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蘇州河畔的教育曙光，記住“陶外婆”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要解放女工，必先解放她們的孩子”

上海的母親河蘇州河日夜流淌，有一段穿過滬西小沙渡、長壽路等區域。由于水運方便，不少商人搶地利之便，沿河建廠。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這里廠房林立，是上海棉紡工業最密集的區域，沿岸有內外棉五廠、申新九廠、信和紗廠等數十家紡織廠，兩萬多名紡織女工在這里日夜勞作。

她們大多來自江浙農村，背井離鄉來滬討生活，每天上工十二小時以上，還要上夜班。最讓她們揪心的，是家中嗷嗷待哺的嬰兒、讀不起書只能留在家中。為了生活，她們只能硬起心腸，把孩子鎖在陰暗的閣樓里，捆在床上；或把孩子偷偷帶進轟鳴的車間，背著上班；或讓他們在棉絮與噪音中嬉鬧，以致險象環生。有孩子摔下床受傷，或擅自外出走失，有跌入河中溺亡……

女工們說：“不干活要餓死，去干活，擔心死！”這些話，深深刺痛了教育家陶行知。1931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郊區大場農村辦了山海工學團，為改造農村作探索。他提出“人民貧，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認為改造環境只有教育。關心農民的同時，他注意到眾多產業工人。他在蘇州河畔辦起女工讀書班，希望以教育改變女工的命運，但少有人報名。不收費，送上門的讀書班為何無人問津？

陶行知

1934年初，陶行知多次深入滬西工廠區走訪，他親眼看見女工背著孩子上工，看見幼小的生命在危險的機器旁哭鬧，看見無數家庭因為無人帶娃而陷入兩難。他還目睹因孩子吵鬧而被監工責打，在一旁的孩子媽媽只能默默垂淚；看見無人燒飯餓慌的孩子在垃圾箱翻找，看見一個年輕女工因走失孩子痛斷肝腸的眼淚……原來，女工不是不想讀書，而是無力兼顧。他寫下《幼稚園之新大陸》一文，明確提出：“工廠與農村，才是幼稚園最應該扎根的地方。”他說，“女工最苦的，不是工時太長、工資太低，而是做工時孩子無人照管。要解放女工，必先解放她們的孩子。”

“把自己預備好，等候著做它的接生婆吧”

他致信他的弟子孫銘勛、戴自俺。

兒童年已經過了十二天。它和兒童節一樣，是踏上了少爺年和小姐年之路。這也不足怪，在老爺、太太的手里，是不會造出別樣的東西。我們不可以袖手旁觀了。
近日所談的勞工幼兒工學團，應是兒童年中最大的貢獻。我們必須在這一年里，聚精會神的創造出一個真正工人的幼兒工學團。這事雖由我們發動，但主體是工人，管理權須在一年半載之內移轉于工人之手。我們在開辦時即須有此認識，從第一天起便須引導工人自己主持。藝友也要在女工的隊伍里物色。
這個幼兒工學團要包含尋常托兒所及幼稚園之優點，而肅清它們的流弊。說得更確切些，我們要跳出傳統的托兒所及幼稚園的圈套，而創造出一個富有意義的幼兒工學團。
我希望你們草擬一篇宣言、一套計劃、一個預算，在一星期或三天內完成，使我能和朋友們作具體之接洽。在我接洽的時候，你們可以在勞勃生路或曹家渡一帶女工區內，探訪合宜的地點，以靠近女工住所為最好。
在草擬計劃之前，可托人帶你們見鐘女士，托她介紹你們和幾位有孩子的女工談談。這計劃應當在女工的指導下產生。
我希望今年兒童節是第一個勞工幼兒工學團之生辰。我們把自己預備好，等候著做它的接生婆吧！
陶行知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

孫銘勛和戴自俺是陶行知的核心弟子。孫銘勛（1905—1961）貴州平壩人，陶行知創建的曉莊師范學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堅定踐行者，中國早期平民幼教開拓者，中國早期幼兒教育家，幼兒教育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中國兒童文學的開拓者。戴自俺（1909—1994） 貴州長順人，也是曉莊師范學生，是平民幼教與陶研工作重要推動者，曾參與創建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陶行知這封信，言辭懇切，字字千鈞，道出了陶行知創辦勞工幼稚園的初心，真正要為女工、為弱小的孩子撐起一片天。此信成為這所幼稚園最珍貴的歷史文獻。

孫銘勛

戴自俺

陶行知認為：“幼兒比如幼苗，培養得當，方能發榮滋長，若幼年受了損傷，不夭折，也難成材。”女工的孩子活得艱難，遑論教育？要“救救孩子”，為他們辦幼稚園。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勞工幼稚園，在蘇州河畔應運而生。

1934年4月1日，滬西勞勃生路（今長壽路）鴻壽坊235號，勞工幼稚園在一幢石庫門里正式掛牌。這所幼稚園不收學費，不設門檻，專門招收蘇州河沿岸紡織廠女工的孩子，從斷奶嬰兒到八歲兒童，全部可以入托、免費教育、免費照看。它的創辦，徹底解決了女工們最大的后顧之憂。

勞工幼稚園原址已不存在，只留下一個弄堂名字（長壽路上的鴻壽坊現貌）。

這所幼稚園的靈魂人物，是陶行知。而具體主持、日夜堅守的，是他最得力的兩位學生——孫銘勛與戴自俺。

勞工幼稚園開辦后，受到各方關注，許多有識之士、陶行知的朋友紛紛參與進來，以各種方式予以支持。陶行知堅持辦平民教育，但他沒有錢，只有一顆愛心。他四處奔波，不斷克服困難，堅持一年又一年。辦勞工幼稚園同樣如此，經費從何而來？他們的創舉讓人們看到了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認識到教人要從小教起；更看到了教育的希望。故有許多人慷慨解囊，成為勞工幼稚園的堅強后盾。

從經費到師資，皆辛苦“眾籌”

勞工幼稚園創辦之初，經費主要來自社會賢達、商界名流及公益組織的定向捐助。他們中有：

史量才，《申報》總經理，報業巨子，他曾為陶行知“科學下嫁”運動及勞工幼稚園前身的幼教項目提供大額啟動資金十萬元，還按月提供教育津貼，是陶行知在滬開展教育事業的最主要資助者。

程霖生，安徽歙縣旅滬徽商，上海“地皮大王”，1931年前曾大額資助山海工學團，后雖已破產，仍為陶行知提供住所庇護。

汪孟鄒，亞東圖書館創辦人，長期穩定撥款支持陶行知平民教育與幼教事業。

鄭鑒源，上海“茶業大王”，專項捐助勞工幼稚園校舍修繕、教具購置。

詹沛霖，上海“紙業大王”，捐助幼稚園日常運轉物資。

周宗良，滬上知名顏料大王，為勞工幼稚園提供大額專項捐助。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由勞工部主任鄧裕志牽頭，按月撥付固定經費，覆蓋園舍租金、教師基礎津貼、兒童伙食及基礎物資，是幼稚園最穩定的長期經費來源。

周邊工廠女工、市民也有少量捐助。

幼稚園有課程、有自編教材，但不是傳統“課本”，只教生活基本知識。有衛生健康課：洗手、洗臉、剪指甲、刷牙、不隨地大小便；分食、不搶食、不挑食；滅虱、防蚊、防傳染病。有國語課：日常用語、禮貌話、簡單兒歌、短故事；大字卡片、墻報、實物認字。有常識課：認識花草蟲鳥、日月風雨、四季變化；認識工廠、機器、工人勞動、父母工作。有游戲、唱歌、舞蹈課：丟手絹、捉迷藏、簡單集體游戲。有手工、勞作課：折紙、泥工、撿樹葉、簡單編織、掃地、澆花、喂小動物。每天都有2-3節正式小課，每節20-30分鐘。

“教材”不是統一課本，是自編簡單句子、兒歌、看圖短文。強調在做中學、“生活即教育”，實物、圖片、墻報、環境都是教材。

一節課怎么上，孫銘勛曾上示范課。老師：“小朋友看，手臟不臟？怎么辦？”教洗手：開水龍頭、濕手、擦肥皂、搓、沖、擦干凈。出示大字卡片：手、水、洗，教念、教認字。又念兒歌：“小手小手洗一洗，干干凈凈不生病。”幼兒練習（8分鐘）排隊輪流洗手，老師糾正，指認卡片：“哪個是‘洗’？”再念兒歌，檢查小手。幼稚園的課上得生動活潑，易學易記，受到幼兒歡迎。

幼稚園志愿者，山海工學團小先生沈增善（右）。

幼稚園反對“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為工人服務，提倡省錢、中國化、生活化，做中學、玩中學、生活中學。

勞工幼稚園的師資也是各方支持，除孫銘勛、戴自俺外，還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主任鄧裕志、勞工部干事鐘韶琴、幼教干事陳善祥、上海女青年會干事徐明清（中共黨員），他們負責師資協調、日常教學協助、課程設計及幼兒保教指導與師資培訓、還各自義務任教，并兼顧幼兒教學與秘密掩護革命同志工作。

山海工學團“小先生”沈增善、張健、侶朋也承擔幼兒日常教學與看護工作。

上海英美煙廠女工朱冰如、張德珍，均為中共黨員，是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小先生，也來當志愿教師。

志愿者教師，左起依次為徐明清、鄧裕志、鐘韶琴

陶行知的學生都關心、支持勞工幼稚園，以各種形式參與，張宗麟就是其中一位。他畢業于東南大學教育系，師從陶行知，是中國第一位有大學學歷的幼兒男教師，他常來幼稚園培訓教師。幼稚園因陋就簡，也沒有現成教材，他們自己設計了教案。這些課程既顧及孩童的實際情況，又引進了幼兒教育的先進理念，即使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我是他們的‘陶外婆’”

幼稚園受到蘇州河沿岸女工的熱烈歡迎，短短數月，入園兒童就達到近百人。教室狹小，他們把院子當課堂；玩具匱乏，他們用廢紙、木塊、泥土自制教具；師資不足，他們推行 “小先生制”，讓大孩子帶小孩子，互相照顧、共同成長。孫銘勛每天最早到最晚走，給孩子穿衣、喂飯、洗臉、講故事，他溫柔細心，像母親一樣守護著每一個幼小的生命，被大家稱作“孫媽媽”。戴自俺則四處奔走，幫助陶行知籌措經費，精打細算維持運轉，再苦再難也從不讓幼稚園斷炊、停課，他被孩子們稱作“戴爸爸”。

陶行知也常常來園里，看孩子們唱歌、游戲、識字，有時親自上課。看到幼兒喜歡吮手指，他請科學家高士其畫了圖，把細菌放大，形象地告訴孩子，手很臟，不能吃。直觀的科學普及讓幼兒改掉了壞習慣，連同他們的父母也懂得了經常洗手的好處。孩子們喜歡這位毫無架子，和藹可親的先生，把他稱作“外婆”。他笑著說：“我是他們的‘陶外婆’。”他親自教孩子講文明、懂禮貌，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工人子弟從小就在溫暖、尊重、平等的環境里長大。這在當時的上海，是絕無僅有的。

沒想到，這所生氣勃勃的幼稚園辦了一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難。最大的資助者，史量才于1934年11月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其提供的大額資金與月度津貼徹底中斷，勞工幼稚園失去最重要的資金支撐。

徽商群體也無力續捐。1931年程霖生破產；1935年上海爆發白銀風潮，房地產與工商業全面崩盤，徽商或資金鏈斷裂、或產業蕭條，自身難保，徹底失去捐助能力，只能停止對幼稚園的捐助。

1935年，受美國大蕭條余波影響，海外捐款大幅縮水，女青年會自身經費嚴重短缺，被迫縮減各種項目開支；又因勞工幼稚園教師多為中共黨員、進步左翼人士，被國民黨當局與租界工部局重點盯防，女青年會為保全自身，于1935年下半年正式停止對勞工幼稚園的所有經費撥付。

國民黨當局嚴厲打壓左翼教育事業，明令禁止商界、公益組織資助帶有紅色色彩的機構，各方捐助者不敢再提供任何形式的捐助。

1935年下半年，隨著所有外部資助徹底斷絕，陶行知心急如焚，四處奔波，“要飯辦學”，仍無力回天。

對蘇州河畔的紡織女工而言，這所幼稚園不僅僅是托兒所，更是她們的精神依靠。有了勞工幼稚園，她們上白班不用牽掛家中，上夜班不會提心吊膽，不僅進車間可以安心操作，還有時間進夜校讀書。她們中的許多人，正是因為孩子有人照管，才敢參加罷工、游行、讀書會，才敢站出來反抗壓迫、爭取權益。勞工幼稚園后來與陶行知辦的女工讀書班相輔相成，一個守護孩子，一個喚醒母親，共同點亮了蘇州河畔的希望之光。

這樣一所充滿善意與正義的幼稚園，卻只堅持了一年多，便在1935年秋天被迫關閉，成為一段悲壯而珍貴的歷史。它的關閉，并非無人支持，而是迫于時代的重壓。

存在一年半，卻成為長久照亮蘇州河畔的教育曙光

幼稚園參與者，有不少是中共黨員，收的幼兒不僅有女工的，還有革命烈士子女，如項英的女兒項蘇云等，因此被租界當局視為“赤色活動據點”。他們以“未注冊、非法辦學、宣傳赤化”等罪名，多次上門警告、騷擾，一次次把孫銘勛帶去問詢，加以威脅，最后強行勒令停辦，查封校舍。

骨干被迫撤離。為了保護孫銘勛、戴自俺等人的安全，陶行知緊急將孫銘勛調往廣西南寧繼續從事幼教事業，戴自俺也被迫轉入地下。慕陶行知名來幼稚園工作的志愿者，迫于形勢，也紛紛撤離，在上海的也不敢再來。核心教師與大力支持的志愿者一走，幼稚園再難支撐。

最后，是棉紡業蕭條，生源銳減。1935年上海紗廠大批倒閉，女工失業，許多家庭被迫離開上海，幼稚園生源大幅減少，最終不得不宣告結束。

這所照亮了蘇州河畔的勞工幼稚園，從1934年4月創辦，到1935年秋關閉，僅僅存在一年半左右。但它點燃的教育曙光，卻長亮近百年。

它是中國第一所真正為工人及勞苦大眾創辦的幼稚園，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最動人的實踐，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勞工維權、平民教育史上一座不可磨滅的豐碑。它證明了教育不是富人的專利，孩子不是女工的拖累，弱者也能被溫柔守護，再黑的夜也能開出希望之花。

今天的蘇州河早已水清岸綠，廠房變園區，老街成風景。愛滿天下的“陶外婆”已離去80年，“孫媽媽”“戴爸爸”也已成了背景，勞工幼稚園原址早已淹沒在歲月風塵中。但人們依然記得，在近百年前，有一群紡織女工在河畔日夜辛勞，有幾位教育家為了她們的孩子點燃燭火，有一所小小的幼稚園，曾用最樸素的愛，溫暖過一座城市最苦難的角落。

蘇州河記得，那所誕生在苦難里、堅守在風雨中、熄滅在壓迫下，永遠活在人們心里的勞工幼稚園。

如今，蘇州河畔豎起了一塊銘牌，記載了這個小小的壯舉：“上海第一所勞工幼稚園遺址長壽路235號（勞勃生路鴻壽坊明德里）。1934年夏，陶行知在滬西教育工作者聯盟和中共國難教育社滬西支部支持下，在鴻壽坊明德里開辦上海第一所勞工幼稚園，專門招收滬西地區勞工的幼兒子女。”這塊熠熠生輝的銅牌，成為勞工幼稚園永遠的紀念。

原標題：《記住蘇州河畔的教育曙光，記住“陶外婆”》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伍斌 圖片來源：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葉良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