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科學革命背后的非理性引擎
——《知識機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代科學》評介
劉 箐 何曉松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知識機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代科學》由美國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邁克爾·斯特雷文斯所著，是一部對科學革命本質及其歷史條件進行深刻反思的力作。本書核心論點是：現代科學的強大效力并非源于科學家個體的純粹理性，而是依賴于一種稱為“解釋的鐵律”（The Iron Rule of Explanation）的社會規則。該規則強制要求所有科學爭論必須通過經驗證據裁決，從而將科學家的非理性激情——如野心、競爭欲、美學偏好——馴化為知識生產的動力。斯特雷文斯通過這一框架，不僅成功調和了波普爾證偽主義與庫恩范式理論之間的長期對立，還為理解科學何以在17世紀歐洲誕生、何以具有如此強大的認知效力提供了全新解釋。
科學為何遲至17世紀才在歐洲出現？斯特雷文斯指出，這并不是因為此前缺乏智慧或技術，而是因為“鐵律”所要求的論證模式與人類深層的認知本能相悖。鐵律要求科學家放棄對“深刻解釋”——即對現象背后終極原因和宏大體系的哲學追求——轉而對可觀察、可測量的“淺層解釋”保持謙卑。這種轉向違背了自古希臘以來自然哲學的傳統，也挑戰了人類對和諧、統一與目的論敘述的天生偏好。此外，鐵律的確立還需突破美學偏見的束縛。盡管美學直覺在私人研究中可激發創新，但在公共科學論證中，鐵律堅決排斥美學標準作為仲裁依據，一切必須以經驗證據為準。最后，科學革命的發生并非歷史必然，而是多種偶然因素，如宗教改革、印刷術、殖民擴張、自然神學的發展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們共同削弱了傳統權威，為鐵律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鐵律的運作機制是本書的另一大貢獻。斯特雷文斯通過歷史案例（如牛頓與胡克的光學爭論、愛丁頓對愛因斯坦理論的驗證）說明，鐵律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將科學家的非理性激情引導至經驗證據的生產與辯論中。科學家可以懷有私人信念、審美偏好甚至偏見，但在公共領域，這些因素必須服從于鐵律的約束。這一機制既吸收了庫恩關于“范式”和科學共同體社會心理的現實主義描述，又堅持了波普爾關于經驗檢驗至高無上的規范理想，從而實現了“主觀性的約束”與“客觀性的保障”之間的辯證統一。斯特雷文斯在書中構建的深刻悖論，為理解當代科學的困境提供了基礎。他闡明，科學鐵律的強大效能恰恰依賴于其未能完全馴化的“非理性”野性。他認為，偉大的科學家，如蓋爾曼、愛因斯坦等，其突破往往源于在鐵律規則之外，憑借其哲學和美學的直覺進行自由探索。斯特雷文斯強調，這臺強大的“知識機器”必須依賴人類原始的“戰斗精神”即非理性的野心、直覺與情感作為燃料。
然而，鐵律在保障科學嚴謹性的同時，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創造性活力。現代科學在某些領域正逐漸顯露出“創新性衰退”的跡象。Nautre在202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945年至2010年間，科學論文的顛覆性在自然科學領域顯著下降，論文中使用的動詞從“發現”“測量”逐漸轉變為“改善”“應用”，同時引用的多樣性也出現明顯降低。這一趨勢表明，科學探索正在從勇于挑戰“未知的未知”，逐漸轉向對“已知的已知”進行深耕與優化。鐵律的剛性在實踐中被異化為對“可預測性”而非真正“可檢驗性”的追求，導致許多青年科學家更多地被培養成擅長“假設驗證”的技術型研究者，而缺乏“問題發現”所需的原始沖動與開拓精神。因此，在堅持鐵律的核心原則的同時，也應為“非理性”探索保留一定的制度空間。如弗萊明發現青霉素、凱庫勒悟出苯環結構，恰恰源于偶然、直覺甚至錯誤。科學既需要鐵律所帶來的紀律性與客觀性，也需要人文主義所倡導的開放性、想象力與多元思維。唯有在理性與非理性、約束與自由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辯證的平衡，科學才能真正持續煥發其創新活力。
作者簡介
劉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技哲學、科技人才。
何曉松，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特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科技哲學、心理學等。
項目資助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強化現代化建設科技人才支撐的實現路徑與對策研究”（23AZD040）；中國科學院人才項目（USTC-BR-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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