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 | 金農手札

西泠20262春拍推出《揚州八怪文獻專場》，其中金農致方輔、盧見曾等信札十三通，為近年市場所見最大體量的金農信札。此批信札清晰地呈現出金農寓居揚州鬻書賣畫的后半生生活，是清乾隆年間揚州文藝生態與文人經濟的一手珍稀文獻。

直觀展現金農以文謀生、金石收藏、師友互助的真實狀態，揭示方輔兼具制墨家、書商、文人的多重身份，還原揚州鹽商、官員、書畫家、匠人共生的藝術生態，補證清代刊刻、書畫流通、文房制作與文人交游細節，極具史料與藝術價值。

釋文：林臥一首。聞道苦已晚，王郎四八年。卦開悲損益，林臥藐人天。且飲彭澤酒，不謀汶陽田。南鄰有朱老，愛我愛狂顛。秋日北郭僧廬養疾之作。彌勒同龕殊有緣，養疴風散露涼天。通宵短睡失飛鶴，三日休糧欲蛻蟬。開澗植林堪送老，檢衣贈藥得相憐。白頭如此偏多恨，不問月輪圓不圓。
款識：甲寅八月，病起過小玲瓏山館，與館中諸名彥相接，即錄病中二首請教。箋紙花樣殊不稱，老丑惡札也。農。

釋文：昨朝造謁崇階，未得親聆誨益，儃徊而返啟者，新安諸生方君密庵，名輔，為農廿年文字道義之交，工五言詩，歸愚、堇浦二公極獎賞之。平素家擅豐貲，時時出槖中金，結客謙和淳正，與之游處者，咸被其德。近按古造墨，儼然前明程氏，大約吳氏乾初。今精制隃麋二種，托農轉呈清鑒，以供吟毫之需。其意聊展向往之私，愿登龍門，望承顏色而已，無他請也。不日蠲誠詣轅，儻得賜見寶坐，錫贊片言，農亦藉榮光匪勘矣。臨楮虔溯。盧公德州先生大人鈞座，七十五傁金農頓首。初四日藁。

釋文：絹幅十二，皆已畫成，俟枉駕賞之。外紙冊二本，敝門人羅兩峰請不佞畫者。但其貧，不能留，作易米之計，不肯浪投它處。平素知與賢士締交最深，又知愛惜區區筆墨，今托送上，博朱提二金，不敢索厚酬也。渠比日不足，待此舉，煩望即賜及，更多感焉。七十三翁金農頓首。密庵先生尊次。二十八日。扇軸三件附還。

釋文：昨承枉駕僧廬，雖奉教不過片刻，然足以慰績愫矣。尊著隸八分辨，且留此，當與客中比鄰薄自昆先生共賞之。薄君吳郡人，為弟四十年好友，藏書最多，皆手自校勘，丹黃之勤，近得無此人也。天氣早涼，盍不一往訪之，所載典籍頗可觀也。孝經格式尚欲細加審定，五日內奉報左右。竹箑明晨作書，再馳到耳。弟農頓首上。君任學長先生千古，今廿三日。

釋文：奏本紙雖舊，而其質粗松，未用膠礬，竟不能作瘦筆。楷書只得寫于別幅，原紙界烏絲者繳還。首行書數字可験也。敝門人送子天王像，今特令小僮附上，幸為存之。今日想不能即行，得于初四日便可登舟祖送矣。弟農頓首拜。密盦先生有道。初二日下午小簡。

釋文：午前有俗客見過，說俗話，不敢奉攀文駕。午后請先生到小寓，作半日談。數日內考定造墨嘉名，頗可資君子之用，相顧時共斟酌之。將來制作，突過程方矣，并可以上獻天子也。率布，不一。七十五叟金農頓首，密庵良友。二十二日。

釋文：頃示佳制隃麋一函，并前一種，日內得睱，即親為先生一行，面呈也。自必高明者嘆賞不置耳。特復，不一。密庵先生，弟農頓首。

釋文：江穎兄見贈之金，將次用完，而其刻畫仍題記九兩，未敢為己用，亦將付剞劂之人也。前承雅愛，刻三體詩，今已斷手，共字四千有余，計刻資六兩四分有零。前付過五兩，尚欲找數乙兩四分。再者，刷印裝釘等項，再得幫我二金，更被有道之德匪淺矣。竚候竚候，便覆，不盡。

釋文：學徒兩峰凌晨又至，不得已作札相促。便時與汪謹堂所書孝經價俱付來。初五日早上。駕何時行，乞示知。有一友藏東坡居士行楷手翰，可過賞之。

釋文：虛舟先生草稿卷，渠云八金才割愛售去，與值一二金不必論也，乞交還。張猛龍碑并各種帖，可議一價。渠亦中秋前，頗有待此，望留神。委書四先生箴，尚有四紙未寫，明日可畢功耳。附言，不盡。農頓首上。君任學長先生執事。

釋文：連日與錢少司寇香樹先生往還，遂有意外逗留，然不出五日外也。前二事奉讀，可有德音之及否。專力走問消息，幸賜回示為禱。密庵先生有道，弟金農頓首。初十日雨中。

釋文：尊使陵晨從風雪中叩門，所請數事，一一領悉。但恐啟行登舟甚促，泓穎之間，草率應命也。令伯子谷先生是老夫數十年文字道義之交，念之頗勤，當為弟切致之，以表鄙忱耳。弟金農頓首。

金農書法藝術略論

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期，即清代歷史上的“康乾盛世”。 政局穩定，經濟繁榮，尤其明末以來漸漸勃興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首先在南方商業城市揚州等地得到了長足發展。 楊州位于長江與大運河的交匯處，這里交通便利，商賈云集，文人薈萃，也是各類新潮信息觀念的集散地。 加之這里遠離京城，相對來說便成了自由寬松的“花花世界”。

這就不僅為文人藝術家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也為各種先進藝術思潮的創新變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空間與環境。 于是標志我國古代寫意書畫藝術峰顛和開啟近現代藝術思潮源頭的揚州八怪就在這里應運而生了。

八怪之“怪”表面看來狂放怪異不拘一格，為當時藝壇那些正統派、衛道者所不容，其實質無非是他們作為下層官吏和平民藝術家以筆墨寄托自己渴求認可、爭取地位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吶喊與呼號。 這是商品經濟發展初期，下層官吏與文人人性覺醒的顯示與體現。

“八怪”中被譽為“三朝老民大布衣”的金農無疑是最具魅力的一位。 這是一位天才的詩人，它的《冬心先生集》即使放在整個清代詩壇也堪稱佼佼者。

然而，他那詩人特有的敏感心態注定了在世俗社會的世態炎涼中要遭受更多的誤解與冷落，在他的題畫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詩句—“樹無丑態香沾袖，不愛花人莫與看”； “世間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故人近日全疏我，折一枝兒寄與誰”； 等等。

在他的詩集中，最為痛切、深刻者，是那些形式上不合古人繩規的“自度曲”。 這是一種平民知識分子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重壓下孤獨無奈而又清高傲世的精神寫照。 然而，“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 ”（文同語）與西方藝術之源于科學與宗教不同，東方藝術則是起源于哲學與詩。 金農其書其畫無非是詩人心境與情懷的外化與延伸。 我們看金農的楷隸及漆書，強項傲骨冷眼睥睨，其行草則又爛漫姿肆野鶴閑云，恰恰映射出作者懷才不遇遭受不解與冷落，但又不甘隨人俯仰的孤傲心境，這是他真實的人性品格的物化與張揚。 三百年后的今天，當我們贊嘆其書法藝術戛戛獨造的創新精神時，我們首先感到的—也是我們最不能忽視的—就是藝術家這種冰清玉潔的人格精神與品格力量的強烈燭照。

康乾時代的書壇，趙董帖學書風大行其道。 這固然與康熙、乾隆兩位帝王的偏好與提倡直接有關，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趙董那種乖巧柔順的外表更能討得封建統治者的歡心。 當時名動朝野的“四大書家”（汪士鋐、姜宸英、陳奕禧、何焯）皆秉承趙董書風之余緒，即使對金農隸書大為激賞的張照（當時被譽為“書壇泰斗”），其草書波瀾起伏的華麗外表所掩蓋的依然是發乎情止乎禮的游刃有余。

他們身為朝廷重臣官居高位，藝術個性在長期的壓抑中收斂扭曲，在藝術創造中明顯力不從心。 何焯作為金農青年時代的老師，為金農開啟了碑學道路而自己卻不能身體力行； 張照為金農隸書的離經叛道大加喝彩而自己卻不能洗盡滿身的浮華與俗艷。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農作為一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其橫空出世、迥異時流的創新之舉驚世駭俗，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便在歷史畫面上凸現出來。

棄帖而師碑——從實踐的角度看，金農無疑成為清中期碑學運動名副其實的先驅和成功典范。 明末清初，刻帖之風泛濫，雖然有識之士屢屢感嘆“帖學大壞，”但絕大多數書家還是被籠罩在這已“大壞”的帖學霧水中不能自拔。 而金農二十余歲即廣泛搜求考訂金石碑版，幾年工夫即集有漢唐金石拓片240余種，這種吉金貞石之志使金農三十歲時即毅然拋開二王帖學而轉向碑學研究與創作。

他以漢隸立定自家根基，長期浸淫于《乙瑛》、《華山》、《夏承》及《郙閣》、《張遷》的拙樸蒼厚之中，尤其《華山碑》，在金農畢生的書法創作中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 其傳世作品中有大量臨習此碑者，或規模形跡，或夸張變形，從中研磨和尋覓創變的消息與契機。 金農的棄帖師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早于阮元包世臣等人大倡碑學近百年，足見金農藝術感覺的敏銳與觀念的超前； 二是與其他習碑者如鄭簠（金農早年明顯受鄭簠的影響）等人不同，金農并非簡單地以帖之腴潤飄逸與碑作嫁接，而是以碑為根本，伸展開來，由碑而楷，而行草，別構一個完美的藝術天地。

正如詩人江湜（弢叔）所評： “冬心先生之書，醇古方整，得之于漢人分隸，溢而為行草，如老樹著花，姿媚橫出。 ”其晚年所形成的古奧新奇的漆書把這種追求推向了極致。 金農在創作實踐上所成功完成的這種由碑而帖的轉捩與探索，無疑為百年之后碑學理論與創作的崛起、勃興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標志金農書法創作高度的漆書奇絕孤傲，幾乎成了金農人格精神的特征符號。 這一書體的創立是始于作者中年。 中年之后，金農脫胎于《華山》、《乙瑛》諸漢碑的隸書漸漸顯示出了強烈的個性，這就是結體瘦長嚴整，凝重險峭。 蔣寶齡《墨林今話》中指出： 金農“書工八分，小變漢人法，后又師《國山》及《天發神讖》兩碑，截毫作擘窠大字，甚奇”。 三國吳時的《國山》、《天發神讖》兩碑為隸意篆體，金農的傳世作品中未見其師法兩碑的臨作，可見金農的取法并非是兩碑的皮相而是受其啟發大膽革新，用扁筆側鋒，時或臥筆橫掃使其橫畫肥厚，時或側筆斜拉使其豎畫尖瘦。 有時也采用古人“倒薤”筆法夸張作撇畫，花俏灑脫。 同時又喜濃墨枯筆妙翻古人“飛白”之法，雪浪輕張，冰絲亂吐，令人在恍惚縹緲間充滿神奇幻想。 這般境界正是金農藝術創造的根本，是他廣師博取中得心源之后的超越和升華。

金農自稱這種書體為“渴筆八分，”他七十二歲時所作的《相鶴經》軸（今藏浙江博物館）中這樣題道： “予年七十始作渴筆八分，漢魏人無此法，唐、宋、元、明亦無此法也。 康熙間金陵鄭簠善斯體，不可謂之渴筆八分，若一時學鄭簠者，更不可謂之渴筆八分也。 ”這既是他夫子之道，也是他藝術創新的宣言，是其“同能不如獨詣，眾毀不如獨賞”思想實踐的必然結果。

在金農一生的書法創造過程中，取法民間化俗為雅是其又一個顯著特點。 金農不僅宣布“華山片石是吾師”，而且他多次在詩中發出這樣的吶喊： “恥向書家作書奴”，“不要奴書與婢書”。 他公然扯起反叛二王為代表的正統文人書風的旗幟，毅然將藝術觸角伸向民間，廣泛搜羅涉獵，將歷代文人書家所鄙棄的“民間書法”拿來作為構建自己藝術風格的鮮活素材。 他不僅大量吸取漢魏碑刻的粗獷樸厚和古人棄之不用的“倒薤”、“飛白”筆法，創立了獨具風格的隸楷書體和“渴筆八分”（即漆書），而且他大膽取法宋僧寫經與民間雕版字體，形成了獨特的寫經楷書，在他大量的畫面題跋中就常常采用這種字體，尖仄清瘦欹側多變而又自然俏拔文雅和諧。 他的這種寫經楷書與方勁斬截平直敦厚的隸楷體及高度符號化的漆書貌似呆板憨笨，其實恰恰達到了一種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且超凡脫俗的高妙境界。

縱觀金農畢生的書法創作及其思想觀念的發展變化，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創新精神貫注其中，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從筆法、結體、章法及書寫工具材料各方面，金農都表現出了不隨人后、恥與人同的非凡膽識與勇氣。 他對傳統的理解從來不拘于表面皮相，而是深入內里直取精神與本質。 他沖破泥古者筆法墨法的斤斤計較，大膽創變險處求生，竟用臥筆橫掃甚至截毫而書。 他毫不理會那些“正統派”的嘲諷與指斥，義無反顧一意孤行。 所有這些不僅表現了一位天才藝術家非凡卓越的氣魄與膽識，也充分證明他不愧為書法史上第一位妙翻古法靈采獨標的碑派成功典范。 他的成功不僅反映和代表了當時新興市民階層新奇的審美追求，也為百年之后碑學運動的崛起勃興及近現代書壇碑帖融合書風的大行其道開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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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