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在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我們還有十年，這十年做什么？
我想用最少的語言，陳述這個具有象征性的話題，是議論，也是感慨。
這其實是一個無法下定義的概念，這不是自然科學的命題，無法量化，最終的話語權要交給世界人民，我們自己說了不算。
當然，廣義的文化強國是可以判斷的。
但文化強國不同于經濟強國，在某種意義和有限周期內，經濟強國可以計劃，而文化強國無法計劃。打開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就知道了，古希臘文化，文藝復興、中國的百家爭鳴，都是在一個政治多元化背景下發生的。
我們不能說這就是鐵定的規律，但不失為一種啟示，文化的繁榮來自相對自由的土壤。
自由的土壤要有三種培育：
第一，它是民族性的
民族性即世界性，這句話很適用于中國，中國的民族文化的傳承有兩個巨大的溝壑：
一是自五四運動后的中西文化的互補，二是歷史上的一次絕然的斷裂， 全球以及中國古代所有的文學作品，都遭遇到了根源于德國意識形態的封禁，文化只剩下了樣板戲與馬列全集，改革開放后打開了文化的禁區，但這個歷史斷裂將是一次漫長的修復，它將是一個世紀的年輪。
二是對以馬克思為符號的德國文化的拜膜，這當然是政治的需要，不是文化的內在基因。
要談文化強國，首先要讓馬克思從信仰之神回到人間。
第二，它是歷史的記憶
大國文化的自信，不存在“家丑不可外揚”的邏輯，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民族的記憶，你把它切除了，沒有思想的碰撞，沒有痛徹心扉反思，就不會有文化的百花園。
第三，它是自由的
文化不應該是定制，因為它大于政治，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王朝，而文化的傳承依然綿延。
文化在民間，它不靠政策推動。
沒有人能下定義，傳播學可以很好地解釋強與弱。，
大國文化的自信，不需要完美敘事。
文化沒有KPI，歌德寫《浮士德》用了60年，曹雪芹‘批閱十載，增刪五次。文化是江河，它的語言是奔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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