保持著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既不會碰到我，也不會離得太遠。

走了一會兒，她突然說：“趙先生，你為什么想見我？”

我愣了一下，說：“想找個伴吧。”

她點點頭，沉默了幾秒鐘，說：“我也是。”

然后她又沉默了。

我們繼續走，走到一個小公園，里面有秋千和滑梯，幾個小孩在玩，媽媽們坐在長椅上聊天。

我們在另一張長椅上坐下。

她坐在長椅的一端，我坐在另一端，中間隔著一個空位。

她說：“趙先生，我這個人很無聊的。”

我說怎么無聊？

她說：“我不太會說話，不太會表達，跟人相處總是很拘謹。以前處過一個對象，處了三年，他說我像個機器人，什么都客客氣氣的，讓他覺得很累。后來就分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淡，但眼睛里有一種很深的疲憊。

我突然想起了美香，想起了惠子，想起了直子。

她們都是這樣，客客氣氣的，小心翼翼的，不敢越界，不敢真實，不敢給別人添麻煩，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殼。

我說：“你不用那么客氣。”

她愣了一下，看著我。

我說：“客氣是給外人看的，兩個人在一起，不用客氣。”

她低下頭，手指絞在一起，說：“我知道，但我改不了。我從小就這樣，我媽教我的，不能給別人添麻煩，不能讓人討厭，要守規矩，要有禮貌。這些話像刻在我骨頭里一樣，我想改，但改不了。”

她說完，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有淚光，但沒有掉下來。

她說：“趙先生，你是不是也覺得我很無聊？”

我說沒有。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強，說：“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

我說我不是安慰你，我是真的覺得你不用那么客氣。你想說什么就說，想做什么就做，不用怕給別人添麻煩。兩個人在一起，本來就是互相添麻煩的。

她聽了這話，沉默了很久。

風從公園那頭吹過來，吹得秋千輕輕晃，小孩的笑聲遠遠近近的。

她突然開口了，聲音比之前大了一點點：“那我現在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說你問。

她說：“你會不會覺得我太瘦了？我四十八公斤，一直吃不胖，以前那個人說我抱起來硌手。”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她也笑了，笑得很不好意思，用手捂住嘴。

我說不硌手，挺好的。

她臉紅了，紅得很明顯，從臉頰一直紅到耳朵根。

那天我們在公園里坐到太陽落山，聊了很多，她慢慢放松了一些，話也多了起來。她跟我說她小時候的事，說她媽媽是個很嚴厲的人，說她上學的時候被人欺負過，說她一直很自卑，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值得被人喜歡。

她說這些的時候，聲音還是輕輕的，但語氣里多了一點什么東西，一點點，不多，但能感覺到。

太陽落山之后，我送她去車站。

她站在檢票口前，轉過身看著我，說：“趙先生，謝謝你今天陪我。”

我說不用謝。

她猶豫了一下，說：“下次……還能見面嗎？”

我說當然能。

她笑了一下，這次笑得不勉強了，笑得很自然，眼睛彎彎的。

然后她進了檢票口，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了我一眼，揮了揮手。

我也揮了揮手。

她走了之后，我站在車站外面，抽了一根煙。

天已經黑了，車站的燈光很亮，人來人往，很熱鬧。我站在熱鬧里，心里卻很安靜。

我想起這二十二年，想起這五個女人，想起那些客氣，那些分寸，那些距離，那些讓我半夜醒過來心里空落落的東西。

也想起由美，想起她大聲叫我名字的樣子，想起她罵我混蛋的樣子，想起她在我臉上親那一下的樣子。

然后我想起真由美，想起她坐在長椅上，說“我想改，但改不了”的樣子。

我把煙掐滅，扔進垃圾桶，轉身往車站里走。

坐上回池袋的電車，車廂里人不多，我靠窗坐著，看著窗外一閃一閃的燈光，腦子里亂糟糟的。

手機震了一下。

是真由美發來的消息。

“今天真的很開心。我很久沒有這么開心過了。謝謝你。下次見面的時候，我會努力不那么客氣的。請給我一點時間。”

我看著這條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我回了一條：“不急，慢慢來。”

發完之后，我把手機放回口袋，靠在座位上，閉上眼睛。

電車晃悠悠地開著，窗外的燈光一閃一閃的，透過眼皮，忽明忽暗。

我五十四歲了。

在日本待了二十二年。

處過五個日本女人。

現在，也許會有第六個。

也許不會。

但不管怎樣，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池袋的公寓里，冰箱還是那個冰箱，空調還是那個空調，墻上那塊被煙熏黃的印子還在。

但明天，我可能會把它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