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馮道，李敖的見解我是認可的

前一段寫《太平年》的觀感的時候，關于馮道我們討論了很多。

詳細內容可以參見：

馮道歷史上的爭論很多，主要就是因為很多人認為他不忠，先后侍奉了多個帝王，甚至先后稱臣于石敬瑭和契丹人耶律德光。

而現在很多人又開始標榜所謂的民族立場，認為馮道稱臣耶律德光，石敬瑭這樣的異族，就是奸。

關于所謂的忠還是不忠，我最近又翻了一遍李敖寫的《北京法源寺》第三章《休懷粉身念》中有很精彩的闡述，看完之后還是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李敖在這方面的看法。

《北京法源寺》是臺灣著名作家李敖寫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非常簡單，是以戊戌變法為背景寫的，其實說其是小說，更多的是李敖將自己對戊戌變法的理解寫成了一個故事，然后借主角之后，闡述了自己的想法。

其中第三章《休懷粉身念》是小說中康有為探訪法源寺，跟主持之間一番對話后，引了杜甫的詩句，借杜甫吟詠丁香的品質，來說明再弱小的生物，也會做出大的功德。

在這一章中，李敖借康有為和法源寺主持的一番對話，就探討了所謂忠奸的問題和清朝是不是中國正統的問題。

在文章中，李敖是以謝枋得的絕命詩由趙孟頫所提這一矛盾來引出來討論的。

謝枋得是南宋的著名的文人，當時元朝滅了南宋，謝枋得不愿意侍奉元，跑到了武夷山 ，后來元朝人找到謝枋得，將他帶到元大都，安置在憫忠寺，也就是法源寺的前身。謝枋得看到寺里的曹娥碑（ 曹娥之父溺于江中，數日不見尸體，孝女曹娥當時年僅十四歲，晝夜沿江哭尋父親。過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這一天她也投了江，三日后抱出父親的尸體。）感慨自己的忠孝還不如十四歲的曹娥，所以就絕食死在憫忠寺。

而當時康有為看到的法源寺里面的謝枋得的絕筆詩是趙體字，也就是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的字體。而趙孟頫是宋朝人，還是宋朝的皇族，但南宋滅亡后，趙孟頫得到元朝統治者的賞識，做到了很高的官職，其書法也流傳后世。

所以這就引出了書中提到的謝枋得和趙孟頫到底誰忠，誰奸的討論。

書中李敖是這么寫的：　

這里面李敖就借康有為的口，提出了忠奸是非常復雜的問題，而且提出了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準，對中國人自己的種族來說，并無所謂奸。并且，忠奸問題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簡單、那么黑白立刻分明。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壞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

其實我是認可李敖的這個態度的，如果說漢滿蒙臧都是中國人，那么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就是中國人的內部矛盾的爆發。所以不能簡單的說服務于新的統治者就是奸。其實即使在一個朝代內部，由于各種派系爭斗，比如李世民殺兄弒弟，上臺后囚禁父親，那么忠于他的人是忠還是奸？道理是一樣的。

而李敖在后面進一步闡述 標準從哪里來的問題，也就是這個所謂忠奸的立場不是站在被推翻者角度去看，而是要站在百姓的角度去看，也就是新的統治者到底對百姓好還是不好的問題。

這里面李敖就指出了馮道在歷史上的復雜性的問題，也就是馮道雖然向契丹耶律德光稱臣，但也就是因為他稱臣的行為，挽救了千千萬萬的中國百姓，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馮道忠于的是自己的百姓，那么他就是忠。

另外我們也不能用現代的角度去看古代，對于古代百姓而言，沒有現在的民族國家概念，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就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時期，誰給老百姓能帶來吃飽飯，那誰就是好的統治者，歷史時需要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慮的，而不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考慮。

而我們現代人所謂的忠奸的概念更多來源于戲劇小說，為了可讀性和增加戲劇性，所以就會將復雜的事情簡單化，把人物簡單的區分為紅臉，白臉，其實還是用情緒帶流量的一種方式，但我們要明白這種思考方式并不是對待歷史的態度。

而這必然會引發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多人會說謝枋得的死那不就是沒有任何意義嗎？

李敖在書中馬上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這里就能看到李敖不僅搏學，而且將自己的思考引入了書中。

李敖在書中就提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的問題，這個價值觀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并不重要，我們紀念一個人的時候，是在感慨其做人的氣節，而不是對錯。

其實我們之前就讀到過士為知己者死的概念。大家感興趣可以讀一讀《資治通鑒》上記載的豫讓的故事

豫讓刺趙你說是對還是不對呢？在古代，“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這是一個人的氣節的問題，也就是忠的概念，但這個忠跟對錯無關。

古人忠于自己的主人，就值得稱道，哪怕主人做得不對，所以后來衍生出來對國家的忠，只要拿國家的俸祿，就應該忠于自己的國家，這也是忠。所以之前很多人就曾經談如果我們放棄民族之間的爭論，那么怎么看待岳飛的問題，其實李敖的這個思考就解答了這個問題，我們紀念岳飛，是紀念其做人的氣節的問題。忠于自己的主人，忠于自己的組織，其實都是古人士為知己者死的概念。做到了就值得被后人所紀念。

所以在書中接下來李敖就這樣闡述：

講完這一套歷史邏輯，李敖就借康有為之口指出了謝枋得的死的意義在于為信仰殉道，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所以才要被后世人所尊敬。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種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確，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系，中國好好的，并沒有亡。但評論歷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并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種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

由這套理論，李敖就提出了康有為為什么要做改良派，就是因為他認為從歷史上來看。滿人也是中國人，滿人的皇帝也是中國的皇帝，那么自己上萬言書，就是希望中國百姓得到改善、

所以從上面的文章來看，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書中，實際上融入了自己對這一段歷史的思考，尤其是晚清時期康有為為什么會成為保皇黨的思考。

歷史是復雜的，也是沒有絕對的對和錯之分的。在這一段文章中，李敖憑借康有為這個人物，展現了其對于這段歷史的思考，其實是能解答現在很多人的疑惑和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