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C刊名譽主編：我的學生發文章幾乎沒任何困難，本科生也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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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AI生成

撰文｜李想俁 張天祁?

《文史哲》名譽主編王學典的一篇文章，在學界引發了一場爭議。

7月10日，《中華讀書報》微信公號刊發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知名C刊《文史哲》名譽主編王學典的文章《縱橫學界的一位豪杰主編——追憶武衛華兄》。該文此前已發表在《中華讀書報》紙質版7月8日第 5 版瞭望專版。

在這篇悼文中，70歲的王學典深情回憶曾擔任《山東社會科學》主編的武衛華。

其中一些細節講述，卻也在不經意間，以當事人視角還原出學術江湖的一面。

01 對我的幫助，體現在對我學生的扶持上

由于有兩位老朋友，王學典經常被約稿，他的文章有段時期主要發表在兩位老朋友主編的期刊。

“不僅是《山東社會科學》，在此期間還有《東岳論叢》也經常向我約稿。《東岳論叢》的副主編是翁惠明，也是我的老朋友、歷史系七八級的同學。因此，那一時期武衛華向我要稿，翁惠明也向我要稿，我的文章不是發表在《山東社會科學》，就是發表在《東岳論叢》，主要集中在21世紀初期，即2000年之后。”

這兩位老朋友，還為王學典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發表C刊論文，帶來了極大方便。

“當時我主編《文史哲》雜志，翁惠明主編《東岳論叢》，武衛華主編《山東社會科學》。山東地區的這幾家重要期刊，我的學生發表文章幾乎沒有任何困難。那個時期，幾乎我所有的學生都曾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過文章。老武對我的幫助，主要體現在對我這些學生的扶持上，使他們能夠迅速在學界嶄露頭角，甚至本科生也能發表文章。大部分學生是在研究生階段發表文章，李凌翔更是發表了不止一篇。”

“他（武衛華）并沒有直接給我個人帶來多少幫助，因為我的稿子無論投到哪里問題都不大。但他對我最大的貢獻，是幫助了我的所有學生。他們沒有一個人沒在《山東社會科學》上發過文章，包括石瑩麗、陳珊、張秀麗等學生，全部都在該刊發表過文章。陳峰更是發表了多篇文章，在學術成長過程中受益良多。姜萌在大學本科階段就已在《東岳論叢》或《山東社會科學》上發表文章。這種盛況在將來很難再現。”

經知網檢索，王學典的多名學生在《山東社會科學》《東岳論叢》發表21篇文章。此外，王學典的學生們在《文史哲》也發表了多篇文章。

C刊是指CSSCI來源期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制定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用于評價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文獻引用情況。

C刊論文堪稱人文社科學界的“科研硬通貨”。在很多高校，一位人文社科類博士畢業需要發表兩篇C刊論文。青年學者們找工作、評職稱、晉升等等，通常也需要C刊論文開路。

王學典的學生“發表文章幾乎沒有任何困難”。相比之下，由于C刊容量有限等因素，很多博士生和青年學者想發表論文并非易事。王學典則認為，這不能怨雜志社，不能怨期刊界。

”前一段時間，我在山大儒學高等研究院主持了一次青年學者座談會。當時屋里坐了三四十人，我先聽大家發言，聽完之后再做總結。越聽我越生氣。因為大家都說發不出稿子，在那里抱怨。我就說：’你們到這個時候還發不出稿子，能怨雜志社嗎？能怨期刊界嗎？歸根到底還是怨自己沒有寫出好文章。如果你真正寫出了好東西，人家自然會來找你。你抱怨什么呢？’后來他們說，本來王老師是來聽我們意見、看怎么改進的，結果被他訓了一頓，會開得有點不歡而散。我之所以生氣，是因為這些人已經三四十歲，有的已經四十歲左右，有的已是副教授，文章還是發不出來，卻只知道抱怨別人。”

在前述追憶文章的文末，王學坤感謝了一位副教授和一位在讀博士生的前期資料搜集與錄音整理工作，同時表示“筆者對全文進行了校閱與修訂”。

目前，《中華讀書報》微信公號已刪除這篇追憶文章。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官網顯示，王學典1956年1月生，1979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86年作為國內首批史學理論專業碩士畢業生留校任教。他是山東大學講席教授，現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副主席、校學術委員會人文學部主任。他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20世紀中國史學通史》”，主持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當代國際史學研究及其發展趨勢”子課題“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等。

02 C刊生態：少數人掌握大量發表資源

《知識分子》曾經撰文提到，少數人掌握大量C刊發表資源，已經成為普遍的問題。

C刊生態中有一個現象是普遍比較依賴約稿。拋開人情世故的因素，很多C刊也有“不得已”的壓力。一方面是投稿質量參差不齊，另一方面是影響因子的要求。CSSCI收錄的期刊每年都會動態調整，動態調整的標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影響因子。一位新傳領域的青年學者介紹，期刊如果想要沖擊C刊，或者維護現在的地位，就需要盡量找到高引用的稿子。

一項研究則分析了2016年至2020年間36種教育學C刊的數據，發現頂尖學者和少數精英高校占據絕大部分的發表資源。這些教育學C刊上，人均發表論文數量僅為0.5篇；5年內能夠發表6篇以上已經算是核心作者；而在這5年中，發文數量超過40篇高產學者有21人。

大學資助的C刊壟斷特征更為突出。2023年一項研究顯示，至少有7所大學主辦的期刊傾向于更多地發表自家作者的文章。其中《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和華東師范大學主辦的《全球教育展望》中，自家學校作者發表的文章占比分別高達25.17%和20.39%。相比之下，西部地區高校或教育研究機構主辦的期刊自家作者文章的占比相對較低，最高的僅為4.99%。

占據如此多的版面，是因為這些強勢高校和高產學者能力更強嗎？恐怕未必。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中國科教評價研究院（CASSE）的兩位研究者，計算了中國學者2009到2018年期間，在15個學科發表CSSCI和SSCI論文的趨勢，其中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國際期刊為主。

他們把中國的985和211大學劃分為精英大學，其他劃分為普通大學。根據這兩類大學的發表要求，精英大學應該更國際化，更鼓勵發表SSCI論文。事實卻是這段時間內，精英大學發表C刊的份額上升，發表SSCI論文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這兩位研究者的解釋是，精英大學的學者和國內期刊的編輯和同行評審人員更熟悉，所以發表更多C刊論文成了一個相對容易的選擇。相反，在非精英大學里的學者，發表C刊的難度意想不到地高，以至于為了評職稱必須嘗試發表SSCI論文。

作者還衡量了期刊領域HHI值，即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這是一個測試集中度的指標，數值越高，說明這個領域越為少數參與者壟斷。結果發現，中國學者發表的SSCI論文的HHI值在15個專業內都有下跌，而C刊的HHI普遍有所上升。越是國內認定的中文頂刊，往往越快走向封閉和缺乏競爭，成為了少數高校和作者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