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與“為道”——陳祖武先生談治學方法與人生經驗

陳祖武口述

黃 書、李儒霄 整理

還記得小時候，我的祖父用圣賢教誨來教導我，為我發蒙。童年時代，我的家境是比較殷實的，我的祖父是貴州一位小有名氣的中醫師。那時我家門上掛著一塊金字黑底的大匾，上面寫著“是乃仁術”四個大字，我的發蒙要從這四個字說起。

祖父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就研讀醫書。家里藏書很多，除了醫書，還有四書、《古文觀止》這類的古書，以及很多基礎書。我祖父起來除了看醫書外，往往還會拿一本單行本的《論語》,我的發蒙就是祖父讀《論語》給我聽，就是這樣發蒙的。當我剛有桌子高的時候，知道要幫祖父做一點事，我就會拿個小板凳墊著腳，給祖父磨墨，便于他開處方。我發蒙后向祖父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問，我們家門口的那四個字是什么意思?我祖父就講：“‘是乃仁術’,這是圣賢的教誨，就是說我每天坐在這里給病人把脈、開處方，讓他們去抓藥，把病治好了，這就叫仁愛之術。”所以從我發蒙開始，知道祖父要我愛護他人、尊重他人、禮讓他人，我從小就是接受這種教育。

我在舊時代讀了半年的書，入學時年紀五歲多，在貴陽正誼小學念書。小學時代我成長得很好，正誼小學是貴陽比較好的一所小學，校長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是陳壽軒先生，在貴州也算數得上名的教育家。恰好老先生的女公子陳德芳老師是我的級任老師，那個時候不叫班主任，叫級任老師。在陳老師的引導下，我的“三觀”逐漸形成，陳老師給我的教育和我受到的家庭熏陶完全吻合。新中國成立以后，給我這一生為人為學奠定根基的就得益于建國初期的“五愛”教育，就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新中國成立以后學校已經變成公立了，公立后就叫會文路小學了。我請王進老師(貴州師范大學教授)費心幫忙打聽，聽說現在這個學校已經不在了，但是校址還在。過去那是一所古廟，我記得偏僻處還有泥塑菩薩被木板包在里面。“五愛”教育奠定了我這一生為人為學的根柢。所以你看，盡管往后我這一生，無論是家庭也好，個人也好，都經歷了好幾次挫折，但是初心始終沒有動搖，對國家、對人民的愛始終沒有動搖過。

愛科學，對我們讀書人來說就是愛讀書，要去追求知識，所以我一輩子都在讀書。也愛勞動，勤勞儉樸，我從來不去什么大賓館、大飯店，從來不去。有一年，我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時間好像是90年代初，他們讓我去作講座，講乾嘉學派。那時很多人都對知識很渴望，講座也對社會大眾開放，只要你來報了名就可以進來聽。當時就有個好學的工人發問，他問：“陳教授您一個月拿多少工資?”后來我就跟他講，我說我所有的工資加起來四千塊錢，四千塊錢人民幣，結果就哄堂大笑。我跟大家講過我有用不完的錢，那是因為我也不花錢，不去參加什么高消費的活動，就是買點書，一身衣服從上到下可以穿很多年，就是內衣內褲要經常換。現在國家給我的薪水很多了，更用不完了。我講這個就是說，小時候的五愛教育給我奠定了這一生的為人為學根柢。

我大概在小學三年級以后加入少先隊，一直到初中，到初中二年級吧，我始終是大隊長，始終帶著三道杠，所以可見那一段的人生是很順利地成長的。過去我們貴陽市每逢“五一”勞動節，勞動模范要聚會，我們少先隊員要去獻花，我每年都是要去獻花的，在學校里邊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愛護。

我記得我從會文路小學離開以后，學校的校長在開全校大會時，還提到我，叫大家向某某人學習，所以從小學到初中成長都很順利，那自然書也讀得很好。不僅書讀好了，而且人也做好了，為學為人的根柢也打好了。但是進入高中以后家境陡然大變，因為我祖父53年過世以后，家道就已經中落了。過去我們家有一個很大的院子，現在都不在了，過去我們就住在貴陽中華南路的南端，有一條小胡同，北京叫胡同，我們貴陽這里叫巷子。這個巷子叫大公巷，就在貴陽郵電大樓的南邊，直線距離不到500米。當時晚上晴朗的時候，我和我的哥哥，往往會躺在院壩里邊數天上的星星。現在院子已經不在了，家也不在了，那條巷子也不在了。我的童年時代是很幸福的，初中在貴陽二中，高中就進入貴陽最好的高中——貴陽一中。

原本成長環境是很好的，但家境陡然巨變，人一下就幾乎被壓垮了。我也不知道我們家怎么越來越艱難，和過去大不一樣了。這個還是小事，畢竟一日三餐還有保障。政治上就受到歧視了，能去獻花的那種待遇沒有了，我向共青團提出申請，要加入共青團，被拒絕。一個少年剛剛進入青年時代，就受到這樣的待遇，想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們現在就不過多想它了。回個頭做個總結就是，那個時候唯成分論。所以高中時期不僅生活很艱難，成長的道路也極其曲折。

我原本以為我不能去上大學了，都做好了高中畢業就去謀生的打算。沒想到我們貴大歷史系能把我錄取。后來很多人跟我講，按照你們家當時那個條件，任何大學都不會要你的，所以我很感謝貴大。這一次來母校，我聽王進老師告訴我，貴大也有老師告訴我，你大概是當時趕上老校長陳希文先生，陳校長破格收了好幾個類似于我這種情況的學生。可能是因為陳校長的恩德，我才進了貴大。

在進入大學之前,我做人的根本和讀書的根抵都立得比較好。只是性格變了。過去在家是溫文爾雅、文質彬彬,到高中就知道了人世的艱難、知道什么叫政治歧視,然后慢慢就變得與世無爭、逆來順受。高中三年把人的個性都扭過來了,但是好在根抵還在,性格就向著那個與世無爭的方向轉變過去。所以我這一輩子與世無爭,從來不去爭什么名利。

我為什么說老天爺不辜負我,這一輩子,確實老天爺很眷顧我。那個時候我們在貴大讀書生活很艱苦,不像現在大家條件這么好,大家趕上我們國家的好時光了。那個時候我不僅感謝貴大把我錄取進來了,而且還給了我全額助學金,每個月給11塊5,那一日三餐就足夠了,能夠吃飽了。那時候我們吃飯是學校包的,就是每一桌8個人,早中晚都是這8個人坐一桌,11塊5就足夠了,生活上有了保證。本來錄取通知接到以后,常人都是歡天喜地,我卻是蒙頭大哭。

來到學校很好,又碰到很多好的老師,那個時候我們歷史系在貴大應該是比較強的系。我記憶中在中文系有大家級別的張汝舟先生,我們歷史系有姚公書先生、新民先生(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創院院長、榮譽院長)的老父親張振珮先生,還有曾昭毅先生等。那個時候我們歷史系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教學體系是很完整的,我們的中國史不僅能從中國上古史一直講到中國現代史,而且世界史我們也可以從世界古代史、中世紀史一直講到世界近現代史,乃至國別史都有老師講,而且有很多都是第一流的老先生。比如中國史,引我入門的是新民先生的老父親振佩先生,當時振珮先生跟我們講的是中國上古史和歷史文選,所以我能夠知道歷史學怎么入門,這是張先生帶我進去的。那時,我們歷史系在兩層黃樓里(現為貴州大學研究生院辦公室),那棟樓現在還在，這一次我去看了。有一年國務院參事室安排我們來貴陽休假，就住在花溪賓館。我還帶著老伴，悄悄回母校來看過。那次我們沒有給新民講，學校我們也沒有講，就悄悄過來了，找我過去念書的那棟黃樓，我們還在樓前面照了一張相。

我們好多同學都是在那棟樓里讀書成長起來的，包括現在在國際舞臺上鼎鼎有名的龍永圖同志。當年我們歷史系這一班級很小，才13個人。龍永圖同志他們那一班也不大。那時一間大教室從中間一分為二，他們外語系借了我們的半個教室。我們在這半個教室上課時，有時候還聽見那邊念英語。當時張先生跟我們講課，我記得那個時候條件比較艱苦，冬天教室里面沒有暖氣，也沒有生爐子，老人家給我們津津有味地講上古史，背《周易》、背《尚書》、背《詩經》,講得興致高的時候，老先生的鼻涕淌出來也顧不過去擦。我就這樣跟著張先生，在歷史系各位先生成系統的指引下學習歷史學知識。雖然還沒進入歷史學領域，但總算知道歷史學的大門在哪里了。其他老師我就不回憶了，回憶有很多，要講幾天幾夜。

離開貴大以后，這個該不該講呢?還是講講吧!

我們畢業的那一年，北京軍事博物館來貴州要招一個歷史系畢業的。那個時候貴州只有我們貴大和貴陽師院有歷史系，大概學校推薦的是我，最后人家也選上了，是以成績為標準。我記得當時我們畢業前，周暢根老師和上海華東師大的一位好像是姓馮的女教授，記不起她的名字了，講中國現代史，那位女老師主講，周先生那時候很年輕作為助教。學習中國現代史時我寫了篇論文叫《論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寫了這么一篇文章，大概軍事博物館看上了這篇文章，專業上算是通過了，后來政審不合格。因為那個時候我老父親還在蒙冤，在監獄里面，直到1975年才特赦。所以自然我不能進入要害部門，軍事博物館當時應該也屬于要害部門。

這些我都不知道，我離開學校以后回來探親。是我們貴大的一位女同學告訴我的，我也不講她的名字，我估計大概可信。她的丈夫當時是我們的輔導員，當時是相當于部隊的指導員。

后來我分配到了昆明。到昆明以后，當時我們那一屆到云南的有很多名牌大學畢業的，有100多人。大家都在云南飯店等候分配。我很感謝云南省人事廳，他們沒有歧視我，沒有歧視我的家庭出身，也沒有瞧不起我們貴大，居然分配得很好。很多名牌大學的年輕人絕大部分都到邊疆去了，很有限的一些人留在昆明。我也留在昆明，把我安排到了一所中等職業學校去教書，就不是教歷史了，而是教語文。教了還不到一年，那一場浩劫就來了。

那個沖擊力量極其大，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社會、對我們的民族，破壞力極大。學校的學生們全都到邊疆當知青去了，教職工隊伍解散，學校不再辦了。就把我下放到昆明東郊糧食轉運站，讓我去掃倉庫，掃火車皮，掃了好幾年，吃了幾年苦。但是我和工人建立的友誼很深厚，有些就像我和新民一樣，成為好兄弟。

當年我在貨場掃地，有一位來拉糧食的汽車駕駛員，他雖然沒有多高的文化，但很喜歡讀歷史書，他始終喊我老師。盡管我只是個掃地的，他們都喊我老師。他說：“陳老師呀!看見你拿著一把掃帚，我就想起了蘇武牧羊的故事。”這個人他是讀過書的，后來我們成了很好的兄弟。他們一直關照我，他的另外一位工人朋友是位修車的師傅，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好兄弟。我病的這一年多里，新民和在昆明的這位好兄弟都不斷地跟我打電話，不斷鼓勵我與病魔做斗爭。我在那段時間交了很多的工人朋友，我從他們的身上學到了樸質、吃苦的精神，學到了他們那種開朗的情懷。

有一次我去掃火車車廂，那節車廂是裝過做電池的炭黑材料的，掃完以后，不僅我的工作服、工作褲黑了，臉黑了，而且內衣內褲全都黑了，炭黑是可以滲透到衣服里面的。這一段經歷雖然很艱難，但也沒有把我的意志摧毀，我依然每天回到家都讀書。讀什么書呢?學生時代我很窮，買不起書，很多書我是手抄的，我離開家鄉到云南去，書包里面就裝了兩本書，那是屬于我自己的，一本就是當年已經出版的郭老的，即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的近代史部分；另外一本，就是我們當時歷史系開了一門很好的課，不知道現在還開不開，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學生時代我就用有限的零花錢買了這兩本書。我去昆明就帶了這兩本書，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我每天就讀這兩本書，我從這兩本書中受益不淺。

讀近代史，我就回憶起當年在貴大的杜文鐸老師與吳廷棟老師，是他們兩位給我講中國近代史。我把他們講授的內容和郭老的書結合起來學習，我的近代史的根柢還可以。

另外最值得感激的就是那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它使我堅定了在我們中國要研究歷史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道理。這是我矢志不移的一種歷史觀，我的學術研究方法的形成就是得益于這本書。

后來我把這兩本書也帶到北京去了。《中國史稿》那本，畢業時送給了我的大師兄。我的大師兄長我5歲，當時我去念書的時候已經35歲了，他則是40歲，本科是北大歷史系的，62年畢業。我的二師兄也是北大歷史系的，他61年進校。我的兩位師兄畢業以后都沒有留在歷史所，所里只留了我一個人。他們兩位都分出去，大師兄到青島，海軍潛艇學院，他到潛艇學院去教中國近代史，作為臨別禮物我就把這本《中國史稿》送給他了。說不定我的大師兄，他也能從這本書得益，他就帶著這本書去了。經典作家的那本書，因為我讀得很爛熟了，放在家里面，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這次搬書有沒有一起拉回學校來了。也有可能在我睡的床后邊的柜子里面，因為那個柜子無法打開，如果強行打開就要拆床了。以后等我走了，學校再去清理一次，把所有的書都搬過來，說不定那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就在那個柜子里面。

我還能繼續讀書要感謝黨中央，感謝國家。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國家還知道那個地方有一個讀書人，粉碎“四人幫”以后就把我借調出來，我就離開了那個掃地的崗位。雖然不是正式調動，但是離開了，而且調到可以發揮作用的崗位。我到了昆明市委、市政府，借調去做文字工作。到了機關去他們就讓我當筆桿子，來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

記得上次王進老師問我，我這一生寫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我說要講第一篇文章啊!是我在貴大當學生時寫的，而且那時候寫了以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就寄到《光明日報》去了。那時《光明日報》有個副刊叫“東風副刊”,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很短的小品，是什么小品呢?是我在報紙上看見華君武先生的一幅漫畫，華君武先生是有名的漫畫家，他諷刺我們有些干部言行不一，諷刺他們談虎色變。我就把從華先生這幅畫里讀出來的感想寫成了一篇小品文。那時候沒有稿紙，我就用上課做筆記的本子，撕下一頁來寫，寫好就寄出去了。那時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64年冬天，按照學校的安排到了貴州晴隆，參加“四清”工作去了。直到65年春天回來，才接到郵局的匯款單，《光明日報》居然給我稿費了。

當時不知天高地厚，投稿用的還是筆名，我也想不起具體用的是哪一個筆名了。我有個筆名叫作“余愚”,“余”就是“我”的意思，“愚”就是愚公移山的那個“愚”。另外一個筆名或許用的就是“史兵”,就是史學界的一個小兵，不知道當時用了哪一個。王進老師在我家的時候，我也拜托他，你們懂電腦，你們去搜一搜《光明日報》1964年年底、1965年年初的那個東風副刊上，能不能找到一個叫“余愚”或者“史兵”的人寫的小品文。我記得那是第一次收到稿費，我記得很清楚，是通過郵局匯來的。

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在昆明發的文章全都是大篇幅的，但都不是用我個人的名字，用的是寫作組、大批判組的名字。那時《云南日報》很看得起我，邀請我去開座談會。有一次，《云南日報》理論部的負責同志還到機關看望，我和報社的編輯成為好朋友，那時我發了很多文章。

說到我是怎樣回到學術道路上這個話題，我要感謝昆明市委機關有一位中層干部。這位老同志有一次帶我去做調研，我們的干部有個好傳統，都要深入基層去調研。有一次她帶我到基層去調研，到昆明西北郊，就是云大、師院、民院交匯的那條路，到一個工廠去做調研。回來的路上有意安排，經過云南省歷史研究所門口。她稱呼我為小陳，說：“小陳，我帶你進去認識一個人吧!”殊不知，那不是一般的人，是歷史所的老所長，叫侯方岳。在舊時代侯先生是云南省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后就安排到云南省當歷史所所長。我們去拜望侯所長，侯所長了解了情況，老人家很好，他說：“你就不要在他們市委機關再去浪費時間，我想辦法把你安排過來。”就要接收我歸隊了。當時侯先生拿了一些資料，包括一本論文集，還有一些零散的資料。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史學界，尤其是云貴川地區史學界，關于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社會性質問題，是當時研究的一個熱點。侯所長把資料拿給我，他說：“你拿回去看看，過一段時間寫一篇讀書報告來，我再做安排。”

正在為侯所長寫這個文章的時候，是1977年8月份，我記得很清楚。1977年8月份《光明日報》,發表了南開大學老校長鄭天挺先生關于粉碎“四人幫”以后，如何推進教育工作發展的一篇文章。文章以清史為例，探討經歷“四人幫”破壞以后，我們歷史學要如何復興的問題。恰好《光明日報》那一段時間，還有小平同志關于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相關講話。那時候年輕不懂事，我很冒昧地跟鄭老寫了封信，就把我過去在貴大念書的情況和我現在在昆明的情況向老先生如實報告。沒想到的是，老人家沒過幾天就給我回信了。就鼓勵了一番，我還能想到回信的內容——“你的愿望，我完全理解，但是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國家還在安排，希望你好好準備功課。”鄭老的信不長，老人家的親筆信我接到后當然很激動，我很快就跟老人家回信，就表示我愿意到老人家的門下去做他的門生的愿望。這個時候就沒有回信了，但是老人家之前給我的回信已經讓我感到很幸運了。

鄭先生的公子現在也是我們中國做明史很好的專家——鄭克晟先生。鄭先生現在都九十了。鄭克晟先生說我給鄭老的五封信現在都還原原本本的在他家，而且鄭先生還讓他的一位博士名叫孫衛國，現在也是南開的教授了，把它復印給我。所以現在我手上有復印件，這個我還沒交給國家。其他我的一些手稿，包括一些老先生給我的信，都捐給國家了。國家圖書館也把我的手稿拿去收藏了。他們有個專館就是專門收藏手稿。原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給我的兩封信他們也拿走了。

1986年，那個時候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已經成長起來，能做一點事了。那一年，我給中華書局的附屬雜志《書品》寫了一篇文章，叫《〈明儒學案>成書時間的思考》,大概是這么一篇文章。因為這個問題，我們老一輩從來沒有哪一位老先生提出來過。

這個文章送過去以后，沒想到《書品》雜志居然把我文章的題目和我的“賤名”排在了封面上，而且和一些大家并列。比如有王鐘翰先生、傅振倫先生等，居然也有我，和他們擺在一起，而且放在一些老先生的前面，中華書局大概認為這篇文章提出來的問題值得文獻學上的專家們去好好討論。恰好那一期刊物上有傅振倫先生評論史學界近幾年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就有評振珮先生《史通箋注》的文字。所以我接到中華書局《書品》那期雜志后，拜讀了傅先生的大作。因為傅先生關于中國地方志問題的論文集老先生也送過我。所以我一看有傅先生這樣的大家來評我們振珮先生的大著《史通箋注》,我也是很高興。我馬上就跟張振珮先生寄去《書品》的這期雜志，因為中華書局給了我好幾本，我就給張先生寄了一本，而且給張先生匯報傅振倫先生有書評評過《史通箋注》。振珮先生沒過多久，就跟我回了一封很長的信。后來我才了解到老先生不久就要過世了。老先生給我回了一封很長的信，這封信主要講兩個內容，一個就是講《史通箋注》的成書情況，講了這個書還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尤其是校對不好，還有很多失誤之處。振珮先生還專門在那封信里面，夾了《史通箋注》的勘誤表。那時候專門用很次的紙，叫毛邊紙，是用黃色的很粗糙的毛邊紙打印的，還看得出老先生用手寫蠟版，很多補的字在上面。后來老先生又讓貴州人民出版社寄了一套《史通箋注》給我。第二個問題就是把新民先生介紹給我，因為過去我們兩兄弟都不認識，我想老先生可能過世前，不僅關心他的作品在人世間的流傳，而且關注新民先生在學術界攀登高峰的問題。所以就把新民先生介紹給我，而且囑咐我以后要多關心一下新民。但是這方面我是很慚愧的。回憶起老先生也是個高興的事，也很激動。既是張先生跟我講六經皆史、講以詩證史、以經證史，把我領進歷史學的大門口，同樣也是張先生把我領進古籍整理的大門。

原來我沒有從事過古籍整理，我的老師楊向奎先生是有名的史學家，更是思想家，他不僅通中國通史，而且他還通理論物理學，這是不可思議的。他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提出質疑，他還像英國霍金一樣，對“熵”提出討論，他要研究“熵”。所以我們老師是個大思想家，他治學的路子和我們的振珮先生不一樣。他對于文獻上的問題看得很淡，而這方面就是張先生把我領進來的。因為那個時候是什么呢?楊先生晚年發愿做一個事，就是對徐世昌先生的《清儒學案》,他要重新編，叫作《新編清儒學案》。至于他為什么要留我在他的身邊，一個就是讓我來協助他做這個工作；另外一個就是我跟了他一年以后，老先生大概就準備把我培養成他的接班人，做中國古代學術史的接班人。所以我那兩位師兄，我的老師幾乎沒有親自指導，就讓歷史所的其他先生指導他們做政治史，那兩位師兄都做政治史，只有我做學術史。所以當我第一年學業結束以后，楊先生很早就把我的方向定了。楊先生說治清代學術史要從顧亭林起步，這樣就把我今后的努力方向給定了。他說你就做一個“顧炎武評傳”。所以楊先生也是希望我能接他的班，但是接不了啦。楊先生關于自然科學方面，他的思考我一點不懂。他當年跟我講墨子的《墨經》,演算的時候是用高等數學方程演算的。那些方法、方程式我簡直聽不懂，我不能接他的班，那個我學不了。但是楊先生做中國古代史尤其是古代學術史，那個我還可以慢慢學習。但是楊先生不重視文獻方面的整理，他不下這方面的功夫。真正讓我去在實踐當中鞏固文獻學知識的還是振珮先生的《史通箋注》。對了，那個書我送回來學校來了，專門請黃誠老師帶給新民先生看，那書我是一字一句讀的，畫了很多符號，體悟振珮先生是怎么做學問的。所以從90年代中葉，我們國家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專家們或許也都認可我了。所以從90年代中期我就可以參加國家古籍領導小組香山工作會，就把我吸收到工作會議上面去了。一年一度的香山工作會我有資格進去了，當時都是一些大家，古文獻學界的大家，我都和他們有交往，都向他們請教過問題。現在好些先生都走了，絕大部分都走了。

到了90年代末21世紀初，國家就把我正式安排到國家古籍小組去作為組員，這是國家給我很高的榮譽。除了振珮先生給我領的路，我當然還感激當時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時候，那些大家的教誨。歷史所54年建所，建所以后，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各個地方調了高校的一流史學家來營建歷史所。所以歷史所無論哪一個斷代或者專門史都有全國的一流大家在那里。所以我很幸運，進入歷史所的時候，除了顧頡剛先生和侯外廬先生年事已高身體不好、不能聽他們講課以外，其他大家都還在。我都有幸聽過他們的課，所以這叫“兼師多益”。從甲骨文到金文有胡厚宣先生，秦漢史有王毓銓先生、林甘泉先生、田昌五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有何茲全先生，隋唐史有唐長孺先生，宋史有鄧廣銘先生、陳樂素先生，元史有翁獨健先生，明史不僅有謝國楨先生，而且還有廈大傅衣凌先生，清史有商鴻逵先生、王鐘翰先生等大家，還有我的老師楊向奎先生和張政烺先生也講一些清代學術史。對我的學術生涯最有關系的學科就是我在貴大歷史系期間學習的歷史文獻學，那時系里沒有開這門課，是振珮先生講歷史文選的時候講了一些基礎知識。

到歷史所以后，我跟著張政烺先生和謝國楨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尤其是版本目錄學，知道讀書要從《漢書·藝文志》開始，讀《隋書·經籍志》,讀《四庫提要》,讀《書目答問》,尤其是《書目答問補正》。我慢慢地就知道怎么去找書讀了。所以在歷史所這些年，我很感激老一輩學者，感謝這些老先生的提攜，有些老先生對我很好。大家都知道謝國楨先生是我們國家鼎鼎有名的藏書家，他藏得有很多書，謝老的書我是可以去看的，可以借走的，只要你在他的那個小冊子上登個記，那就可以拿走了，還來的時候，你再把你的名字劃掉。我可以隨時去謝老家借書。有什么問題可以隨時向張政烺先生請教。我這幾十年認識的中國史學界公認的學問大家，而且是為人的楷模，沒有誰不承認張政烺先生。雖然張先生生前一本書都沒寫過，但是學術界依舊認可張先生，這就是老人家留給我們的風范。

今天限于時間就不一一地回憶這些大師們了。有些同志見我1986年能夠在《書品》雜志上進封面，認為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很不容易了。再加上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已經啟動第一版大百科全書的編撰了，這個也是老一輩提攜的。那時我的老師楊向奎先生帶我，一個月見我一面，一個月交一次讀書報告，平常有什么事跟我寫封信，然后讓他的助手拿給我，就是這樣的一個教學法。因為我比較成熟，每個月的讀書報告給老人家，他看了之后就批幾個字，就認可了。不改，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我就是這樣知道怎么做學問的。

有一次我去見老師，記得那時是80年代末，楊先生拿了一張紙，上面有若干條目，而且有些字還打了括弧，就把這張紙拿給我。我的老師歷來是稱呼我為“祖武同志”,是喊我“同志”,他說：“祖武同志，你把這張紙上列的題目拿回去寫一寫，一個月以后交回來。”大概有30個條目，第一條是“三皇五帝”,后邊二十八九條全是清代學術史。一個月以后我去交讀書報告，老先生認真地看了，拿起第一條“三皇五帝”,看了幾分鐘。老先生說這一條寫得不好，你沒有好好地讀懂顧頡剛先生的書，你也沒有好好讀懂我的書，這一條不要了。“三皇五帝”確實是我知識上的一個重大短板，因為我對古史傳說沒下過功夫。“其他條目可以，就擺在我這里吧!”殊不知那是《大百科全書》約楊向奎先生撰寫的詞條，結果楊先生就署我的名送給了《大百科全書》,到《大百科全書》正式出版以后我也不知道。后面是90年代后期，在香山飯店開會，《大百科全書》去了一個編審，一看見我，他說：“哎呀，陳先生真沒想到你這么年輕。”那時候我50多歲了，他說我們以為你是老前輩，七八十歲的老先生。這就是老一輩對我在學術道路上的栽培。

我登上北師大的講壇也很早。那時候我沒有資格去北師大講課。我在歷史所就是一般的助理研究員，我留在歷史所第一年是實習研究員，第二年才是助理研究員，然后慢慢才升成副研究員、研究員，是這么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我在北師大登上講臺是1983年，為什么要去呢?當時我們所在北師大有一門課，叫《中國思想史》,其中的明清部分應該是由思想史主任黃宣民先生講，黃先生是侯外廬先生的弟子，本來應該是他去講的，老先生有意要培養我，就說“祖武，你去講吧!你一定會講得好的。”他知道我有在學校講課的一點經歷，所以去北師大是給高年級講，還不是一二年級，是給三四年級的講。當時聽我課的人，現在有些在史學界也算知名了。比如北師大的趙世瑜同志(后來到北大去了)當時是聽過我的課的，還有一個我們西南大學的陳寶良同志，做明史的，當時也是聽過我的課的。所以他們兩位是一直喊我老師，雖然現在有大名了，但也一直喊我老師，尤其是寶良，有時到北京還來看我。所以這都是老一輩的培養呀!

時間快到了，我再講一些吧!講不完我們下午再談。

我本來是個讀書人，就老老實實讀書，踏踏實實做學問，慢慢地學術界就認可了，國家認可了，這是我很想不到的。尤其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居然讓我去擔任這么一個重要的崗位，挑這么重的擔子。我就講我是怎樣到歷史所，擔任所謂的所長這個崗位上去的。很奇怪，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什么,因為我想我這種家庭背景能夠到北京來、能到歷史所念書、能留在歷史所，那已經是老天爺的眷顧了，所以不想這些。就老老實實讀書，老老實實做人。我過去連共青團都入不了，1993年突然黨委就來動員我，那是歷史所黨委呀!因為歷史所過去的級別很高，第一任所長是郭沫若先生，第二任是侯外廬先生，他們都是部級干部。歷史所還有些老一輩也是部級干部，是安插過來賦閑的。說到這里，現在我聽新民先生講，貴陽開“李端菜學術研討會”,李先生的孫女也在我們研究所，就是李福曼先生，我都叫她先生、李福曼女士。后來我當了什么長，我曾經兩個春節，連續去看老人家。老人家聽見我一口的貴陽話，很高興，她不會說。老人家說的是北方話普通話，不標準的普通話，但是她聽到我這個貴陽話很親切。

我過去在貴陽一中要加入共青團都被拒之門外，沒想到在歷史所工作到1993年，黨委副書記突然找我，就說：“祖武同志，你應該爭取進步呀!你可以向組織靠攏嘛!”所領導鼓勵你，當然不能不識抬舉了，于是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很快獲得批準。在之前，實際上黨委也在考驗我了。

那時候國家不是正經歷一次不小的風波嘛，風波以后，黨委先是安排一個課題給我做，什么課題呢?就是對“文化熱”的反思。對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那個“文化熱”,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去認識一下這個問題。當時黨委書記、副書記、所長都和我見面了。各位，我們貴州人很本分，我過去在歷史所見到這些領導，我都側著身低頭就過去了，不打招呼，失禮了。居然那一次幾位領導來審查我的提綱通過了，說了很多鼓勵的話。結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課題就不做了。隨后就來做我的工作，要我向組織靠攏，所以我就寫了申請，隨后按照相關程序就成了一名“老黨員”,我50多歲才入黨。

加入黨組織之后，正好趕上所領導班子換屆，院黨組派了調研組，經過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最終讓我以副所長進了班子。哎呀，行政兼職對我這個讀書人來說“苦不堪言”,5年的任期，超負荷地工作。白天要在所里工作，晚上回家要看書，要做自己的學問，沒有周末沒有假日，就這么成年累月地坐著，病就是那個時候坐出來的。

1998年，當時院里讓我帶一個小的三人代表團訪問日本，我算是所謂的團長。從日本的東京一直到大阪，沿途的著名高校都去過，都開過座談會。回到北京的第三天，院黨組辦公室同志就給我打電話，說：“明天院黨組要來，開歷史所全體職工大會，你一定要來，有重要任命。”等我第二天去參加會議，突然宣布院黨組決定，任命我當所長。事前沒有任何人跟我打過招呼，按照組織原則，任命這么重要崗位的人，都是要先談話的。另外當然要民意測驗了，我估計我在日本期間，院黨組可能就來民意測驗了。所以不僅突然宣布任命，而且一位副院長還要我講話。我毫無準備，站起來就說：“大家都知道我是個讀書人，只會讀書不會做事。既然院黨組信任我，全所的同志信任我，我一定為大家做好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郭老和侯外老開創的實事求是、一絲不茍的優良學風傳下去；第二件事就是絕不以權謀私。”

講完這兩句話全場熱烈鼓掌。你們以后有機會去接觸歷史所老一輩的和稍年輕一輩的，他們都記得我說的這幾句話。我沒想到黨和國家讓我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10年。2008年，65歲了，已經超齡了。社科院的規矩，像我們這個崗位的同志63歲一定要退休。當時社科院院長陳奎元同志，他是從河南省委書記任上調到社科院當書記的，他一次把我叫過去說；“祖武同志，我必須讓你休息了。”

他說，全院你就是最后一位了，65歲還在這個崗位上，你必須休息，好好休息。我說好，這樣2008年我就卸任了。之前的2006年，評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科院各兄弟所的同志們信任我、選舉我，我得以當選首批學部委員。

2009年，有一次陳奎元同志在考古賓館，請我們史學片幾個所的老所長吃飯，他舉起酒杯站起來說：“祖武同志，恭喜你啊!”我說我沒什么喜事，您怎么說這個話呢?他說：“你馬上就要成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了。”我說我不知道。他說我知道啊，還說：“國務院參事室來政審，是我簽的字。”王偉光同志當時是院長，從中央高級黨校過來的。王偉光同志就講：“祖武同志，那個政審意見是我擬的，簽名是奎元同志簽的。”后來很快，國務院總理就在中南海頒發聘書。我是享受中南海總理頒聘書榮譽的，有些館員沒趕上這個機遇，我算很幸運的。

我進入中央文史館，我想國家的考慮應該有兩個，一個就是讓我用我的知識來為國家的文化建設繼續做貢獻；另一個應該是希望我在更高的學術平臺上，把在中國社科院沒做完的工作繼續做下去。那時進文史館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是哪位領導同志推薦的。它得由領導同志推薦。在文史館這十多年，我也盡其所能為國家做一些該做的事，我自己的學業，也在不斷地深化。我離開社科院的行政崗位以后，十余年間，居然有三本書進入國家社科基金文庫，這是國家給我的崇高榮譽。第一本是《清代學術源流》,那是2011年卸任后第三年完成的；第二本是《清代學者象傳校補》,大概是2016年，最近我還送了一本請新民指教；第三本就是今年的《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是上下兩冊。這三本進入國家文庫的書，我清楚地記得，有兩本是當時主持這個工作的領導同志來頒發榮譽證書。第二本是劉云山同志在京西賓館給我頒發證書，今年這本則是黃坤明同志給我頒的榮譽證書。

所以我這一輩子是黨、國家和人民培養了我，讓我成為一名合格的學人。

我現在一身都是病，我的脊柱關鍵部位幾乎都壞了，嚴重骨質增生。去年為什么會病這么重，是頸椎弄得我天旋地轉，要摔跤了。去北京醫院急診，醫生及時安排了手術。為了保住生命才去做了一個不徹底的手術，從后背開了刀，現在我的頸椎安裝了一個很長的進口支架。術前大夫通過核磁共振看到，我脊椎的椎管已經扭起來了，再不做手術，可能要癱瘓。

病了一年多，我以為我活不過來了，所以才跟新民打電話商量。那個時候我不僅不能讀書了，報紙也不能看，最可怕的是不能思考問題了。我想這一輩子大概該交待了。我在想我沒有什么能留給母校的，就把我的書拿回來吧。

這是新民先生幫我下的決心，也有些先生主張把我的書拿給貴州省圖書館，后來是新民先生說就送回母校吧!我們兩兄弟最后達成共識。為這個事情，新民找過建軍同志，建軍同志兩次給我通電話，表示很歡迎，并且希望我能回來。還跟我講安排好了住處，就住在我念書的時候老校長的那個小庭院里面，說你們兩老想住多久你們就住多久。這樣就有了我這次的母校感恩之行。

本來應該留時間大家一起討論的，我很樂意!我講講這次我回來的心愿吧，超點兒時間就超點吧!

第一個就是來祝賀新民先生的“清水江文書”問世。這個事我知道，新民先生當年為這個事跑北京的時候，給我講，我知道這個文書的重大價值和它的艱難程度。我一直在關注，我跟大家說，我也在暗暗使勁，力所能及的范圍，講講公道話。我不為家鄉爭什么,但是要說公道話。這次是來祝賀新民的。

第二個心愿，當然就是參加建軍同志決策建成的感恩書屋落成儀式。

第三個心愿，我跟軍昌院長、黃誠院長與雷書記講過，就是希望能夠把《中國學案史》這門課在我們系開起來。因為以前我看到黃誠老師給我發過我們院未來幾年的計劃，這其中要開一門課，叫作《中國學案史》,是選修課。我想軍昌你和黃誠老師這么設計，可能目標就是對著我來的，就是要我來給你們開個頭，可能或許是我自作多情。所以我的第三個心愿就是希望在這里把這門課開起來，開個頭，拋磚引玉。

新民先生跟我講，他有兩個未來的研究計劃，其中一個是《黔中王門學案》,還有一個是《沙灘學案》,這都在學案史的范圍里面。也請新民先生開個頭，我們兩兄弟把這個頭開起來。然后黃誠老師、羅正副老師，把王進老師也請來，我們大家一起努力把這門課開起來。我也向軍昌和黃誠老師講過我的想法，如果大家贊成，今后是否就采納我這個建議?

因為從我的健康狀況上看，我大概是不能常來了。因為來一次太打攪大家了。黃誠老師和王進老師這么辛苦，長途往返去接，還要送我回去，太打攪。所以以后能否請軍昌決策，因為你是掌舵人，能否把我做的那本《中國學案史》作為同學們的必讀參考書。學習這門課的同學，每隔一個月，就像我的老師當年培養我一樣，你們每個月交一份讀書報告。交給院長或者負責的老師，集中起來，通過郵寄的方式，快遞到北京去。因為我不懂電腦，不會從網上看文章。你們就寄給我，我會認認真真逐字逐句地改，然后我又發回來。

如果老天爺讓我再多活個兩三年，或許這門課就成氣象了，我們的人就培養起來了。這樣在全國高校歷史系，或許我們的這門課是獨樹一幟的，大概沒有第二家歷史系講《中國學案史》了。

多占了大家一些時間，對不起。

(陳祖武先生于2022年4月19日審閱)

來源：《陳祖武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