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15年1月，兩名基地組織成員槍殺了法國諷刺雜志《查理周刊》的漫畫家，原因是該刊發(fā)表了涉及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在隨后的幾周里，我的Facebook好友圈分裂成了兩個對立陣營。我那些在法國長大、在巴黎附近上學的童年好友紛紛表達了對這些相處數十年的藝術家離世的悲痛、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憤怒，以及對言論自由空間日益萎縮的恐懼。
與此同時，我的許多英美學術界同事則是第一次接觸《查理周刊》和那些花哨得令人不適的漫畫，他們擔心法國穆斯林群體因此被污名化，并對“當初究竟該不該發(fā)表那些漫畫”提出質疑；其中一位還轉發(fā)了一條博客鏈接，該博客將遇害的漫畫家稱為“種族主義混蛋”。我很慶幸這兩撥朋友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交集——否則，每一方都會把對方表達的部分觀點（以及持有這些觀點的人本身）視作極端惡劣、在道德上不可容忍的存在。
就在一周前，這兩群人還在轉發(fā)同一類流行梗，為同一類事件感到好笑或憤怒。然而此刻，他們卻變成了兩組價值觀幾乎無法相容的群體。我花了很長時間在各位朋友的主頁下撰寫充滿焦慮的評論，試圖闡明我自己對整件事的立場——然后又把它們刪掉了。那些文字看起來沒有任何幫助。于是我改成了打電話，效果確實好了一些。這件事過后不久，我就注銷了Facebook。碰巧我也是一個人類學家，于是便開始著手一項研究項目，意圖弄清楚這其中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從表面上看，言論自由辯論爭論的是抽象原則和規(guī)則：應該允許什么？越界的那條線劃在哪里？我們需要更少還是更多的監(jiān)管？這些分歧當然真實存在，但它們并不能解釋為什么我們會在言論自由這件事上變得如此暴怒、如此沮喪、如此分裂。事實上，近些年來的“言論自由戰(zhàn)爭”并不僅僅關乎規(guī)則——它們還關乎“做一個好人究竟意味著什么”這個命題。你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fā)現，這些辯論中充斥著對各類“人物畫像”的諷刺性描摹：玻璃心、網絡噴子、取消文化斗士、邊緣領主、偏執(zhí)狂、哭訴霸凌者、非自愿獨身者……真正驅動這些辯論的，是一套對品格的隱含評判：什么樣的人會想去管制別人的言論？什么樣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言辭給別人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哲學家將這一領域稱為“美德倫理學”。關于言論自由的爭論，實質上是在爭論一連串美德——比如真誠、勇氣、韌性、慷慨和關懷——以及信奉這些美德之人的品性。我那些Facebook帖子所隱含追問的正是這樣的問題：當漫畫家遇害的時候，即便你本人并不喜歡他們畫的那些東西，你也是那種會站在他們一邊的人嗎？你是那種敢于頂著人群的壓力，大聲指出社會不公的人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言論自由辯論才總是讓人感覺如此私人化、如此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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