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期刊拒絕共同作者：治理掛名？博士生更難發論文了？

圖源：AI生成

撰文｜李想俁?

今年6月6日，《中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在其官方微信發布公告稱，決定自4月30日起所接收稿件全面實行單獨署名制，不再接受聯合署名的作者投稿。今年年初，《文學評論》也宣布除新興交叉學科研究外，僅支持獨立署名。此外，《涉外法治學刊》等期刊也明確鼓勵或倡導單一作者獨立完成作品并單獨署名。

在許多支持者看來，這是一場針對“掛名作者”“人情署名”等學術亂象的糾偏。國家新聞出版署2019年發布的《學術出版規范 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已將多種不當署名行為列入學術不端范疇。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副院長蘇金燕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將其概括為：包含了不該包含的作者、未包含該包含的作者、“幽靈作者”“影子作者”和作者信息不實等四類。

也有人認為，這種做法過于一刀切了。即使在人文社科領域，從選題設計、理論框架搭建到論文修改完善，導師都可能給到學生支持，學生與導師的合作署名不少情況下其實是合理的。此外，不同學術團隊之間，也可能有正常的研究合作。

如果越來越多的期刊只接受單獨署名，博士生畢業和就業可能會更加困難。實際上，許多高校要求博士畢業必須在CSSCI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以下簡稱C刊）發表2篇甚至以上論文。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在招聘時，也將C刊論文數量作為重要門檻。

期刊為何拒絕聯合署名？

一本人文領域C刊的主編表示，其刊物推動單獨署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聯合署名的投稿比例較高。“我們收到的投稿積壓很多，已經排到2027年了，其中很多是雙署名。刊物每一期的版面有限，如果每一期有八九篇文章都是雙署名，我們的壓力就太大了。”他說。

在他看來，如果一本人文學科的刊物中50-60%都是雙署名的論文，顯然與學科的真實情況不符。“人文學科80%左右的成果都是單獨完成的。”

這位主編坦言，許多雙署名的論文質量不一定差，相反，由于經過導師把關，其外審通過率往往較高。但如果期刊物中大量文章都采用雙署名，編輯部的壓力會很大，也可能影響學者對期刊的評價。“也許人家在評價刊物時，就會打低分，我們也是為了在兩年一度的C刊目錄更新中不掉出去。”

當然，他也并不認為，一刀切地要求單獨署名就絕對正確，接受聯合署名的期刊一定都存在問題。在人文社科領域，也有幾位學者合作同一研究的情況。有些研究領域，一個人的能力還是有限的，尤其是現在強調的跨學科、新興的AI技術和人文學科關系的思考。比如哲學或者文學學者可能有思考問題的深度，但對新興的技術未必很了解，而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可能非常熟悉，所以這時合作研究也存在合理性。

但是，該期刊認為為了糾正掛名風氣，可能需要“矯枉過正”。該期刊目前計劃先推行單獨署名制一兩年觀察效果，以減少博導帶博士生發文造成壓力的情況。以后如果有跨學科的研究、確實需要兩個及以上的作者，工作量、貢獻度看得很清楚，可以作為例外情況再考慮。

這位主編也提到，單獨署名會給期刊和博士生帶來一些問題。這一舉措可能導致部分博士生發表論文的機會減少，也會影響期刊的被引率等指標。畢竟導師的名氣往往比學生更大，掛名有利于提高論文和期刊的數據表現。

“單獨署名制可以斬斷一些人情或者是以往很難拒絕的權威人士的投稿，對刊物的質量保證有一定好處，但同時我也理解很多期刊發聯合署名論文的苦衷。”他說。

博士生發刊背后，為何離不開導師聯合署名？

對于許多人文學科期刊而言，聯合署名意味著可能存在掛名作者。但對于不少人文社科領域的導師而言，聯合署名首先意味著博士培養。

一位C9高校社科領域的教授告訴《知識分子》，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性質不同造成知識生產方式不同。作為傳統文科的文史哲研究更多依賴個人思辨和文本分析，一支筆、一個人就能完成。而社會學、政治學、新聞傳播學等新文科，往往需要質性訪談、量化數據、田野調查等實證材料，很多研究天然具有合作屬性，很難僅靠導師完成。所以會出現有“導一生二”（導師一作、學生二作）或是課題組多人署名的情況。

“社會學、政治學、新聞傳播這些學科聯合署名很多，難道就能說新文科的學者都是草包，或通過榨取學生勞動力來發刊嗎？這種說法可能有失公允。”在她看來，當前過多的聯合署名存在，更深層原因是博士生的培養機制。

“按學校規定，博士生要有兩篇C刊發表才能夠畢業、找工作。這對于我們這樣的博導是很大的壓力。怎么才能夠把他們培養成能作為一作或獨作發表C刊的學生，順利畢業？這其實是一對一、手把手幫帶的過程。”

該教授所在學院的博士需要兩篇C刊才能畢業，其中一篇為第一作者，且“導一生二”署名的C刊、CSSCI來源集刊、CSSCI來源期刊擴展版只能算半篇C刊。

她向《知識分子》解釋，一些聯合署名，本質上是導師帶領學生進入學術共同體的前期過程。博一階段，導師一般先會帶學生寫論文，把提供觀點、想法的框架，交給博士生付諸筆端，導師也會把握選題價值和理論思路，聯合署名向期刊投稿，以此帶領學生慢慢熟悉C刊對論文的要求。如果學生日益成熟，到博二、博三時投稿且加上導師的人脈資源，才可能發出一到兩篇學生一作或獨作的C刊，達到畢業要求。

這種情況下，如果期刊全面取消聯合署名，最先受到影響的未必是導師，而可能是剛剛進入學術共同體的博士生。

更現實的問題來自就業市場。“現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機招聘教職，要3篇C刊起才能考慮。以我為例，現在有六七位博士生沒畢業。每人都要3篇，甚至5篇，那就要一二十篇的C刊。我就是不吃不喝，也沒有辦法就帶出這么多篇。”她說。

對于博士生培養中的現實情況，前述主編表示，導師學生聯合署名的稿件中，有一部分實際上是導師寫的，為了幫學生畢業讓其搭“順風車”掛名；還有部分情況是導師謀取學生論文一作身份。

但這位主編也承認，不少博導帶學生發論文是出于合作模式。

署名之爭背后，真正的問題是評價體系

單獨署名與聯合署名的爭論，觸及了人才培養的現實困境。

前述主編認為，期刊署名制度與期刊評價體系、科研人才評價體系，是連貫的鏈條，后者更是問題的關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學者們不用考慮單獨署名還是聯合署名的問題。現在學術生態發生變化，聯合署名的論文越來越多。有期刊開始要求單獨署名，也是為了應對整個學術生態的變化。

“現在的學術生態還是有問題的。人才的引進、評價機制、刊物的評價方式都要跟著變，這才是根本的。作為期刊，比如C刊目錄的更新調整等期刊評價是直接原因，但背后鏈條最終的指揮棒，其實還是科研人才評價的問題。”前述主編直言。

今年年初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采訪時，蘇金燕的分析與此形成呼應。她認為，署名亂象成因復雜，涉及科研全鏈條多個環節。在上游的課題設計階段，盡管“唯項目”“唯帽子”的傾向有所改善，但課題申報中依賴資深學者影響力以提高中標概率的做法，仍為“饋贈作者”“榮譽作者”埋下隱患；同時，一些實際參與研究工作的研究生因為未被列入初始課題名單，在成果產出時淪為“幽靈作者”，其貢獻被無形抹殺。

在中游的研究實施環節，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啟發、理論建構等智力貢獻難以量化，導致“影子作者”頻現。在下游的成果發表與評價環節，個別期刊將作者身份作為審稿中的潛在考量，對研究生獨立署名持審慎態度，而科研評價體系若僅依據署名順序量化貢獻，也進一步弱化了約束機制。

換言之，論文標題下方那一行不長的作者署名，折射的是整個學術評價體系。

“這些問題不是導師、學生署名次序等簡單現象本身可以囊括的，它既是學術發表的生態，也是學術培養的生態，更是學術評價體系的生態。”前述C9高校社科教授指出。

例如，她還提到，一些文史哲期刊的境況比較難。這些期刊如果被引率低，數據差，經常會被踢出C刊。因此，是否實行單獨署名，文史哲等傳統文科與社科可以分開，用不同的評價標準。

“對于其他學科，實行單獨署名制，不一定絕對好。只是在人文學科這樣做，短期內會有一定好處，比如使刊物質量提高，知識產權、貢獻明晰，但長期也不敢說。我覺得對一個學者的評價，最主要的還是要看其產出的最高水平的論文，同時兼顧數量。”前述主編對單獨署名制能帶來的改變也持謹慎態度，最終還是回到了對“人”的評價上。

學術共同體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許不是“誰應該署名”，而是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學術生態，才能讓每一個真正作出貢獻的人獲得應有的承認，才能產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