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前輩曾彥修和他的《平生六記》

最近胡亂看了幾本書，都是出版界前輩寫的，覺得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曾彥修的這本《平生六記》（三聯書店，2014年6月），真是看得人唏噓不已。

曾彥修是四川宜賓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3月調中央宣傳部。1949年隨軍南下，參與創辦《南方日報》，任首任總編輯。1954年5月調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57年錯劃“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做編務工作。1978年夏調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1983年申請退休。

著有《嚴秀雜文選》《審干雜談》《牽牛花蔓》《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半杯水集》《京滬竹枝詞》《天堂往事略》《微覺此生未整人》等。

《平生六記》的這個書名，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脫胎于清代沈復的《浮生六記》。全書的六記，對應建國初期曾彥修經歷的六場關鍵的政治運動，標題自然各有深意焉：

1. 《土改記異》：記在廣東肇慶地區的云浮縣土改中的 “怪事”（如貧農家中有小老婆、丫頭的問題，以及山區群眾性的搶劫問題），曾彥修強調實事求是、不機械執行政策；
2. 《打虎記零》：記《南方日報》社的三反運動，這里的“虎”自然不是武松打的那種吊睛白額虎，而是指三反運動中揪出來的“壞分子”。曾彥修拒絕逼供信與 “大膽懷疑”，主張重證據，無冤案可報，故曰 “零”；
3. 《鎮反記慎》：曾彥修主持建國初期的鎮反時，堅守法律底線，慎之又慎，避免濫殺，報紙宣傳鎮反慎用“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的模糊表述；
4. 《肅反記無》：曾彥修領導所在單位人民出版社的肅反工作，實事求是，進行甄別，不但未發現一個真反革命，沒有增加一個有問題的人，反而藉此給一批人解除了政治疑問；
5. 《四清記實》：本部分曾以《審干雜談》為名，在在北京群眾出版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小冊子，記六十年代中期曾彥修在上海群眾印刷廠的四清工作中，逐一查清三十來個普通人的冤案（如被指盜竊、漢奸、工賊等），脫人于難；
6. 《反右記幸》：曾彥修自述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經過，稱自己雖然不幸在單位最早被打成右派，不過陰差陽錯，反而免于在運動中去整人，禍兮福兮，這又何嘗不是人生之大幸呢。

關于自己的這平生六記，曾彥修認為最重要的還應該算是《四清記實》，在書中他頗有感慨地寫下了如下這段話：

我認為，我一生真正談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運動中，為被審的三十來個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漢奸、特務、政治騙子、反動資本家……這一類的懷疑或帽子，全部徹底以書面撤銷了這些懷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認為也就是辦公而已。

曾彥修有選擇地寫了結論的三十來個人中的十個，先易后難地舉出實例來談談。他認為，這比看福爾摩斯偵探案可要簡明有趣多了，而且全是牽涉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以至肉體生命的。

我個人最感興趣、印象最深的是曾彥修筆下的第二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實例，小標題稍微有點長——“一個自吹參加過歡迎湯恩伯宴會的國民黨‘地下人員’原來只是一個端咖啡的小工”。

晚年曾彥修

這個人姓張，男，三十幾歲。上海人，裝訂車間大機折頁組工人。有群眾檢舉他在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派湯恩伯來接收上海時，他參加過歡迎湯恩伯的宴會。因此，這個人可能是國民黨的地下潛伏人員。

據曾彥修他們進廠后所知，此人除了平日說話隨便，喜歡吹吹牛，工作上多少有點吊兒郎當之外，并無其他劣跡。但是多年來不止一人檢舉過這件事，而且檢舉人都說這是解放前他本人多次親口講的。

經曾彥修他們調查，這個人在解放前確曾參加過什么壯丁訓練隊之類，但那是國民黨軍政機關向各大廠商派定的名額，由資方出錢買制服等，到時應卯而已。此事過去及這次都已調查清楚，他本人早已上交制服，即作罷論。

一算這個人的年齡，1945年或1946年時，他只有十幾歲，當時是在一個什么征信所或銀行公會的小印刷廠做排字工人，這是有人證明的。

這樣一個身份和年齡的人，怎么能夠參加上海市第一次歡迎國民黨最高接收大員湯恩伯的宴會呢？從常理推斷不大可能。

但檔案內和口頭上都有檢舉材料，不弄清楚就不能結案。這次如果不管，豈不要懷疑他一輩子？

于是，曾彥修建議，仍采取老辦法，不搞神秘化，不同他在背后捉迷藏，既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不要自找麻煩，先問清楚他本人再說。

曾彥修找來這個姓張的工人一問，他就笑嘻嘻地說，解放前他確曾向別人吹過這個牛。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他樓上的鄰居是虹口某咖啡店的“侍應生”（即服務員）。湯到滬時，上海各界名流二三百人在某大學禮堂開茶話會歡迎湯，由于規模較大，是由若干家咖啡館聯合承辦的。他的鄰居老師傅受雇的那家咖啡店，也是那天承辦這個茶話會的店家之一。

這位鄰居師傅臨行時隨便對他說：“小張，儂想看看湯恩伯？阿拉帶儂去！”張回答愿意去，于是立即換上鄰居師傅的白工作服一齊去了。

茶會舉行時，這位小張就在外面幫忙打雜，包括把飲料點心等送到歡迎大廳的門口，由鄰居師傅在門口接過去，再送到客人面前。

調查時，這位姓張的工人對曾彥修說：“我瞎忙了大半天，就是遠遠地看了湯恩伯幾眼，吃了幾塊西點，勿格（合）算。”

這以后他就亂吹參加過歡迎湯恩伯的宴會，別人再加油加醋，于是就由在場外幫忙端茶送水變成了參加宴會，又由參加宴會逐漸引申出“國民黨地下特工人員”的問題，真是阿彌陀佛！

這之后，曾彥修他們就進行調查，咖啡館某師傅已死，他確曾是這位張姓工人多年的鄰居，平日很喜歡這個孩子。

曾彥修他們都認為這件事就是這么一個小故事，沒有什么再調查下去的必要，可以取消對這位張姓工人的懷疑，給他做了個書面結論。

曾彥修最后對這位工人同志交代，以后不要亂講大話，自找麻煩了。不過，想想也是，有時我們是不是也太會制造“敵人”了，似乎舉國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實，往往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