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現代漢語“繪制畫像”的人（人文觀察）

本報記者 耿 磊

江藍生(左)和王楠工作照(攝于2010年)。 受訪者供圖

韓敬體近照。 崔家寧攝

左圖：《現代漢語大詞典》書影。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供圖 右圖：《現代漢語大詞典》學術研討會現場。 李婧姝攝

翻開學生時代的記憶，除了課本與老師的講授，相信很多人腦海中都會浮現出這樣一個畫面：在辭書的方寸之間，探尋字詞的奧秘。

今年4月，五卷本《現代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現漢》)的面世，再次喚醒了這份文化記憶。這部1200余萬字、收錄15.7萬余詞條的大型辭書，系統呈現了百年現代漢語詞匯的真實面貌，是一部在中國現代辭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型詞典。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這部現代漢語活態發展的“百科全書”出版背后，是新中國三代辭書工作者20多年的躬耕不輟。

20多年堅守

只為完成一項艱難而有意義的事業

一部詞典的編纂，往往是一場跨越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馬拉松”，考驗著編纂者的學識、毅力與情懷。

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語言學界就曾動議編寫一部大型現代漢語詞典。然而，受限于當時條件，這項工作幾經波折，三度擱淺。直至2005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后來的《大現漢》主編江藍生接過了接力棒，這一干就是20多年。

“當時老韓找到我，說起呂叔湘和丁聲樹兩位先生曾囑托要編纂一部大型詞典。”回憶立項之初的情景，江藍生十分感慨，“我對編纂辭書的辛苦已有所耳聞，但作為學生后輩，我感到有責任完成前輩的期望與囑托。”

江藍生口中的老韓，就是后來擔任《大現漢》副主編的韓敬體，他曾參加過著名語言學家丁聲樹先生主持的《現代漢語詞典》編纂工作，對于老一輩學者的愿望和這項工作的意義很了解。

為何編纂一部大型現代漢語詞典會成為幾代辭書人的夙愿？這還要從我國辭書發展歷程說起。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老一輩學者就曾組織編纂過《辭源》和《辭海》等大型辭書。新中國成立后，先后編纂過《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兩部重要的語文辭書，在普及教育和語言文字規范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都是中小型的，不能完全滿足讀者的需要。

橫向來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小學館推出《日本國語大辭典》，在世界范圍內積極推廣日語；有著百年歷史的《牛津英語詞典》也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詞匯量極大擴展。而我們手里只有中小型辭書，甚至在收到外國友人贈送的百科全書時，回贈的只是一部小小的《新華字典》。

所以編纂一部現代漢語大詞典，就成為社會的需要、時代的召喚。

“既是前輩的囑托，也是現實需要。”江藍生說，“編纂《大現漢》就是我們這一代辭書人的使命。”

《大現漢》的編寫工作，像極了一場艱難曲折的攀登。

“《大現漢》第四次上馬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院語言所”)原本參與過《現代漢語詞典》編纂的一些同事已經退休，還有人承擔著其他研究任務。”江藍生回憶道，“人手不足一直是困擾我們的難題。”

在江藍生和韓敬體兩位先生的多方努力下，2005年底，近30人的編寫組組建完成。其中不少是新手，只能“邊干邊學”。

從立項到付梓，二十載寒暑，其間雖經歷項目調整、人員進出，但“堅持下來，這次絕不能再夭折”始終是編纂團隊的共識。

他們翻閱各類語料庫，廣泛研讀近百年來的各類文獻，搜集歷史詞匯；通過專題研究帶動編寫工作；積極“開門編詞典”，征集讀者意見；召開專家審稿會，聽取同行學者建議……一項項工作逐次推進、落地完成。20多年中，編寫組成員有人從壯年熬到了兩鬢斑白，有人從青澀的大學生成長為研究室骨干，而這部詞典也一點點厚實起來，逐漸打磨成器。

今年4月，在《大現漢》首發發布會上，江藍生滿帶使命感地說：“我們應當打造與中華優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夠幫助群眾正確運用和傳承祖國語言文字的辭書產品。”韓敬體感慨：“這是社科院語言所三代學人寄托夢想和期望并為之不懈奮斗的一部力作。”

“漢語語言學的發展，從來不是一人之功、一時之績，而是代代學人薪火相傳、攜手奮進的接力征程。《大現漢》的出版問世，既是對呂叔湘、丁聲樹等前輩學者學術思想與治學精神的傳承弘揚，也是當代語言學界集體智慧的結晶。”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陸儉明說。

做經世致用的學問

寫一部既有學術含量，又有可讀性的辭書

“內容豐富”“嚴謹規范”……今年4月，在《大現漢》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毫不吝嗇對這部巨著的贊許。

不過，當這部詞典走向大眾時，普通讀者的評價卻出人意料——“生動”“有趣”“新鮮”“好讀”成了高頻詞。

“我們想要編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讀’的詞典。”江藍生說。

翻開《大現漢》，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躍然紙上：讀者能一睹百年前的文字風貌，比如當時的“知識”常寫作“智識”，“揭幕”稱作“除幕”；還能看到“愛咋咋”“哪兒跟哪兒”等鮮活的日常口語。

不僅如此，這部詞典還收錄了因誤用而通行開來的詞，如“回懟”的“懟”，就在說明中解釋了其原本釋義。

這些兼具歷史厚重感與網絡鮮活感的詞語，讓《大現漢》跳出“被動查詢的工具書”，成為一部兼具學術價值與可讀性的作品。

這一切都離不開《大現漢》的編纂理念。

“編寫辭書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編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秉持呂叔湘先生的治學理念，編寫組跳出傳統辭書編纂范式，在理念上大膽突破——正如《大現漢》前言所寫：“共時性與歷時性相結合”“規范性與描寫性相結合”“學術性與實用性相結合”。

簡單來說，就是既關注語言詞語當下的意義與使用方法，也追溯其演變脈絡；既提供準確、簡明、嚴謹的釋義，也補充語用規則、文化內涵等深層信息，力求讓詞典適配更廣泛的讀者群體。

想要編出一部新穎且有深度的大型詞典，需要從海量語料中提取大量的詞匯作支撐。

為此，編纂團隊廣泛調研各類已出版辭書，利用多種語料庫等資源，遴選尚未收錄的有價值詞語。

特別是為了打撈散落在歲月長河中的舊詞語，編寫組翻閱近百部民國小說，從許地山、梁實秋、林語堂、郁達夫等名家的小說與散文集中勾乙第一手資料。

“有時候吃著飯，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個詞，就趕緊掏出手機發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大現漢》編寫組成員、社科院語言所《新華字典》編輯室副主任范文杰的笑談，生動勾勒出編纂團隊的“收詞狂熱”。

把工作融入生活中，已經成為常態，也正是這種學用結合的治學態度，使編寫組在浩瀚語海中“淘沙揀金”，篩選出前人未曾收錄的有價值的詞目。

正如著名語言學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王寧所說，“《大現漢》較為全面地呈現了正在使用和發展中的現代漢語真實面貌。更為難得的是，它在共時描寫中融入歷時視角，讓我們從這部詞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會變遷的微觀記憶。”“它不僅提供個體詞語的形音義查檢，更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現代漢語，是一部具有時代意義的語言大典。”

三代人的傳承

能夠擇一事終一生也是一種幸運

“當初接下《大現漢》主編的擔子，是因為不知道它有多難。但能堅持做完，靠的是責任感與使命感。”多年后，手捧已出版的《大現漢》，江藍生依然記得接到編纂任務時的感受。

超過15.7萬個詞條，大多數條目都要親自審改。因常年伏案工作，她的頸椎和腰椎出現嚴重問題，先后動了3次大手術。在住院期間，她仍放心不下詞典編纂工作，在工作群里及時與大家交流溝通。

“辭書編纂是一項磨煉人的工作，既能增長知識、提升思維概括能力，又能淬煉堅毅的意志品質。”江藍生說，“語言研究者能將基礎研究與應用相結合，為國家文化教育事業作貢獻，便實現了學者的人生價值。那些吃過的苦頭，都是必交的學費，是值得的。”

如今，辭書隊伍的成長建設與這門學問的傳承，是江藍生最關心的事。

編纂《大現漢》的過程也是精神與學問的傳承。《大現漢》編寫組成員、社科院語言所《新華字典》編輯室原主任王楠告訴記者：“通過《大現漢》的編纂工作，許多當年的‘年輕人’積累了經驗，成長為骨干。”她介紹，正在開展的《現代漢語詞典》第8版修訂中，這些人已有不少成為主力。

《大現漢》編寫組成員、社科院語言所詞典編輯室副主任蘇穎，便是其中之一。在她看來，能夠堅持完成《大現漢》的編纂工作，既有榜樣的感召，也有責任與熱愛的支撐，更離不開團隊的相互扶持。

“老一輩學者治學嚴謹，熱心傳幫帶，對解答我們的問題極有耐心。工作中，年輕人遇到問題，隨時可以推門請教，前輩們總會放下手頭工作，耐心給予指導。”蘇穎說。

如今，社科院語言所擁有15位專業的辭書編纂研究人員，其中博士11人，專業方向涵蓋訓詁學、文字學、詞匯學、語法學、計算語言學等領域。團隊中既有冷門絕學學科、現代語言學各分支的研究者，也有前沿應用交叉學科的探索者，為各類辭書編纂修訂奠定了堅實基礎。

《大現漢》的順利面世離不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力支持，編寫工作相繼被列為社科院重點課題和院創新工程項目。“編詞典和做基礎研究不太一樣，成果不能立竿見影地顯現。”范文杰告訴記者，“這些年院里、所里相繼出臺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學完善的辭書崗位考核評價體系，極大消除了大家的后顧之憂，讓我們能夠專注詞典編纂工作。”

各方面的關心和支持之外，學術的積累發揮了更大作用。王楠是1995年進入社科院語言所的，至今已工作30多年。她記得剛到社科院語言所時，為了搜集資料，每年要從報紙、雜志等手寫摘抄約1000張新詞、新義卡片，如今所里還存放著當年抄寫的近百萬張卡片。“雖然現在已不再手寫卡片，但隨時隨地關注新詞、新義，時時刻刻思考字詞釋義已經成為習慣，一直保留了下來。”她說。

“人生最美的事，莫過于事業與熱愛的雙向奔赴。”王楠動情地說，“現在想來，編辭書雖辛苦，但翻開幾代人都在用的《新華字典》——如今發行量已達約7億冊，編寫、修訂者卻只有幾十個人，自己能成為其中一員，是件很幸運的事。《大現漢》也會是這樣一部書，一部讓我們一生都為之驕傲的書。”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19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