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神奇的《聊齋志異》手稿

因家境困難，身份卑微，蒲松齡生前未能看到《聊齋志異》的刊刻，該書只是在其親友的小范圍內以傳抄的形式流傳，直到其去世半個世紀后，才得到公開刊布的機會。

青柯亭刊本《聊齋志異》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趙起杲在余集、鮑廷博等人的幫助下將其收集到的《聊齋志異》編印刊行，這是《聊齋志異》最早的版本，一般稱作青柯亭本。從此《聊齋志異》在社會上開始有了比較廣泛的流傳。

《聊齋志異》刊印后，一紙風行，傳遍海內外，成為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中國古代小說之一。經過多年的不斷刊行，《聊齋志異》版本眾多，大體上可以將其分為稿本、抄本、刊本三類。

在目前所知見的《聊齋志異》諸多版本中，以蒲松齡的手稿本最為重要，也最受人們的重視。原因很簡單，手稿本出自作者本人之手，最能體現其創作意圖和作品的原始狀態，這是研究《聊齋志異》最為重要的第一手文獻。

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

在中國古代，小說盡管深受人們喜愛，流傳較廣，但它始終沒有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尊重，被視為下里巴人的東西，受到官府和正統文人的歧視和排斥，甚至屢屢遭受查禁。在此情況下，作者創作小說不僅獲得不了榮譽，甚至還會招致麻煩，不少作者都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往往起個“蘭陵笑笑生”、“天花藏主人”之類的化名作為掩護。

在此情況下，作家的小說手稿得不到很好的保存，大多失傳。早期的《搜神記》、《世說新語》等作品受到諸因素的限制，連原書都已不存，更不用說作者的手稿了。

即便在印刷技術較為發達的明清兩代，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這樣廣為流傳的小說同樣沒有作者的手稿傳世，而且就連初刊的版本也看不到。

在蒲松齡前后，《剪燈新話》、《儒林外史》、《閱微草堂筆記》、《紅樓夢》等，作者的手稿都早已佚失無考。了解這一點就知道，《聊齋志異》的手稿本能保存到現在該有多么不容易，該有多么珍貴。

《蒲松齡志》

除了《聊齋志異》，據袁世碩主編《蒲松齡志》一書介紹，蒲松齡手稿保存至今的還有《鶴軒筆札》、《柳泉居士詞稿手跡》、《家政內編》、《家政外編》、《擬表》、《蒲氏族譜》、《聊齋文集》、自跋畫像等，幾百年后，還能有如此多的手稿傳世，這對蒲松齡來說，已經相當幸運了。

《聊齋志異》的手稿本能流傳至今，要歸功于蒲松齡后世子孫的妥善保存。蒲松齡去世后，其后人家貧，無力付梓，《聊齋志異》的手稿秘藏家中，其間雖有一些親友借抄流傳，但都能歸還，故手稿一直得到較好的保存。

乾隆五年（1740），蒲松齡的孫子蒲立德在《聊齋志異》題跋中說：“初亦藏于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由此可以知道蒲松齡去世后《聊齋志異》手稿的保存及流傳情況。

到了同治年間，蒲松齡的七世孫蒲價人移居東北，將《聊齋志異》、《聊齋雜著》手稿、《聊齋行樂圖》等重要文獻隨身帶走，在遼寧沈陽定居。其后蒲價人將手稿傳給兒子蒲英灝，此時已是光緒年間。

蒲松齡畫像

蒲英灝曾供職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幕中，他先將《聊齋志異》手稿上半部借給依克唐阿閱讀，隨后再將下半部借給他。不料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依克唐阿死于任所，《聊齋志異》手稿的后半部遂由此下落不明。第二年，蒲英灝作為巡防官鎮守西豐，其家也隨即遷至該縣，《聊齋志異》手稿尚存的部分蒲英灝后來傳給其第五子蒲文珊。

其間，有人陸續從蒲氏后人那里借到《聊齋志異》手稿，并將其中的一些作品編選刊行。道光十九年（1839），《聊齋志異拾遺》刊行，該書為容訾所輯，收錄作品三十九篇，其底本來自蒲氏后人所藏的手稿本。

同治八年（1869），劉滋桂的父親從蒲價人那里借到手稿本，選收通行本如青柯亭本失載的作品五十六篇，成《聊齋志異逸編》一書。該書直到1914年才得以刊行。

1933年，袁金鎧從蒲文珊那里借到手稿本，選編通行本所無或文字有較大差異的作品二十四篇，以《選印聊齋志異原稿》之名刊印。可見《聊齋志異》刊行后，手稿本因其獨特的價值仍受到人們的重視。

《選印聊齋志異原稿》

值得一提的是，袁金鎧曾采取威脅利誘的方式，想將該書據為己有，但都被蒲文珊拒絕了。遺憾的是，一起被帶到東北的《聊齋行樂圖》被蒲氏一位后人變賣，至今不知下落。

轉眼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東北解放，《聊齋志異》手稿重現于世。關于手稿本的重現，有兩種說法。

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1948年，西豐進行土改，蒲文珊曾擔任西豐縣圖書館館長，因成分及歷史問題被西豐縣元寶溝村忠信屯農會清算，《聊齋志異》手稿作為舊書被沒收，準備用來燒炕引火。

恰巧縣政務秘書劉伯濤下鄉檢查工作，在舊書堆發現了一部《聊齋志異》，拿起來一翻，發現是手稿，而且有蒲松齡的印章，馬上意識到這部書不同凡響，經過調查，確定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手稿。此時，有兩冊已被一位叫王慎之的土改隊員妻子帶到哈爾濱，劉伯濤于是聯系相關單位，找回這兩冊。

還有一種說法，1950年冬，當時的遼東省召開各縣市文化科負責人會議，來自西豐的人告知一個消息，該縣自稱蒲松齡后人的蒲家在分家時，為蒲松齡的手稿爭吵得不可開交。文化局負責人得知消息后，通過西豐縣相關部門，動員蒲家人將手稿捐獻給國家，這部手稿就是《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通識》，苗懷明著，中華書局2026年5月版。

兩種說法的內容有很大差別，但都有一定的依據，此外還有別的說法，為此問題還產生過爭論，因年代已久，難有定論。

但有一個事實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1951年春，蒲文珊將《聊齋志異》手稿捐獻給政府，由東北文化部文物處保管。稍后經過重新裝裱，當年秋天撥歸東北圖書館（今遼寧省圖書館）收藏，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

從目前所能見到的這部分手稿來看，共八冊，無卷次，有作品二百三十七篇，篇數接近全書的一半，其中第一冊卷首有高珩、唐夢賚的序文與蒲松齡的《聊齋自志》，根據字跡來看，其中一百九十篇為蒲松齡本人所抄，另外四十七篇為他人代抄，書眉有蒲松齡過錄的王士禎評語及后閱者批語。在手稿本中，有二十八篇作品為通行本失收。

此外，1934年的《北平晨報》曾刊發報道，說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藏有一部四十卷的《聊齋志異》原稿。不知道這是否手稿本的另一部分，遺憾的是這一消息一直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成為一樁學術公案。

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將《聊齋志異》手稿影印出版，這部珍貴的手稿從此進入公眾視野，成為蒲松齡及《聊齋志異》研究的重要文獻。

《聊齋志異原稿研究》

最早研究《聊齋志異》手稿的是著名文物鑒定專家楊仁愷，手稿入藏遼寧省圖書館不久，1951年春夏之交，他著手該書的研究，翻閱了兩三個月，將其與青柯亭本進行比勘，隨后寫了一系列文章，1958年在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聊齋志異原稿研究》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