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與古籍作伴 為文化續脈

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人生是有限的，平庸的成果就浪費了人生。所以我追求的目標就是盡可能質量高，盡可能有創造性。”從事古籍整理編纂幾十年，杜澤遜始終保持著對自己的高要求。

杜澤遜有著多重身份，比如大學教師、《文史哲》雜志編輯部主任，而他最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古典文獻學領域的知名學者。投身于古籍的浩瀚海洋，他一忙就是一天，每天晚上十點多下班已是常態。61歲的他說：“干一行，愛一行，就是要敬業。我入了古籍整理這一行，就得干好它。”

偶然中的必然

1981年，杜澤遜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當時的山東大學人才濟濟，文史見長的辦學特色凸顯，中文系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黃孝紓為代表，稱為“五岳”；歷史系以楊向奎、童書業、黃云眉、鄭鶴聲、張維華、王仲犖、趙儷生、陳同燮為代表，合稱“八馬同槽”。杜澤遜正遇見了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的山東大學。“那時不僅能在圖書館看到這些先生的著作，有時會從年輕老師的議論中聽到，甚至還能看到他們本人，聽他們的學術講座。”

上大學前，杜澤遜就對文學、古籍感興趣。“我父親是中小學語文老師，我經常看到他讀書。”自小耳濡目染，進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后，杜澤遜如饑似渴地閱讀古典文獻。蕭滌非的《杜甫研究》，陸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龍譯注》，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史》，黃云眉、童書業、高亨等先生的著作，杜澤遜都讀過。“大學的時候不是全看，而是翻看，看序言，有的正文不一定能懂。”

大學期間每周日，杜澤遜會去逛書店。他最喜歡的書店在緯三路中山公園對面，叫古舊書店。書店的二樓是當時少見的開放性書架，可以隨意挑書閱讀，杜澤遜常常一看就是一天，店里的書幾乎被他翻遍。

除了看，遇到經典著作也買。“那時在山東大學一個月的生活費是17塊5毛，我花了22塊8毛買了一套《十三經注疏》，比我一個月的生活費還要多，買這一套書相當困難。”杜澤遜說。

杜澤遜走上研究古典文獻的道路，其實有一定偶然性。經過大學四年的積累，他一開始定下的目標是報考當時山東大學文學院古漢語名家殷煥先先生的研究生。“當年先生在全國招兩個研究生，我一個同學跟殷先生平時學得多，我覺得競爭不過，這樣還剩下一個名額，難度更大了。”于是，杜澤遜決定報考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古籍所1985年招了一個研究生班，一班10個人，而且古籍整理也需要懂古代漢語，懂文字、音韻、訓詁，和我喜歡古典文獻是一致的，所以就報考了，并且考上了。”

在古籍所學習時，杜澤遜常跟著老師讀原典。“讀原典不是講概論，是領著你念，比如《詩經》《史記》。一方面多讀了一些古書，另一方面加強了基礎訓練。”此外，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也成為他學習的重要內容。

畢業那年，杜澤遜得到了留校的機會，成為古文獻學家王紹曾先生的助手。王紹曾的專長正是古典文獻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1987年6月畢業后，杜澤遜在當年9月接到了第一項工作任務——帶著《安徽文獻書目》中的著作目錄，去合肥找書，給這些著作分類。

這項工作其實是王紹曾當時主持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項目中的一項。北洋政府時期編纂的《清史稿》中，在《清史稿藝文志》部分分經史子集四類，給清朝人的著述列出了清單，但存在嚴重脫漏，為補齊清人著述目錄，王紹曾主持開展了《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項目。

到了合肥，杜澤遜每日都在看書。“我一次提幾本書，看的時候要鑒定書寫年代、作者的年代、書的基本內容，還要快看，100多部書大概看了小半個月，這也是一個挑戰。”

對杜澤遜的表現，王紹曾在《文獻學概要》序中寫道：“澤遜在合肥留十余日，按圖索驥，于安徽省圖書館、博物館遍閱各書，詳作札記，所有積疑，一旦渙然冰釋。從此佐余纂《拾遺》，任副主編，夜以繼日，無間寒暑者七載。”

致力名山事業不怕過程曲折

投身于古典文獻學幾十年，杜澤遜曾先后主持或參與多項國家、省級重大古籍整理編纂項目。這些項目，幾乎每一項都曠日持久，短則幾年，長則十幾年，甚至幾十年。

杜澤遜告訴記者，他手頭上現在有幾個大項目齊頭并進。到2024年，他主持的《清人著述總目》項目已經持續了二十年；《十三經注疏》匯校點校工程十二年；《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項目五年；《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項目三年；《山東文庫·典籍篇》項目兩年。

經過數十年如一日的努力，這些重大項目成果初現。

《清人著述總目》于2023年出了清樣，由中華書局排版，16開精裝40冊，共25000頁，其間參與的人員共計三四百人。“當年這些人都是二十來歲的年紀，現在都四十多歲了，散布在全國各地。我找到八十個當年參與項目的人，兩人看一冊，來完成校讀清樣的工作。”杜澤遜說。

“如果要給古書排隊的話，《十三經注疏》應排第一，《二十四史》排第二。”杜澤遜說，“一套《十三經注疏》的木雕版，一萬多個版面，有二三十個版本需要校對，每個版本要校對三遍。這樣按頁數算，《周易注疏》在整個《十三經注疏》中占3%，這3%的內容就要15個人校對一年。”要完成所有校對工作，只能靠團隊。目前《周易》《尚書》《毛詩》已經完成校對工作，需要杜澤遜一字一句最后審定。

《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項目是杜澤遜手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他說，《永樂大典》具有資料性、工具性，其中引用的文本對研究者來說具有三個功能：找到已經失傳的古籍；找到傳世書的早期版本；找到分類的資料。“我們必須要采取拆書的辦法，就像把原料按規劃壘成房子，我們現在就是拆房，在拆的過程中就知道當年怎么黏合起來的，拆完后把磚、瓦、木頭分類各自放，讓它回歸本來的元素。”按照計劃，拆分完后，將形成《永樂大典》版本的《詩經》《史記》《周易》，等等。但由于《永樂大典》已大量消失，拆分出來的書籍并不全，比如《史記》130卷，只拆出了一兩百條。杜澤遜說，目前第二步的拆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接下來就是找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進一步研究整理。

為了能隨時掌握各個項目的進度，杜澤遜手機里的群聊一個又一個，每個項目都有一個幾百人的微信群。“我的微信消息經常是一日百條，有些能簡單回復‘行’‘是’，有的可能截了圖，問這一段是什么意思？該怎么處置？我就要花點兒時間。”

在幾十年職業生涯中，杜澤遜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沉悶期。他參加的很多重大項目在考核中都是零分。按照規定，只有有了確切的出版成果，才能在考核中得分，而杜澤遜參加的重大項目短則幾年，長則幾十年后才能出成果。這也意味著作為學校老師，杜澤遜在評職稱、獎金待遇上要吃虧。“明知道要吃虧，我還是耐住性子了，相當一段時間我是這么考慮的，底線是不至于被開除，不開除我，不提職稱、收入低點兒都沒事。只要不開除，我就要堅持。”

青年學者 在古典文獻學上大有可為

自己坐過冷板凳，杜澤遜不希望青年學者繼續吃虧。“現在的青年人在同一年齡段比我們這代人水平高，那為什么我們總是怕他們靠不住、坐不住？其實主要是因為考核。”杜澤遜說，現在各高校青年老師需要簽預聘合同，幾年一考核，有的學校還明確非升即走。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要出很優秀的成果，每個學科情況不一樣，有的學科可以比較快地進入前沿，而有的學科周期偏長，其中就包括古典學科。

“古典學科周期偏長，因為需要熟悉很多文言文的原始文獻和材料，理解起來難度大、消化過程長，進入創新階段就需要較長的時間，如果考核期限短，青年人就沒辦法坐下來、沉下心去學習，而是會追求短平快。就人才成長來說，違背了古典學科的研究規律。”杜澤遜說。

“古籍整理的人才就像打仗一樣，要靠參加重大文化工程來成長，道路不通暢，誰還想參加呢？”杜澤遜告訴記者，他希望現在的青年人能熬過沉悶期。而從青年個人來說，心甘情愿坐冷板凳的還是少數。

雖然面臨的壓力更大了，杜澤遜仍覺得當代青年學者在古典文獻學上大有可為。首先是因為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研究古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方便。“隨著古籍的數字化、國際化，上網就能看到全國各地收藏的善本書圖像。把這些豐富的古籍資源掛在網上，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國家圖書館一次上線上萬部古籍，那得有多少頁？是多么大的一個成果？過去我跑到合肥去圖書館一本本找書看，現在一個大硬盤就能頂一個小圖書館。”杜澤遜認為，現在青年人成才的硬件條件提升了無數倍，能在有限的人生中收集到足夠的資料，一天能干前人一年甚至五年的工作，就等于延長了人生。由此來看，青年人超越前人的機會大大增加了。

面對成倍放大的可能性，以及與之伴隨的巨大壓力，杜澤遜覺得青年學者還是要樹立遠大理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來應對奮斗過程中的艱難和曲折。“青年人要有遠大的理想，對眼前的曲折要以平常心態對待，要意識到眼前的困難是必然的。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把曲折看成是非常態的，這是不正常的，這樣就會容易太在乎眼前，覺得這個我一定要拿到手，就會容易焦慮，但是這個眼前往往并不能決定最后的勝負。”

杜澤遜認為，加強理想教育對青年人來說很重要。理想教育并不是簡單地描繪理想的美好，而是要認識到實現理想，是需要艱苦奮斗的。“其實這些在《二十四史》中都有，這就是以史為鑒。但現在很多理想教育還是空講居多。當一個人遇到困難不會退縮，不會停止進步的時候，這個教育的目的就實現了。”

以開放的理念辦好《文史哲》

今年，杜澤遜有了一個新身份——《文史哲》雜志編輯部主任。

自1951年創刊以來，《文史哲》始終恪守“學者辦刊，造就學者”的原則。《文史哲》首任主編正是當時山東大學“八馬同槽”中的楊向奎。而在杜澤遜之前的主編王學典，長期致力于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

杜澤遜覺得，《文史哲》與科研項目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干項目，組織一個隊伍，這個隊伍本身是穩定的，也就相對封閉。而《文史哲》始終是開放的，定期公開，你發表了誰的文章？這些文章是哪個單位的？文章討論了什么問題？這些都一目了然。”

《文史哲》的編輯工作與古籍整理研究有著共通之處。杜澤遜告訴記者，《文史哲》從內容上偏向古文、古史、古哲，其中會引用大量古籍和文獻資料。引用古籍的版本好壞會影響文章的準確度和學術品位。“我以前也做過《文史哲》的外審專家，對文獻引用這方面是很留心的。”此外，因為《文史哲》包含的文章常涉及不同領域，需要在專家庫中尋找合適的專家審稿，而杜澤遜在古籍整理過程中也需要與不同領域的專家打交道，在找專家這方面他有自己的心得。“《文史哲》是開放的平臺，稿源開放，審稿專家開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集思廣益地把它辦好。”

《文史哲》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高校文科學報，也是目前刊齡最長的綜合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被稱為“學報之王”。這也讓杜澤遜感覺自己肩膀上的擔子更重了。“要把《文史哲》的高質量、高水平維持下去，就需要讓人家把最前沿的成果拿過來，要持續不斷地做這項工作，我的打算就是繼續保持《文史哲》的特色，蕭規曹隨，率由舊章。”

《文史哲》獲得學界贊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的傳統。創刊之初，《文史哲》就有每期盡可能推出一個新作者的要求，也因此使一大批著名學者在《文史哲》刊發了他們的處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澤厚、龐樸、李希凡，等等。對此，杜澤遜認為，扶植新人是《文史哲》的優良傳統，在做法上就是不把年齡、地位，而是把稿件質量作為用稿與否的首要標準。“韓愈說‘聞道有先后’，他年齡比我小，但水平高，按韓愈的說法，就要‘從而師之’。《文史哲》用稿也是如此，只要成果是優秀的，不管年齡資歷，該怎么錄用就怎么錄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

事實上，《文史哲》的作者群已在迅速年輕化。杜澤遜認為，這展現出了《文史哲》與時俱進的一面。“我覺得中生代的青年專家很適合寫這些具有創造性的文章，我們作者隊伍的年輕化也符合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并不是刻意做出來的。”

來源：海報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