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軍司令坦白，就要雙標：澳軍來中國附近，和解放軍來澳洲不一樣

澳大利亞國防部門近期的公開言論，再度將西方標榜的“航行自由”所隱含的不一致立場清晰呈現于公眾視野。

約翰斯頓在發言起始便重提所謂中國軍事擴張論調，與此同時，他亦坦承：近年來澳軍持續執行大量遠離本土的海外軍事任務，涵蓋南海、東海等中國鄰近水域的常態化巡航、多邊聯合演訓及電子偵察作業。

然而，在面對雙方高度相似的實際行動時，他仍刻意構建出兩套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框架：

澳方行為被定義為“捍衛全球海洋秩序”，中方舉動卻被定性為“強化戰略投射能力”。

一場演習，為什么引發澳大利亞強烈反應

2026年7月，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按計劃進入南太平洋公海區域開展年度例行遠海訓練，并嚴格依照《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及聯合國相關指引，提前向國際海事組織提交航行通告與實彈射擊預警信息。

該訓練海域完全位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界定的公海范疇內，依據國際法基本準則，所有主權國家軍艦在不干擾他國合法航行權益前提下，均享有在公海實施軍事演訓的固有權利。

但這一符合常規、程序完備的遠洋訓練安排，卻在澳大利亞政界與媒體圈激起顯著輿論波動。

澳國防軍最高指揮官約翰斯頓對外強調，中國海軍艦艇出現在其傳統戰略輻射圈內，與澳軍過往在中國周邊海域的部署“性質根本不同”。

他進一步闡釋：澳艦赴亞洲水域系為“支撐以規則為基礎的印太秩序”，而中國艦艇現身南太平洋，則被視作“拓展前沿存在態勢”。

此類表述迅速招致多方質疑與反思。

（澳大利亞海軍）

若剝離政治修辭回歸事實本體，兩國海軍行動具備高度可比性：均屬軍艦在公海范圍內的合法機動；均屬跨戰區遠程部署；均依托《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8條賦予的航行與飛越自由權實施。

差異實質并非源于行為本身，而更多源自行為實施主體的身份屬性與地緣角色定位。

長期以來，澳軍艦機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印太安全架構，多次參與針對南海、東海等敏感海域的前沿存在行動。

澳方一貫將此類行動冠以“保障航道暢通”“促進區域韌性”等規范性表述。

但當中國海軍系統性提升遠海行動頻次與覆蓋半徑，在國際水域展開常態化戰備訓練時，澳方卻迅速啟動風險升級機制，并附加多重地緣政治解讀。

這種認知落差揭示的深層現實是：真正觸動某些國家神經的，并非某次具體軍事活動，而是全球海上力量分布正經歷結構性再平衡。

過去數十年間，西方海軍力量長期占據全球主要航道與戰略節點，其遠洋部署被默認為“秩序維護者”的自然延伸。如今隨著新興海上力量持續增強遠洋行動能力，國際海洋空間正加速形成多中心參與的新格局。

中國海軍此次南太平洋演訓，本質上契合現代大國海軍成長路徑的基本規律。作為一個擁有1.8萬公里大陸海岸線、年貨物吞吐量超40億噸、90%以上外貿依賴海運的國家，系統化開展遠海訓練、完善后勤補給體系、積累復雜海況作戰經驗，屬于完全正當且必要的能力建設進程。

更值得深思的是，當越來越多國家具備全球海洋行動資質時，既有的單極話語體系與規則解釋權是否仍具普遍合法性與可持續性。

同一片海洋，為何在不同國家眼里變了顏色

若剔除意識形態濾鏡與戰略敘事包裝，僅聚焦行動要素本身，中澳兩國海軍的遠洋實踐存在顯著共性。

當代海軍的戰略功能早已超越傳統近岸防御范疇。

伴隨全球供應鏈網絡深化、能源運輸通道關鍵性上升、非傳統海上安全威脅加劇，各國普遍通過遠海演訓提升體系化作戰能力與危機響應水平。

美國依托全球基地鏈實現力量投送，澳大利亞借同盟機制融入區域安全架構，中國則通過持續擴大訓練海域、拓展護航任務、深化聯合演訓等方式穩步構建遠海行動能力。

上述趨勢共同構成21世紀海洋地緣格局演進的關鍵圖景。

癥結在于，同類行為在國際輿論場中常遭遇差異化解碼。

美英澳等國軍艦進入他國主張管轄海域時，慣常使用“ uphold international law”“ensure maritime security”等規范性話語進行正當化建構。

而中國艦艇在距離澳大利亞專屬經濟區外緣數百海里的國際水域開展訓練時，部分西方媒體卻傾向采用“strategic coercion”“gray-zone expansion”等帶有明顯價值預判的術語予以定性。

這種評價張力，根植于延續數十年的海洋權力認知慣性——即默認特定國家天然擁有更大行動自由度與規則解釋特權。

冷戰結束以來，太平洋至印度洋廣闊海域始終由美國及其盟友維持高強度軍事存在。

憑借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群、制度化的雙邊同盟與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其海上活動長期被塑造為“國際公共產品”的組成部分。

當其他行為體逐步獲得同等技術條件與制度能力后，原有權力結構的穩定性開始面臨實質性檢驗。

中國海軍近年持續推進綜合補給艦列裝、海外保障點建設、跨洋聯合演訓機制化，標志著其正從區域型海軍加速向全球行動型力量轉型。這一進程本質是國際海洋力量多極化發展的自然體現。

對澳大利亞而言，亟需回應的核心命題并非某次演訓本身，而是如何調適自身在變動中的區域戰略心理坐標。

一個曾長期將南太平洋視為準勢力范圍的國家，正面臨新興力量打破既有空間壟斷的現實挑戰。

公海不屬于任何單一國家的專屬領地。

只要嚴格遵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的權利義務框架，各國在公海范圍內開展軍事訓練、情報收集、反海盜護航等活動，均屬合法正當范疇。

對他人行動的價值判斷，本質上反映的是本國戰略成熟度與規則認同深度，而非簡單套用二元對立標簽即可完成認知閉環。

若一國主張自身享有無限制遠海行動權，卻對其他國家行使同等權利設置隱性門檻或道德質疑，那么矛盾根源顯然不在海洋法本身，而在于規則適用是否存在真實意義上的普遍性與互惠性。

海上的變化，考驗的是舊規則能不能適應新現實

澳方對中國海軍南太平洋演訓的高度敏感，折射出更具全局意義的制度性課題：面向未來的國際海洋治理體系應如何演進。

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核心、輔以國際海事組織（IMO）等專業機構的全球海洋治理框架，其根本宗旨在于確立統一、透明、可預期的海洋活動規范。

從法理邏輯出發，無論國家體量大小、發展階段差異，都應在同一法律基準下界定權利邊界與責任義務。

但在實際運行中，規則適用常受制于實力對比、聯盟歸屬與利益訴求等現實變量影響。

傳統海洋強國憑借歷史積累的話語優勢與制度嵌入深度，往往主導著“何為正當”“何為威脅”的定義權，進而影響國際輿論導向與政策選擇空間。

隨著全球力量重心東移與新興國家海洋能力躍升，單邊規則制定模式正遭遇日益廣泛的合法性審視。

中國海軍走向更廣闊海域，不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顛覆性挑戰，而是全球海洋治理主體多元化進程的必然結果。

真正可持續的海洋秩序，不應依賴少數國家的特殊權限維系，而應建立在全體締約國平等遵守、共同維護、協商改進的法治基礎之上。

對澳大利亞這類中等強國而言，關鍵在于能否以建設性姿態參與規則調適過程。

若將所有非同盟體系內的正常海上活動均納入安全威脅清單，不僅可能誘發誤判風險，更易導致地區安全困境螺旋式加劇。

同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海軍能力提升也意味著相應國際責任的同步增長。

隨著遠洋行動頻率增加、地理覆蓋擴大、任務類型豐富，如何通過標準化通報機制、常態化對話渠道、專業化危機管控流程降低溝通成本，避免戰術層面意外升級為戰略層面摩擦，已成為中國海軍現代化進程中必須直面的新課題。

浩瀚大洋具有足夠容量容納各國艦艇并行航行。

真正的治理難點，不在于驅逐他國艦船，而在于力量格局重塑之后，能否凝聚共識、協同構建一套包容性強、適應性高、執行力穩的新型海洋治理范式。

南太平洋上的一次軍事訓練，表面看僅是一次常規航行與火力演練，其背后映射的卻是全球海洋權力結構正在發生的靜默但深刻的位移。

未來海洋秩序的走向，取決于兩種路徑的選擇：是由少數國家繼續壟斷規則定義權，還是由多元行為體在共同認可的法律基礎上實現有序共治——這恰是本次事件所承載的終極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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