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艷偉：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的編纂與回響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的編纂與回響

薛艷偉

摘 要：朱士嘉所編的《中國地方志綜錄》是第一部全國性的方志聯合目錄。朱士嘉之所以編纂此書，是因為受到三個方面因素的推動。第一，晚清民國時期國內外掀起搜集中國地方志的熱潮，學術界急需推出一部全國性的方志目錄以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求；第二，朱士嘉受到顧頡剛的引導和支持；第三，朱士嘉本人愛國主義思想的驅使。朱士嘉于1930年動手編輯《中國地方志綜錄》，他征集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的方志目錄，對這些方志目錄進行整理匯集，1934年春基本定稿，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問世后，立即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一些著名學者相繼撰文對該書進行介紹、評述、補正或仿效。

關鍵詞：朱士嘉 《中國地方志綜錄》 方志目錄

朱士嘉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方志學家，他所編的《中國地方志綜錄》（以下簡稱“《綜錄》”）是中國第一部全國性方志聯合目錄，該書在20世紀方志目錄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臺灣學者王爾敏在《二十世紀之史學開拓與先驅史家》一文擬出一份100年來中國出現的史學大家名單，共計50位著名史學家，朱士嘉名列第37位。王爾敏對他的點評是：“朱氏為中國方志學大師，畢生專志研治中國地方志，著有《中國地方志綜錄》，至1984年為最后增訂版。收集全國方志之書八千五百種。世之研究方志學者，無不推尊朱氏之畢生成就。”由此可見，學界對朱士嘉方志學成就的評價之高。朱士嘉的《綜錄》是一部方志目錄學名著，雖然學界歷來高度稱贊該書的價值，但卻鮮有對該書進行專門研究的論文。僅有朱祖熹《顧頡剛與〈中國地方志綜錄〉的出版》一文，通過釋讀顧頡剛和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的往返信札，呈現了《綜錄》出版時的一些細節。此外，一些回顧方志目錄學或論述朱士嘉學術成就的論著對朱士嘉及其《綜錄》有簡要介紹。故本文擬就朱士嘉編纂《綜錄》的動因、編纂過程、出版后的回響等三個方面對該書予以詳細論述，希望引起學界對該書更多的研究。

一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的編纂動因

朱士嘉（1905—1989），字蓉江，江蘇無錫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家。1924年，朱士嘉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就讀，1928年本科畢業后考取該校研究生，于1932年獲碩士學位，隨后留校任圖書館中文編目部主任，兼任輔仁大學歷史系講師。1939年，朱士嘉應邀赴美工作，整理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方志，編寫出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一書。1946年，朱士嘉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50年，朱士嘉從美國回國后，先后在武漢大學、中國科學院等處工作。朱士嘉一生致力于方志學研究，《綜錄》是他在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他的代表作，該書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為什么朱士嘉在20世紀30時代要編撰這樣一部方志目錄呢？主要是由于如下三個方面因素的推動：

第一，晚清民國時期國內外掀起搜集中國地方志的熱潮，學術界急需推出一部全國性方志目錄以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求。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先進的科學思想被引入中國，過去不被看重的地方志逐漸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和重視。國內的公立圖書館、各級政府部門、私人藏書家、歐美日本的圖書館、傳教士、書商等競相搜羅中國各地的地方志。正如傅振倫所說：“方志在學術上之價值，前已言之。世人知其然也，于是公家私人，多極力收集。”季嶔也說，民國時期“各省競重方志，與公私藏家爭蓄邑乘風氣方盛”。于是出現很多以收藏大宗方志著稱的圖書館和私人藏書樓，前者如北平圖書館、上海東方圖書館，后者如天津任鳳苞的天春園、上海王綬珊的九峰舊廬。這些公立圖書館或私人藏書家紛紛清理自己的家底，各自編纂館藏方志目錄和私家方志目錄，如1928年李一非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本校所藏地方志簡目》、1931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印《故宮方志目》、1933年譚其驤編纂《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萬國鼎等編《金陵大學圖書館方志目》、張允亮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方志目》、1934年王綬珊編《九峰舊廬方志目》、任鳳苞編《天春園方志目》等。1933年，袁同禮在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所作序文中對此種現象進行總結說：“近今學風丕變，文史道分，凡著述之可資探討者，不以其辭之不雅馴而輕之。于是學者漸以讀方志相倡，中外各圖書館翕然景從，并皆廣務搜集，編次專目。”遺憾地是，這些方志目錄都是限于某圖書館或某私人藏書家所藏方志，讀者不能據此了解該目錄以外的方志收藏情況。正如1931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刊載的《故宮方志目》推介語中所說：“邇來學術漸興，方志始又見重于世。瞿君兌之《方志考》已稍稍發其秘藏。然全國之大，所謂方志者究有若干？各地所藏方志書究有幾何？是皆亟應先知之事。以前學部所藏《方志目》已輯印成書，上海涵芬樓亦印有一目，此外尚不多見。”當時國內外學術界需要對世界各地所藏的中國方志進行一次清理工作，以摸清方志家底，看看到底還留存有多少部地方志，并且藏于何處。正如朱士嘉在《綜錄》的自序中所說：“章氏去今，又百數十年，方志之價值，始漸為學術界所公認，有搜集之者，有研究之者。然若舉以問現存方志若干種？何類居多？以見于何年者為最早？其庋藏之狀況有可得言者歟？則恐將瞠目無以對也。《綜錄》之編，不亦為當務之急耶？”在這種情形之下，朱士嘉開始著手編輯一部全國性的方志目錄，這樣《綜錄》一書就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了。

第二，朱士嘉受其師顧頡剛的引導和支持。顧頡剛是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大師，早在19世紀20年代前期即以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而聲名大噪。1929年，顧頡剛開始在燕京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和國學研究所導師。朱士嘉當時就是顧頡剛的學生，師生之間交往密切，朱士嘉的名字在這個時期的《顧頡剛日記》中頻繁出現。顧頡剛是一位善于學術擘畫和布局的學者領袖，他以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己任，并從全國史學發展的全局出發，根據弟子們各自的學術興趣，引導他們從事不同專題的研究，從而造就了一批在各個史學門類都學有專長的學者，如譚其驤、史念海、楊向奎、馮家升、童書業、劉起釪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正如顧頡剛另一位弟子吳豐培所說：“由于顧先生苦心經營，在他的扶掖、督促、使用、培養下，成就了一批名家學者。”朱士嘉也是顧頡剛樂于獎掖后進和提攜人才的受益者。朱士嘉在燕京大學上學時，選修過顧頡剛講授的“中國地理沿革史”課程。當朱士嘉向顧頡剛匯報《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有一部分方志時，他立刻指出方志的重要性，引導朱士嘉走上方志研究的道路。朱士嘉后來在回憶顧頡剛的文章中說：“他主動把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借給我看，要我學習方志學說。他還和我聯名起草《研究中國地方志的計劃》，發表于《社會問題》。在他的認真教育和熱忱幫助下，我一面編寫《中國地方志綜錄》，一面以方志為題進行鉆研。我之對于方志，從不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從‘食桑的蠶’，到‘吐出絲來’；以微薄的研究成果獻給四化建設，都是顧老師循循善誘和諄諄教導的結果。”朱士嘉在另一篇回顧自己學術生涯的文章中說：“時燕大學術空氣非常濃厚，又有顧頡剛先生作我啟蒙之師。他還下就與我合寫《研究中國地方志的計劃》，刊登在《社會問題》雜志上，使我倍受鼓舞。 ”朱士嘉后來在編纂《綜錄》的過程中，同樣得到顧頡剛的很多指導和幫助。由此可見，朱士嘉之所以編纂《綜錄》，離不開顧頡剛的特意引導和大力支持。

第三，朱士嘉本人愛國主義思想的驅使。朱士嘉是一位具有高度愛國主義思想的學者，愛國主義思想是他最初研究方志學以及編纂《綜錄》的原動力。如前所述，晚清民國時期國內外興起搜集方志的熱潮，在此過程中，數量驚人的國內方志流落域外，其中不乏宋元善本或海內孤本。傅振倫《中國方志學通論》一書在談到近代以來中國方志大量流失海外的慘況時，不無痛心地說：“海通而還，教會之所羅致，外人之所采訪，書賈之稗販，以致流亡于國外者，更不可縷記。”朱士嘉對此現象痛心疾首，1931年，他與顧頡剛在合寫的《研究地方志的計劃》一文中大聲疾呼，倡導國內學者大力研究地方志，不要落后于國外。他們說：“我們研究地方志，在今日已成迫切的要求。外國人在中國購買地方志，已有二三十年之歷史，市上地方志價目的高漲，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中國現在，沒有一種學問不落人后，自己的古代史、西北史、邊疆史，都已經外人代庖；要是在這方面，我們自己再不努力，恐怕這現成的金礦，又要瞪著眼，看人家來代掘了！”顧頡剛也是一位愛國主義史學家，他非常注意培養朱士嘉等弟子的愛國主義精神，朱士嘉深受顧頡剛愛國主義思想的感染。19世紀2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不斷加深，中國的邊疆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顧頡剛針對這種情形，經常對朱士嘉進行教育啟發，他說：“外國人正在研究我國邊疆史。方志這塊領土如果我們不去研究，外國人就會去侵占。”朱士嘉晚年深情地回憶說：“在當時那嚴峻的形勢下，顧先生的這番剛烈話語無疑是激勵我從此跨入方志學領域的巨大動力。”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勵下，朱士嘉堅持研究地方志，他后來回憶說：“在時局不斷惡化的那些個緊張歲月里，我們頂著日寇飛機的狂轟濫炸堅持學習，盡管心情十分沉重，但為我中華民族的自立而專研方志的志向卻從未動搖過。由此我才克服了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困難，終在1935年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在方志學界較有影響的專著——《中國地方志綜錄》。”朱士嘉晚年回顧一生，認為自己在方志學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樹有愛國主義這一支柱”。由此可見，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重要緣起是為了不讓祖國的方志繼續流落域外，以及在方志學的研究上不落外人之后，而發自內心深處的愛國主義思想是朱士嘉編纂《綜錄》一書的重要原動力。

二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的編纂過程

在如上三大動因的推動下，朱士嘉在1930年開始編輯《綜錄》，1934年春，他將該書的定稿寄到商務印書館等待出版，前后共花費了5年時間。1931年，朱士嘉在與顧頡剛合寫的《研究地方志的計劃》一文中指出：“地方志是中國的特產，是未經開辟的新大陸，是研究歷史、地理和社會科學的深藏寶庫。”又說：“地方志……確是一部以地方為單位的文化史，在學術上，自有它不朽的地位的。”他們對方志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提倡國人必須自己努力挖掘。他們在是文還提出編寫《地方志總目》作為研究地方志的先決問題，理由是：“中國自有地方志以來，總共有多少部，多少卷？現在哪一方面的志書最完全，哪一種的志書最難得？什么地方連一部志書也沒有修過？地方志的分布的現狀怎樣？這些問題的解答，只好等《地方志總目》出來擔任了。”他們進一步指出編寫《地方志總目》的方法說：“可以把幾家大圖書館所有的志目做底子，加上各史中之藝文志，各書目（《書錄解題》……），各叢書，各大藏書家所有的志書，匯合編纂。”其實，當時朱士嘉正在進行中的《綜錄》一書的編纂工作就是按照這個方法實行的。

朱士嘉首先通過各種方式征集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的方志目錄。第一種方式是實地走訪調查，朱士嘉利用他在文化中心北平學習和生活的有利條件，到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等地訪問，閱讀各館的方志卡片或抄本目錄。燕京大學圖書館對他幫助很大，燕大圖書館本身收藏有近一千部方志，而且還在不斷地大力求購方志。朱士嘉后來回憶說：“燕大圖書館藏書之浩博，聞名全國，尤其是地方志藏量之豐厚，更居各大學圖書館之冠。而館內工作人員也待人熱情，工作效率亦高。這于我的研究自然方便不少。”此外，朱士嘉還赴上海參觀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在徐潤農的幫助下看到該館的方志目錄。陳樂素曾介紹朱士嘉去南洋中學參觀該校圖書館所藏方志，沈勤廬也介紹朱士嘉去參觀常熟瞿氏藏書樓，只是因朱士嘉家中突發變故而未果。由此可見，朱士嘉努力通過各種關系爭取去盡可能多的藏書機構調查全國各地的方志收藏情況。

第二種方式是寫信給各大圖書館，請其郵寄本館所藏方志目錄或咨詢方志收藏信息。如朱士嘉曾給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何炳松寫信，向其咨詢有關東方圖書館的方志收藏情況。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有一千余部方志，朱士嘉曾托他在燕京大學的老師洪業致函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向其詢問該館是否編印有方志目錄，恒慕義答復說該館正在影印方志卡片，后來恒慕義確實寄給他一份目錄。

第三種方式是求助師友征求各地的方志目錄或了解私人的方志收藏信息。如日本內閣文庫和宮內省圖書寮的圖書目錄就是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提供給朱士嘉參考的。朱士嘉在《綜錄》自序中說：“瞿兌之（宣穎）先生撰《方志考稿》，以天津任氏家藏為藍本，因見其目，實多瑰異。又承張孟劬（爾田）、王善業、顧起潛（廷龍）諸先生介紹目錄，增益不少。去夏顧師頡剛道出滬濱，訪得王綬珊先生藏有方志千數百種，因請介紹，征得《九峰舊廬方志目》一冊，珍本秘籍，琳瑯滿目，洵可寶也。”可見，張爾田、顧廷龍、顧頡剛等著名學者都為朱士嘉介紹過方志目錄，給他提供了很多幫助。有時朱士嘉甚或請友人到某地圖書館代為抄寫該館的方志目錄，如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以收藏1000余部方志著稱，1930年秋，朱士嘉拜托友人王寅生抄錄該館的方志目錄。福建涵江圖書館藏有4種孤本方志的信息，就是朱士嘉的友人薛澄清在給他的信函中告訴他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看到朱士嘉《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中沒有著錄該館所藏12種孤本方志，遂主動贈送《清朝官撰本島府縣志類解題》一書供他參考。

經過朱士嘉的不懈努力，他陸續收集到40余家圖書館或藏書家的方志目錄。從朱士嘉在《綜錄》“凡例”中所列舉的引用書目可知，提供書目的單位中既有北平圖書館、上海東方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南洋中學圖書館、天春園、嘉業堂等藏志200部以上的23家方志收藏單位，也有遼寧省圖書館、陜西省圖書館、云南圖書館、廣東省立圖書館、甘肅省立圖書館、無錫縣立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等雖然藏志總數不多，但藏有孤本方志的10余家圖書館。此外，還有王綬珊、王佩諍、葛詞蔚、胡適、傅增湘、馬鑒等11位收藏有數種孤本方志的藏書家。朱士嘉對搜集到的方志目錄進行細致研究、分析、比對、統計等工作，去其重復，刪其繁蕪，糾其錯誤，最終完成《綜錄》一書的編纂。

表1 朱士嘉參考的方志目錄一覽表

在洪業、顧頡剛等人的指導和幫助下，朱士嘉緊張有序地進行《綜錄》一書的編纂工作。他后來回憶這一段經歷說：“老師的熱忱輔導，循循善誘，加快我學習的速度。《中國地方志綜錄》就是在老師的親切關懷指導下編寫出版的。”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就取得成果。1932年到1933年，朱士嘉以《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為題將該書的江蘇、浙江、安徽部分抽出來發表于《地學雜志》。可惜的是，其他省份的方志目錄沒有繼續連載。從江浙皖部分的方志目錄來看，《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已經設置書名、卷數、編纂人、編纂時期、版本、藏書者、備考等欄目。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綜錄》完全照搬《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的欄目。二者存在的最大區別是：在藏書者一欄中，《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于國內藏書者列舉17家，比《綜錄》少了張國淦一家；于國外藏書者則只列舉日本的收藏信息，比《綜錄》少了國外方志收藏大戶——美國的方志收藏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朱士嘉在編纂《綜錄》的同時，還編撰有《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一書，該書可以看作是《綜錄》的簡編本。朱士嘉在《中國地方志備征目》卷首的《簡例》第三條說：“本目為節省篇幅計，僅舉書名與編纂時期。”又在小注補充說：“卷數、撰人、版本等另于拙作《中國地方志綜錄》中詳載之。稿藏燕京大學圖書館。”也就是說，《中國地方志備征目》只是把《綜錄》中的書名與編纂時期單獨列舉出來，沒有著錄其他信息。

1931年10月，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國地方志備征目》單行本，立即引起學界關注。著名學者王重民介紹該書說：“地方志書之重要，近頗惹人注意，以故公私搜藏，頗成一時風尚。如國立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上海東方圖書館、天津任氏天春園、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莫不蔚為大宗，雄視海內，且編有專目，以綱紀之。燕京大學圖書館亦正廣事蒐羅，且由朱士嘉君參考國內外二十二個公私圖書館方志目錄，匯為《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一編，共著錄四千九百十二種，欲按目購求，法至善也。”王重民說該書附錄的《未修志書地名錄》和《民國修志地名錄》兩表“俱頗費苦心”，同時又說：“唯備征之目，著者未必盡見原書，則體例自不免時有舛誤”，指出該書在著錄上存在的錯誤或遺漏。

另一著名學者羅香林在評介《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一書時，指出該書問世的必要性說：“吾國流傳方志之富，及其關系民族國家生機生命生活之所由表白，其事至明，其義至顯；然反觀吾國學人其從事方志研討或考索者，寥寥可數，毋亦因方志庋藏不一處購取無方，普通縣邑，其學人不易聚集群材以自校核之故歟？夫然，則《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之作，不容一刻緩也。朱君是作，應時勢需要，根據國內外公私立圖書館，及叢書，各私人搜藏之中國地方志目編訂而成。”羅香林對該書以及還未正式出版的《綜錄》一書給予極高評價，他說：“誠治方志學或地方史事者，一絕好津梁也。朱君治方志有年，東諮西訪，成就甚巨，已脫稿者，《備征目》外，有《中國地方志綜錄》一書，按省列表，將各志書名、卷數、編纂人、編纂時期、版本、藏書者，各為譜錄，簡明賅備，一目了然，又附地方志統計表圖，尤足表白各時地修志風氣之盛衰消長；其用功之勤，排比之細，并世治地方志者，莫能或先。”同時，羅香林也指出《中國地方志備征目》的不足，如對于“私家藏籍，未能遍考”，對于各省市的公立圖書館也“鮮加注意”，說這些圖書館“往往有為外地所不易見之籍”，使得該書“資料未臻完備，故所錄仍多掛漏”。羅氏以陜西圖書館為例，給朱士嘉提出建議說這些地方圖書館“多偏方小邑不易經見之志，信能一一稽考，于方志備征，不無小補”。可見，在《綜錄》還未正式出版前，學界就通過《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和《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了解到朱士嘉的部分方志目錄編纂成果，并且給予很高評價，也提出了建設性修改建議。這些都對朱士嘉繼續從事《綜錄》的編纂工作提供很大鼓舞，使他在體例和內容上不斷對該書進行完善，并最終締造出方志目錄學名著。

與朱士嘉熟識的燕京大學顧廷龍曾回顧他編纂《綜錄》的全過程說：“我校圖書館收藏地方志之多，非他校所能及。曩時朱君士嘉肄業于此，專心研究，寢饋其中者多年；曾就館藏及目睹者編為一目，俾為征采之資，曰《方志備征目》，于是汗漫無歸之方志，始有簿錄可稽，學者無不稱便，而朱君猶以為未足……遂極數年之力，調査國內外圖書館及私家所藏殆遍，詳紀纂修人名，及刊版年月，并注所藏之處，末附歷代修志統計等表。浩瀚群帙，遂有系統。”可見朱士嘉為編纂《綜錄》付出巨大心血和努力，其間面臨的各種艱辛和困難確有難為外人道者。

三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出版后的回響

1934年春，朱士嘉基本完成《綜錄》的編纂工作，顧頡剛將其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出版。顧頡剛為此多次致函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幫助朱士嘉聯系該書的出版事宜。顧頡剛還親自為《綜錄》作序，在序文中對朱士嘉及其書大加稱贊說：“作此《綜錄》，以示大凡，蓋直接為目錄學家創一新例，間接為史地學者開一大道，可謂盛事矣。”又說：“是書之成，固大有造于史地之學，雖謂之奠定史學基礎可也！”顧頡剛對弟子所取得成績的興奮之情充溢其間，對其評價不可謂不高。在學界的翹首以待中，《綜錄》終于由商務印書館在1935年5月出版。該書問世后，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一些著名學者如潘光旦、聶崇岐、顧廷龍、薩士武、黎光明、沈煉之、薛澄清、許振東等相繼撰文進行介紹、評論或補正。一本書能引起這么多著名學者對其進行評介，這在民國時期的學界還是不多見的，其中，對其贊美者有之，批評者有之，訂誤者有之，補充者有之，仿效者有之。無論各方立場或見解如何，該書終究是無法被忽略的巨大存在，成為研究方志學者必不可少的一部著作。而該書的重大意義在于它的典范作用，給學界提供了一個示范，引起了不少人對它的仿效。朱士嘉的《綜錄》問世后，該書在學界主要有如下回響：

第一，對其進行稱贊。1935年，聶崇岐在《評〈中國地方志綜錄〉》一文稱贊《綜錄》的出版，“實在不能不說是應運而生的產物了”，又說：“這實在是一部大而有當的工作。在《綜錄》出版以前，雖然已經有幾種地方志之類的書流行著,但多限于一個圖書館或私人所藏，它們的價值和用途，都不及《綜錄》之大而普遍。”聶崇岐列舉《綜錄》有三大優點：其一是列有藏書者一欄，標明該書的收藏者，從而幫助讀者解決了想查某種地方志而不知道向哪里去找的難處，說該書“以一個人的力量而能省多數人的時間，予多數人以莫大的便利，它的價值，試想一想應有多么大”；其二是書后附有各種統計圖表，“由各種圖表，不但使我們可以知道歷朝修志工作的盛衰，可以知道某一種政治區劃共有多少種方志，某一朝所修的方志各有多少種多少卷，并且可以使我們看出那一帶地方文化較高，那一帶地方文化較低”；其三是書后附有索引，“這種予人方便的工作,是值得稱贊的”。聶崇岐對該書的總體評價是：“《綜錄》實在是一部有價值的書。”

薛澄清在《〈中國地方志綜錄〉補正》一文稱贊《綜錄》說：“這部書是研究史地——尤其是所謂歷史地理學的同志們所必備的參考書和工具書。”魏應麒在《薩士武〈福建方志考〉序》一文贊賞道：“朱士嘉先生之《中國地方志綜錄》，浩浩瀚瀚，蔚為巨觀。”《燕京大學圖書館報》在“新書介紹”欄目評介《綜錄》時，引用顧頡剛在為該書所作序文中列舉該書的幾處功用，又說：“是書之行，有此數善，洛陽紙貴，不脛而走，可以預卜。用告研究史地學者其共置之。”1936年，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在為《綜錄》所寫的書評中指出：“朱士嘉先生這本《中國地方志綜錄》是許多作學問的人可以利用而應當感謝的一本書。”又說：“全書最大的效用自然是便檢查。”潘光旦敘述了該書在體例上的優點，并總結說該書“排列的次序既很合習慣，統計的圖表又極醒目,又附有索引,所以檢查起來是很方便的”。姜時彥稱贊朱士嘉的《綜錄》、瞿兌之的《方志考稿》、張維的《隴右方志錄》等方志專門目錄，“皆為治方志學者，極好之工具。手此一編，舉凡求之不得之典籍，亦羅列于目前。其嘉惠后學，便利讀者，寧有涯乎！”1939年，何多源在《中文參考書指南》一書介紹《綜錄》為“現有唯一之全國方志總目”，又稱贊說：“手此一書，則欲查某種方志現存何處，有無存本。一檢即知，為研究史地政治經濟之工具書也。”由上可見，時人甚為推崇《綜錄》的工具書價值，論者對其多功能的實用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大加稱贊。

第二，指出著錄錯誤，對其進行訂誤。一些學者指出《綜錄》中存在的一些錯誤著錄信息，并且提出正確的信息，這里又大致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指出書名著錄錯誤。如《綜錄》著錄有民國《丹陽縣志》，潘光旦指出這部方志的書名實際是《丹陽縣續志》。又如，《綜錄》著錄有嘉慶《云霄縣志》，薩士武指出當為《云霄廳志》。再如，《綜錄》著錄有弘治《吳江志》、乾隆《句容州志》、道光《宜荊合志》、同治《上元江寧縣合志》、光緒《松江府志》，沈煉之指出這些方志正確的書名分別應該是《吳江縣志》《句容縣志》《重刊續纂宜荊縣志》《上江兩縣志》《松江府續志》。

2.指出編纂者著錄錯誤。《綜錄》著錄光緒《羅店鎮志》為王樹棻纂修，潘光旦指出該志“原是潘履祥總纂而王樹棻鑒定的”，而《綜錄》“誤把王樹棻作為總纂”。聶崇岐指出《綜錄》的一個缺點是“校勘未精”，如將乾隆《青浦縣志》的編纂者孫鳳鳴誤作孫鳳銘，將光緒《無錫金匱縣志》的編纂者秦緗業誤作秦湘業。他說：“在一部較大的著作里，有幾個錯字雖然不是大了不得的事，但工具一類的書，首重正確,就是一個錯字，也是不當有的。”《綜錄》著錄乾隆《邵武府志》為鄭念榮所纂，薩士武指出當為鄭念滎纂。《綜錄》在咸豐《萍鄉縣志》的纂修姓氏欄載“陳喬樅纂修”，季丹指出應為“陳喬樅重刊”。《綜錄》著錄同治《萍鄉縣志》是“錫榮纂修”，季丹指出應為“王明璠纂修”，錫榮只是創修，到王明璠才最終完成。

3.指出藏書單位著錄錯誤。《綜錄》著錄嘉慶《連江縣志》、道光《晉江縣志》、道光《永安縣志》、民國《寧化縣志》4種孤本方志均藏于福建涵江圖書館。薩士武指出第一種方志實際收藏于福州烏山圖書館，后3種則藏于福建省立圖書館，而且以上4種方志涵江圖書館皆不收藏。薩士武進一步指出，出現這個失誤的原因可能是朱士嘉的友人薛澄清誤以為涵江圖書館所編的《福建最后修志表》就是該館的藏志目錄，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以致誤導了朱士嘉。

4.指出誤以同一書為兩書。《綜錄》分別著錄乾隆《延平府志》和同治《延平府志》，薩士武指出所謂同治本實際是乾隆志的重刻本，《綜錄》誤以同一部方志為兩志。《綜錄》分別著錄乾隆《長泰縣志》和民國《長泰縣志》，薛澄清指出民國《長泰縣志》實際上是從乾隆志影印而來，“名為二書，實為一書”。

第三，指出著錄遺漏，對其進行補充。1935年，黎光明在《〈中國地方志綜錄〉質疑》一文指出，《綜錄》缺載了《雙流縣志》《墊江縣志》等18部四川志書。黎光明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采購過部分四川方志，他用手存的購買記錄和《綜錄》比對，發現了如上遺漏。聶崇岐在《評〈中國地方志綜錄〉》一文指出，該書沒有著錄崇禎《江陰縣志》以及民國時期所修的《陸川縣志》《竹林八圩志》《南昌縣志》《青縣志》《盧龍縣志》等志，并說“這不能不說是它稍欠精審的地方”。1937年，許振東在《補朱氏〈中國地方志綜錄〉（浙江之部）》一文補充了70種朱士嘉沒有著錄的浙江方志條目，許振東主要依據的是浙江圖書館所藏方志、《鄞縣文獻會目》以及杭州王綬珊藏書。1947年，季丹在《〈中國地方志綜錄〉補正》一文根據同治《萍鄉縣志》和私人收藏方志原書編制《萍鄉縣志纂修沿革表》，補充了朱士嘉所沒有列出的4種明代《萍鄉縣志》和嘉慶《萍鄉縣志》。

另外，《綜錄》對有些方志的版本、收藏者、編纂時間等信息著錄不完整，學者們也對此進行了補充。如《綜錄》在備考欄說根據薛澄清的來函，《金門志》和道光《惠安縣志》未知現存何處，薩士武說他曾親見福建省立圖書館藏有如上二志。《綜錄》在著錄《金門志》時缺載了編纂時間，薛澄清在《〈中國地方志綜錄〉補正》一文指出該志系道光十六年（1836）編纂。此外，薛澄清指出，《漳浦縣志》還有民國石印的翻印本，《綜錄》應將之列入備考欄中。沈煉之根據《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金陵大學圖書館方志目》《江蘇省立圖書館志書目》3種方志目錄對《綜錄》進行校勘，發現了70多處錯誤，其中很多屬于收藏單位記載不全，沒有反映出準確的收藏者信息，如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有光緒《贛榆縣志》、康熙《泰興縣志》等志各一部，而《綜錄》未載；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有嘉慶《海州直隸州志》、乾隆《甘泉縣志》等志各兩部，《綜錄》僅載一部。《綜錄》在著錄道光《萍鄉縣志》時，只是列出編纂時間為“道光”，具體哪年沒有列出來，季丹補充說是在道光三年。

對于以上問題，學者們更進一步指出，《綜錄》出現著錄遺漏的原因是，朱士嘉在編纂《綜錄》的過程中采訪不周，搜集到的參考書目不全。有的學者批評朱士嘉采錄不周備，有些收藏大宗方志的收藏單位或藏書家沒有被注意和采訪到，導致該書存在很大遺漏。沈煉之指出：“朱君編輯此書所采錄的志書，以超過二百種為標準，可是我國內政部所藏方志，數達一千種以上，朱君卻沒有采入，這個遺漏，我認為是不應該的。”黎光明也說：“朱先生這部書還有更大的疏漏點,就是對于各省圖書館和各省學界人士所藏的該省地方志書,沒有被收集進去。譬如江西省的地方志，就以江西省立圖書館收集得最為豐富，幾乎是全省各縣皆備。四川省立圖書館中所藏的四川方志也很不少。”黎光明舉例說，四川省立圖書館有一部完整的《汶川縣志》，而《綜錄》卻沒有著錄這部方志。黎光明質疑《綜錄》為什么不把遼寧、陜西、云南、廣東、甘肅、浙江、湖北等省圖書館的書目也著錄進去。黎光明還建議朱士嘉廣為探訪各省的方志收藏家，他說：“我所知道的成都楊安瀾先生連年的收羅四川志書，現在竟有了一個府州廳縣的全份，已較任何圖書館所藏者為豐富，其他各省想必也有這樣重視方志和收集之的人物，朱先生還應該普遍的采訪一下，要把他們所藏的書目也一并著錄出來，才算得是一部《中國地方志綜錄》。”許振東也說：“方志目錄之編纂，必得廣事征訪，方可完備無漏，詳實無誤。”他認為朱士嘉能編纂成功《綜錄》，“已屬盡廣征博訪之能事”。許振東還建議朱士嘉注意搜訪那些私人藏家和小圖書館，他說：“蓋自來藏家，罕曾簿錄，即有珍本，亦多不肯輕易示人，甚且有目無書，當存以待訪者……又以藏家而論,小圖書館所藏方志，頗有為大圖書館所未備。而《綜錄》者，恒不免重大而遺小，況小圖書館多無目錄可稽，則見聞不周。”如上這些批評都是深中肯綮的，所提建議也多富有建設性，甚具參考價值。

第四，指出體例不完善，提出修改建議。對《綜錄》一書體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索引部分。如該書頁數是各省單獨計頁，沒有一個全書連續的總頁碼。潘光旦指出這個缺陷說：“我們認為美中不足的一點是計算頁數的方法以省區為單位，而另外并沒有全書的總頁數,所以即使根據索引,在生手檢查起來,還不免有些困難。”潘光旦認為，雖然以卷為計算頁數的單位是中國舊書的習慣做法，但是對讀者檢索起來頗有妨礙，他建議在索引部分另附全書的總頁數。聶崇岐指出《綜錄》書后“索引做法的不合”，他說：“《綜錄》索引中，凡關于重修或續的方志，若重或續字居書名的頭上時，全都分列于重或續字之下。這種辦法，似于作索引方法稍有不合。因為一個人要想利用索引去查《綜錄》，多半是要由地名的首一字下手，少有想到重修或續編上去的。索引對這種情形，應當先考慮一下，不要弄到別人來索而你不能引。我以為凡遇冠以重修、續字的方志，作索引時應當把它所戴的帽子（重修或續字）給脫下去，而以地名的首一字為主，把脫下來的帽子括在下面。牽就一點說，也應當用互見方法，在續或重修字下以及那部書的本名下，全都給它立目。這樣，庶幾乎才不致引人誤入歧途，或至終找不著正路！”沈煉之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該書索引做法不方便讀者查閱，提出建議說：“凡冠以‘重修’或‘增纂’等字的方志，應將這一類字脫下去，而以地名的首一字為主，把脫下來的帽子括在后面，這樣，查起來就方便多了。”黎光明則建議在索引部分增加按照部首或筆劃檢索的方法，以方便讀者檢索，他說：“書末的《書名索引》，只有依王云五氏四角號碼檢字法的一種，而沒有依部首或筆劃多少排列的，使不懂檢字法者仍難于‘索引’，這也算是個小缺點。”

第五，對其進行仿效。以表格形式著錄方志各項信息是朱士嘉的創舉，這種形式條理清晰、秩序井然，很方便讀者查閱，因此，后來一些學者在編纂方志目錄時也仿效了這一做法。如福建學者薩士武參考朱士嘉《綜錄》體例編纂《福建方志考略》，他自稱：“拙作《福建方志考略》，是開始于民國二十一年，第一卷內容、體例大略與朱君《綜錄》相似。”薩士武在其所撰《福建方志考略》中設置了書名、修刊日期、編纂者、主修者、卷數、根據、藏書者、備考等著錄項目，基本沿襲《綜錄》的做法。19世紀40年代，著名經濟史學者梁方仲為了研究方便而編纂《明代地方志綜目》，雖然他沒有明言自己仿效朱士嘉，但是梁著列表著錄的欄目有志名、纂修年代、卷數、冊數、版本、纂修人、書目（出處）、藏書者、附注等項目，與《綜錄》毫無二致。1964年，陜西省檔案館編印《陜西省地方志書目錄》，書前的“說明”明確指出該書效仿《綜錄》，以列表的形式著錄本省方志，設置的欄目有書名、卷數、纂修人、版本、藏書者、備注等。1976年開始，中國科學院委托北京天文臺牽頭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朱士嘉受邀與莊威鳳、馮寶琳并列為總編，參與這本書的編纂工作。該書于198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后成為最具權威性的一部地方志聯合目錄。該書在“前言”指出其是以《綜錄》為“藍本”，并特別向朱士嘉表示致謝之意。1992年，湖南省檔案館編印的《湖南地方志目錄大全》也同樣采取列表的形式著錄方志。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中，一直不乏對《綜錄》的仿效者，從此可見《綜錄》的典范作用影響之深遠。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還指出《綜錄》一書其他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如沈煉之指出該書印刷質量不良，他說：“這部書印刷太壞，藏書者名字以及備考欄內所載的文字，小得不成樣子，看起來叫人眼痛。”對于黎光明等指出的《綜錄》存在搜羅方志不完備等缺陷，顧頡剛為其弟子解釋說：“朱先生出了這部初稿的《地方志綜錄》，大家看了高興，一個個來補充材料，于是真正的‘綜錄’就會出現了。若必責備他為什么不收齊了材料而后做，那就只有不做而已。何以故？材料是收不完的之故，而且在現在亂荒荒的時勢之下有許多地方簡直沒法收羅之故。不看各個辦公機關嗎？擬好了若干表格發出去填，發的地方是夠完全了，但收還的表格能有一半的希望嗎？所以單言調查，也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士嘉對于學界的這些批評和建議，有的表示心悅誠服地接受，如對于聶崇岐、薛澄清二人的書評，朱士嘉在《為拙作〈中國地方志綜錄〉敬答聶崇岐薛澄清二君》一文中表示：“我讀了非常感佩！承蒙指示出來應加增補的幾條，那有不虛心接受的道理呢？”他自謙《綜錄》一書“只能說是一筆剛開始為志書結算的總結”，又說：“從拙作出世那一天起，沒有一天我不在那里渴望著高明的指教和批評，因為從此可以進一步得到更豐富的材料，直接拿來補充拙作之不足，間接為學術界謀更大的福利。”朱士嘉在是文還提出了3種對《綜錄》的修正計劃：一是將《綜錄》與參考書目和方志原書進行校對，做一篇校勘記，將所有印錯的地方一律改正過來；二是編撰一部中國地方志綜錄補編；三是編撰一部中國地方志存目。對于有的批評，朱士嘉則提出了辯解和反批評。如沈煉之在《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正誤》一文中說：“我很希望編者在最近的將來將這部書再仔細校勘一遍，重行付印，那么這部《綜錄》才可以成為一部有用的工具書，不會變為騙人的‘指南’。”朱士嘉對沈煉之稱其書為“騙人的指南”的說法不甚接受，他認為沈氏的說法“未免太離奇了”，并且指出沈氏對他的批評不僅“非常乖謬”，而且可以算得上是“信口謾罵”，他認為這“不是批評者應有的態度”。

對于朱士嘉《綜錄》一書出版后引起的如上回響，1936年，張崟在《最近三年來之方志學界》一文回顧說：“去歲有朱士嘉君之《中國方志備征目》及《中國地方志綜錄》行世，而以《綜錄》一種為尤完備。出版以還，極惹注意，著文討論，大有其人（前有聶崇岐、薛澄清二人文載《大公報·史地周刊》，最近又有潘光旦君書評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之《清華學報》），謂非斯學之好現象得乎？其專總一省者，則有去冬印成之薩士武君《福建方志考》一種，搜采精詳，多足彌朱君書閩省部分之罅而糾其失，亦一有功學林之名著也。”

余 論

在《綜錄》問世之前，關于中國地方志的總體情況沒人真正說清楚過。朱士嘉的《綜錄》第一次初步摸清了中國地方志的家底，是第一部關于中國地方志的總賬冊，為學界全面而清晰地了解中國地方志的存世數量、種類、卷數、版本、源流、真偽、收藏情況等基本情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有助于人們快速查找和定位所需要的地方志，節省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一些過去從未被學界所知或注意到的罕見方志，通過《綜錄》一書而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拓展了學術領域和研究視角。正如顧頡剛為沈燮元《蘇南文物管理委員會方志目錄》一書所撰序文中所說：“辛亥后地方圖書館接踵而起，視其財力，力足則征搜及于全國，不足則保其本省本縣之舊編，志書遂呈集中現象，又有朱君士嘉綜合各地藏目，為之輯成《總錄》，故學者每有所稽，幾可必得。生于今日，較之亭林之世，規模恢擴不啻十倍，詎非一大幸事耶！”由此可見，《綜錄》是一部研究中國地方志的重要工具書，它的問世促進了方志學的學科建設，極大推動了方志學的研究進程。

1949年以后，一些私人藏書家的藏書被各級公立圖書館接收或收購，一大批方志被運到臺灣，以及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等，使得全國很多地方的方志收藏情況發生很大變化。《綜錄》原來的版本已經不適應時代的需要，朱士嘉從1955年起開始對《綜錄》進行修訂，1958年繼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為《綜錄》的增訂本。《綜錄》及其增訂本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中，是人們查閱方志時使用最為廣泛的工具書。1963年，胡道靜在《方志遺產的目錄學總結》一文中說：“百年以來的方志目錄專業工作，自然漸漸地也走上了總結的途徑。首先是為摸清現存方志與其貯藏所在的底子，無錫朱士嘉先生在一九三四年輯成初版、一九五六年補訂改版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基本上完成了這方面的任務。改版本著錄全國二十二個主要圖書館的方志收藏計七千四百十三種。是現在唯一的也是最被廣泛使用的方志總目。”直到1985年，收錄方志數量更多、著錄信息更為準確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一書出版，《綜錄》的查閱功能才被該書所代替。此后人們很少再使用《綜錄》，該書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和淡出學界的視野，以致只有在回顧方志目錄學史時才被提及。但是，《綜錄》曾經為學界查詢和了解方志發揮過巨大作用，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正如著名方志學研究者巴兆祥在總結方志目錄學發展史時所說：“朱士嘉增補、修訂了《中國地方志綜錄》，擴大了信息量。雖然已過半個世紀，后繼者不斷，《綜錄》的參考價值仍然不減。尤其是它所體現的認真求實的精神，尊重前人、時人的勞動成果的學術規范，一切服從讀者利用需要（所編方志目錄的人名索引至今無人續編）的正確學術態度，值得今人學習借鑒。”此外，盡管現在的學者們很少再使用《綜錄》的查詢功能，但是《綜錄》對于我們了解民國時期某些方志的收藏和流傳情況還是很有參考價值。

總之，《綜錄》無愧為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部方志目錄學名著，它在方志目錄學編纂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其學術價值是久遠的，其歷史作用也應當被后人銘記。

（作者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歷史與文博學院）

原文載《中國地方志》2026年第3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