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亮麗景色：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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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貳》

人類從最初的采集野果到從事農業生產，從農業生產再擴大到跨越海洋從事自覺的文明交流與構建，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創造性突破。海上交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走上一個新的高度,也使人類對海洋的憧憬更為美好絢麗。美麗而富饒的海洋給人類以豐足的衣食之源和交通的便利，在歷史不停的洪流中，為東西方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機會。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科技與文化的傳播，經濟與物種的流通，先進制度與思想的引進，以及使者往還、僧俗游歷等。“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今天，我們可以根據當時留下的若干史籍材料，回溯橫亙東方歷史若干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壯觀景象，從中汲取有益經驗。

東方歷史上的亮麗景色

在人類掌握了造船與航海技術的條件下，浩瀚的海洋已經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阻隔，而是變成無遠弗屆的天然通途，給人類帶來了極大便利。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悠久。相對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以及對促進東西方經濟、文化與物種交流的意義更大。我們的先人利用自然和社會提供的有限技術條件，憑借自己的智慧與勇氣，揚帆駕舟，往返于煙波浩渺、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上，從事互通有無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秦漢時期，中國已經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南洋地區建立了海上聯系，初步形成東亞海域交流圈。通過海洋，中國走出東亞，看到外面世界之廣闊，人種之殊異，在中華帝國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國家，開闊了當時中國人的眼界。

秦漢時期，從海上向西交往也有拓展。據《漢書·地理志》記載，中國船舶從廣東徐聞、合浦出發，可抵達東南亞的今馬來西亞、緬甸、南亞的今印度等國，交易的商品有奇石異物、黃金雜繒，“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是當時中外交流的真實寫照。史籍中記載的“雜繒”，就是各種絲織品的總稱，這條航線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如果說歐洲的希臘人、羅馬人在地中海及其周圍地區從事海上貿易活動的話，那么東方的中國人、東南亞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也同樣通過海洋進行著文明的交流。

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海上交通較與日本的為早。中國商船可從北路由登州，南路由揚州、明州、溫州和福建抵達朝鮮半島，往來的商船大者長達一二十丈，可載二三百人。朝鮮從中國輸入官制、學制、禮制、儒學、科舉、田制與稅制、法律、文學、史學、藝術、科技、建筑、書法等，甚至接受了儒家的“天命觀念”和災異祥瑞思想。來自朝鮮的留學生、留學僧、商人與使者絡繹于途。既有中國商人直接乘船到達朝鮮，也有朝鮮商人乘船跨過鴨綠江經由山海關進入中國關內，最遠到達唐都長安，成為東亞海域交流航線上的一道亮麗景觀。

中國史籍對海上的交流活動有許多珍貴的記載，如果把這些材料連綴起來，可以看到當時中外交流的清晰圖景。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的情況；范曄在《后漢書·東夷傳》中也記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倭奴國奉貢朝賀，……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愿請見”的情況。中國史籍記載的“來獻見”“奉貢朝賀”以及“獻生口”等不僅具有政治意義，同時也具有國家間交往的經濟意義，更為重要的是中日兩國突破自然的、技術的與社會的諸多限制，通過海上航線進行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在交往中滿足各自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需求，在文明的交往中共同進步。

去日本貿易經商的寧波船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外交流的交通大動脈，起著聯結中國與世界的作用。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東西方社會的變遷，與海上交流擴大與加深有直接的關系。在交流過程中，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知識得到傳播，生產力得到發展，能在較短時間內實現資源分享，推動人類整體進步。在這條絲路上，各國既是先進文明的傳播者，也是先進文明的受惠者。英國學者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一書中寫道：“古典時代的絲綢貿易，無論是從埃及經海路或是經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爾高原的陸路，都給歐洲帶來了關于中國的新知識。”的確，東西方通過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的相互了解與認識，滿足了各自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沒有交流是不可想象的。

從海上絲綢之路到海外貿易

進入唐宋以后，史籍對海上絲綢之路航線上中外交流的記載多起來了。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的造船技術有了明顯進步，同時中國古代一些有遠見的統治者，對于貿易的重要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國家力量參與到對外交往的行為中。統一的唐帝國的建立，使東亞出現了由中國主導的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人類大航海時代的先聲出現了。唐人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把自廣州經南海至波斯灣巴士拉的航線稱為東線，途經的國家有今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國；把自波斯灣向西經阿拉伯半島沿岸、亞丁灣至紅海口南下東非沿岸的航線稱為西線。阿拉伯人、波斯人是通過海路來到東南亞、中國沿海各地從事商業活動的，在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的功績。

泉州出土的泰米爾文刻石

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使東亞與南亞、西亞以至歐洲的交往空前擴大，極大地推動了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唐大和尚東征傳》詳細記載了唐朝天寶年間廣州國外商船云集的情況：“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船，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大石國（即7世紀興起于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帝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來往居住，種類極多。”這是當時廣州對外交流情況的真實反映。那時期絲綢之路已經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與非洲聯結起來了。中外史籍記載的海上航線正是中外商船、東西方使者、僧侶往來之所，更是東西方文明的薈萃之地。

南朝梁《職貢圖》中的波斯使節

唐代的船舶不僅載重量大，性能好，而且能進行遠洋航行，中國對外貿易的觸角已經伸向印度洋、波斯灣，最遠到達兩河流域的巴格達。根據成書于9世紀的阿拉伯作家所著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可知，波斯灣的商人最初是乘坐中國商船完成他們到中國南海的航行的，中國商船已經到達了波斯沿岸各國。由于中外交往密切頻繁，中國東南沿海、東南亞和印度東西海岸出現了許多新的商業城市與貿易中心，許多城市因從事貿易而繁榮起來。

敦煌壁畫中的航海圖繪

宋代的《諸蕃志》《嶺外代答》《萍洲可談》向我們昭示，中國對外貿易的商船已經可以到達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南亞以及阿拉伯、非洲東部等五十余個國家與地區了。宋元以來，江南經濟發達地區與國外市場發生密切聯系，重要商品如絲綢、瓷器、茶葉、紙張、金屬制品、漆器、書籍等行銷至東南亞、印度以至歐洲的廣大地區，促進了東方市場的擴大與發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對海外貿易的重視，他們看到了貿易對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作用。1137年，宋高宗一份諭旨中的一段話，頗具代表性，他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又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到唐宋以后，中國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已經發生一些變化，與以前相比，宋代的思想無疑進步得多。

明代正德年間的青花靈芝紋罐，上面繪有阿拉伯文

在絲綢之路上，有大量的中國、日本、東南亞的商品被輸入印度、西亞以至歐洲，同時也有大量的域外商品進入中國市場，極大地豐富了各國物質文化生活。

以上為朱元璋列出的“不征之國”

在這條航路上，從事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不僅有中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也參與其中。有一份材料表明，僅馬六甲一城來自印度古杰拉特的商人就有一千之數，其他經常來往的古杰拉特的水手也有四五千人之多。據葡萄牙派往中國的第一位使者多默·皮列士的《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所載，在東南亞爪哇做生意的商人有開羅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錫蘭人、孟加拉人、中國人、琉球人、呂宋人等，他們操各種語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顯示了東方城市的發展水平與開放的程度。

中國是東方農業文明大國，除了粟（小米）、黍、小麥、高粱、大豆、水稻是中國本土培育外，其他作物如玉米、煙草、甘薯、棉花、核桃、石榴、葡萄、苜蓿等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城市增加都與東西方相互聯系的加深加快有關。德國著名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說：“這種增長首先得益于引進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兩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進美洲的玉米和紅薯，從而使可耕地面積與糧食收成都有增長。”這種評價并非夸大其辭。中國人生活中的奢侈品如香料、象牙、寶石、珍珠等大部分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地融入了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以此觀之，無論古今中外，沒有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都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

在南洋巴城賣水果的華人小販

人類社會是在極為復雜的網絡中向前運行的，發展的動力來自技術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許多方面，而對外開放與交流也是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之一。這已經成為人們的一個共識。在歷史上，因從事對外經貿活動而繁榮的城市很多，在東方和西方都有許多典型的例子。這些城市處在絲綢之路的航線上或附近地區，直接與國際市場發生聯系，汲取、吸收以至從容地享受人類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積累起來的文明成果，磨垢拋光，為己所用，大大縮短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發展差距。歷史發展已經清楚地表明，沒有交流就沒有發展；沒有大眾生活的總體改善，就沒有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創造新的東方歷史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極大便利，使各國分享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制度文明的成果，在利己、利人與互利中實現了公平與正義，促進了不同國家間的互利與共贏，把中國與世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說到底，今天絲綢之路的發展，目標是在相互合作中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當今各種發展模式當中，“一帶一路”戰略具有合理性、公平性，是一種嶄新的發展模式與愿景，深入到中國歷史與對外關系的國家行為當中，成為惠及各國的宏偉事業。

清代萬邦來朝圖中的荷蘭、朝鮮使臣

長期以來，中國已經形成對海洋屬性的基本認識，積累了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今天又面臨進一步挖掘絲綢之路基本理念與精神的艱巨任務。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使產、學、研、官、商各界對絲綢之路建設的參與熱情再度高漲起來，并形成國家主導、各行各業積極參與的國家戰略。結合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與未來發展趨勢，21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一、絲綢之路是一個巨大的開放網絡，所具有的輻射功能把沿線各國緊密地聯系起來，向西可達印度洋、非洲和歐洲，向南可達南太平洋；二、絲綢之路最初以輸出絲綢為開端，在發展中逐漸突破了經濟的范疇，向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移民、交通、環保、安全等領域拓展延伸，成為名副其實的交通大動脈；三、絲綢之路具有濃厚的東方文化色彩，突出了東方和平文化的特征；四、絲綢之路的本質是開放、交流和發展，互聯互通，在互利合作中實現資源共享，促進共同進步與繁榮。在今天看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在空間上橫跨東西和南北，在時間上穿越了古今，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資源、交通、科技、安全與移民等許多問題。

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進行認真的總結與評估，對絲路的發展歷程進行基本的梳理，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工作，不僅有助于今天認識和開發海洋，挖掘絲綢之路的基本理念與精神，促進廣泛的海上國際合作，進一步弘揚中國人的海洋文化與海洋精神。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