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偉民丨貢獻、評價與權益：人文社科期刊的三重困境

貢獻、評價與權益：人文社科期刊的三重困境

仲偉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常務副主編、教授。

在自主知識體系創新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發布的平臺，其重要性日漸突出。盡管數智時代的到來，使傳統學術期刊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但在現行學術體制尤其是現行學術評價體系之下，學術期刊的地位依然無可撼動。也正因此，每當人們質疑或批評現行學術體制或學術評價體系的時候，學術期刊總是被推上風頭浪尖，成為眾矢之的。一方面，中國人文社科期刊的學術水平和規范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學術影響力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目前學術期刊的地位非常尷尬，同時受到體制和技術的雙重擠壓，生存艱難。尤其是近年來，諸多問題不僅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有些反而愈發嚴重。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人文社科自主知識體系的創新將會遭遇瓶頸。

一、貢獻與地位之悖

新時期以來我國學術期刊的陣容不斷壯大，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發布最重要的平臺，為中國的學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如同四十余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學術成績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外開放，尤其是大量海外學術成果的引進；即使在最具中國特色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也是如此，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海外中國學的引入是中國史學發展與變革的重要助推因素。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與時俱進，無論是在學術內容還是在學術規范方面都取得了極大進步，也為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作為人文社科成果展示最重要的平臺，數量眾多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承擔并出色完成了中文學術成果的發布工作，在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方面，中文學術期刊擔當了重要角色。可以說，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是四十多年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展演的舞臺，這個舞臺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人文社科期刊所取得的突出成績及重要作用并未完全得到社會及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甚至也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充分尊重。最突出的表現，一是目前各高校及科研部門對期刊編輯的不公正甚至歧視，二是社會及學術界對期刊有很多的誤解甚至曲解，這導致了很多現實問題困擾著期刊，而這些困擾形成了期刊發展的瓶頸。隨著高校及科研部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編輯在單位中地位越來越低，高校里的編輯部屬于教輔單位，編輯待遇普遍低于教師。這種人事制度安排不僅影響了編輯的工作積極性，而且也難以將優秀人才持續引入編輯部。另外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學術期刊在目前學術評價中的作用被扭曲和誤解，同樣已經成為學術期刊發展的瓶頸。學術期刊在學術評價中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把學術評價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或弊病直接歸咎于學術期刊。學術期刊不僅背負著學術評價不公的罵名，甚至還遭致行政部門的批評及學者的誤解。

目前學術評價存在的主要問題，既不完全在于學術評價機構，更不在于學術期刊，而主要是中國特殊的學術體制所造成。以各單位的期刊分級為例，各高校及科研部門關于期刊等級的劃分五花八門，這是因為期刊等級的劃分都是根據各單位自己的需要和現狀來確定的，并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學術期刊評定水平的高低或所謂“期刊等級”的確定，是多種因素促成的。這既與期刊學術水平的高低有關，也與期刊的主辦單位有關。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期刊普遍被定為較高的等級，因為這些期刊處于較高的學術平臺之上，聚集了全國最好的學術資源，所以產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社科院自己也承認，目前這些期刊已然是其最重要的學術資源。其他有影響的學術期刊，既與所依賴的學術平臺相關（如各名校主辦的期刊），也與期刊自身的經營有很大關系，所謂“有為才會有位”。近年，的確有不少地方院校主辦的期刊成為全國名刊。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少數期刊為應對期刊評價而故意減少發文量，或拒絕發表年輕人文章等。有些雜志暗里設置門檻，非教授不發、非博士不發，等等。有些期刊甚至公然做假數據。這些做法不僅玷污了學術期刊的名聲，而且使學術評價陷入極度混亂，的確需要引起注意，必須改正。

二、評價的公正之問

學術期刊既是學術論文展示或評價的平臺，也是被評價的對象。在學術共同體尚未形成、學術評價機制亦未健全的今天，學術評價本質上就是期刊評價。但目前學術期刊評價過度依賴評價機構，可以說評價機構事實上掌握了學術期刊評價的核心話語權。其邏輯結果就是，評價機構成了事實上的學術評價的代言人。因此，我們在思考如何建立中國特色或中國自主的科研評價體系時，首先需要處理好學術期刊與評價機構這一對關系，評價機構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其次需要明確評價的基本原則到底是什么，評價的目的是什么。

先看學術期刊與評價機構的關系。二者的關系應該是非常明確的，即期刊是基礎，期刊是學術評價機構的衣食父母，評價機構依賴學術期刊而存在。鑒于目前國內的學術評價機構所做工作非常有限，實際上它們主要或全部做的只是學術期刊評價，因此完全可以說，目前的學術評價就是期刊評價，所有評價機構所做的、所能做的工作，實際就是學術期刊評價工作。就此而言，如果抽掉學術期刊評價，學術評價則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評價機構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評價機構因學術期刊而有了生存的基礎，因此評價機構不僅不能高高在上，反而應該認識到為期刊提供服務才是天職。但是，現在學術期刊與評價機構的關系卻是一種顛倒的關系，有些評價機構現在儼然成了學術期刊的指揮棒，似乎學術期刊要仰仗評價機構的恩惠而存在。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原因是我們的學術生態出了嚴重問題。

當然，有的評價機構能夠保持清醒的認知，不僅能夠認真研究期刊，而且設法為期刊提供可能的幫助和服務，從而使期刊與評價機構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比如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就做的非常好，他們不僅把數據做得極為精細，而且能夠認真研究期刊，并給期刊提供各種各樣的咨詢。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做中文核心期刊的研制工作，也是越來越細致，綜合考量各種指標，努力做到客觀公正。就此而言，期刊如果能夠很好地利用上述評價機構的數據及研究報告，對進一步辦好期刊將有極大的幫助。

再看評價的原則和標準問題。這里涉及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的關系，或期刊數據與同行評價的關系。此前我特別反對量化評價，曾提出“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的看法，比較極端。現在我的想法有所改變，對量化評價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認為學術評價必須有量化數據作為基礎或重要參考，沒有量化數據的學術評價很難成為科學公正的評價。我之所以改變想法，主要依據兩點現實存在的問題：一是目前我們尚未形成健全的學術共同體，無論是在期刊評價方面，還是在其他相關的學術評價方面，學術共同體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二是某些評價機構拋出的期刊榜單，毫無科學性可言，人為痕跡過于突出，難以服眾。有些評價機構打著所謂“破四唯”“破五唯”“破SCI”“破唯數據”等的旗號，在所謂同行評議、公平正義的口號下，完全不看數據，完全不看基本的評價指標，就對學術期刊做出分級評價。這樣的評價，實際上是依靠特殊的地位對學術期刊發號施令，是對正常學術秩序的干擾，更是對正常辦刊的干擾。在人為操縱與客觀數據之間，我們當然寧可選擇數據。

目前，在國內最有影響的學術評價機構中，只有個別評價機構有自己常年積累的數據，這些數據基本是客觀的、科學的。而多數評價機構要么根本沒有數據，要么使用一些極不可靠的數據，或直接從某些數據平臺廉價購買一些并不可靠的數據。從某種程度上說，目前學術共同體的缺位，以及對評價機構監管和評價的缺失，是導致學術期刊評價亂象的重要原因。鑒于此，實行分學科評價，以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應該是目前較為妥當的評價方法。對此，業界有非常深入的論述：“計量指標在期刊評價中不可或缺，但其應用需設定清晰邊界以避免誤導。引證指標（如被引量、影響因子）在評價體系中一般權重最高，但并非適用所有學科。基礎學科（如哲學、歷史）的引用率天然較低，強行應用會導致評價偏差。另外，近年來由于核心期刊功能的擴大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就是片面追求定量數據，使得評價指標數據的客觀性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造成了指標數據質量的下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定量評價的效果。因此，評價體系除了要考慮這種學科間的指標差異性、構建多元的評價生態、減少評價體系的統一化和標準化，還要加大專家定性評審力度、定量與定性相結合才能得到客觀的評價結果。”

三、權益的數字之困

學術內容的創作者無疑是廣大學者，學者是學術論文的生產者；學術期刊作為內容的組織者在學術傳播鏈條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是學術生產與傳播的主要媒介。在以紙質媒體為主要傳播平臺的時代，學術期刊是學術傳播的核心；進入互聯網時代后，學術論文轉向以數字傳播為主，數字平臺成為新的主導力量。發展到今天，學術期刊在數字傳播中的弱勢地位顯露無遺，突出表現為紙質期刊對數字平臺的高度依賴，甚至是對某一數字平臺的高度依賴。因為讀者新的閱讀習慣已經養成，紙質期刊幾乎已經無人閱讀。本來學術期刊是數字平臺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是數字平臺之母；但現在關系顛倒了，而且這種顛倒的關系越來越嚴重，甚至已經本末倒置。

學術期刊在數字傳播競爭場上全面失守，有體制的原因，但也有學術期刊自身的原因。一是學術期刊的傳統體制、意識形態因素等制度性制約，限制了編輯部數字化、市場化時代的競爭潛力；二是每家編輯部通常只有一兩本期刊，而編輯部之間也很難進行實質性的合作，這種高度碎片化的期刊結構導致集約化、數字化改革極為艱難，也極易被數字平臺各個擊破；三是學術期刊不僅在傳播與評價方面依賴數字平臺，而且在技術上也形成了對數字平臺的高度依賴。其結果就是，無論是編輯部還是讀者，事實上都已經無法離開數字平臺，現在的學術期刊甚至畏懼數字平臺，擔心平臺拒絕期刊文章上網，而一味讓渡權力。筆者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盡管數字平臺對學術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數字平臺與作者及學術期刊卻形成了極不平等的關系，突出表現為作者及編輯部的付出與權益不對等。編輯部做了最重要最基礎的工作，但基本只有付出，幾乎沒有經濟回報；數字平臺只是把各期刊的文章搬到平臺上而已，但卻掙得盆滿缽滿。作者當然也只是得到了編輯部給予的報酬，平臺傳播的收益沒有得到，除非你去打官司。”

這種狀況應該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否則學術期刊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

總之，伴隨時代發展、社會變革和科技進步，學術期刊的生存環境和工作過程也發生了質的變化。面對諸多的革命性變化，期刊編輯部體制卻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期刊的數字化進程也是一波三折，成效甚微。而今我們又面臨人工智能時代的挑戰，學術期刊將向何方發展，是每一位期刊人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仲偉民《貢獻、評價與權益：人文社科期刊的三重困境》刊于《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3期“紀念中國大學學報創刊120周年”專欄《數智時代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筆談）》，第8-10頁。

編輯：趙思雅

初審：李思舒

復審：黃建林

終審：趙 強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