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2002年陸勇在無錫做生意，日子過得還行，不料查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醫生給他開了格列衛這種藥，一盒就要兩萬三，一年下來得花二十七萬多，他自己沒有醫保，兩年時間就把積蓄全用光了，最后連工廠也賣了，可還是撐不住這個開銷。
他最初沒有救人念頭，只想自己活命，2004年前后聽病友群說印度有仿制藥，藥效接近正版，價錢只有六分之一，他就先試藥再找人檢測，確認安全后才開始幫別人買。
他一點錢都沒賺到，原本每盒要三千塊，被他壓到兩百塊，還自己出錢跑流程，為了方便轉賬，他用了三張別人的信用卡，只用來收錢付款，不套現也不分紅，到2013年為止，他已經幫了上千個病人，范圍遍及全國。
2013年，湖南警方在調查信用卡黑產案件時，順著線索發現他的賬戶頻繁進行跨境轉賬，根據當時《藥品管理法》的規定，沒有獲得批文的進口藥就屬于假藥，使用他人銀行卡收款的行為，構成了妨礙信用卡管理的罪名，雖然證據確鑿，但他確實沒有從中牟利，也沒有欺騙任何人。
檢方心里明白這個人沒有惡意，可是法律條文寫得明明白白，法院要是判他有罪，這完全合法，但是上千人等著他做的藥救命，他卻可能因此坐牢，這事讓人想不通，輿論漸漸起來了，大家都覺得這條法律太死板。
2015年，一千多位病友聯名寫信，實名證明陸勇沒有賺錢，印度藥廠也出面說明，他不僅沒有擾亂市場，反而幫助收集中國患者的用藥反饋，甚至自己出錢帶病人去印度交流，最終檢察院撤訴，陸勇沒有被判刑。
這件事還沒結束，2018年格列衛納入醫保報銷范圍，病人自己出的錢少了很多，同一年進口抗癌藥的關稅從百分之五降到零，好幾種靶向藥價格直接砍半，2019年藥品管理法做了修改，不再把沒有批文就直接算作假藥，特別補充說明，出于互助目的且不賺錢的行為可以不當作犯罪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也發布了相關司法解釋，明確區分了銷售假藥與幫助病友代購藥品的行為，這為司法實踐提供了一條可行的路徑，而這些變化正是源于本案的推動。
疫情期間，這位朋友再次行動起來，他主動聯系國外的渠道，采購口罩和防護服，免費送到醫院里，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后，很多人稱他為“藥神”，但他不太接受這個稱呼，只說自己是病人，不想被當成英雄。
他沒有拿過政府獎項，也沒接過廣告，現在他還在默默幫助罕見病患者互助，有時會發消息問問誰需要藥品，2026年CAR-T和PD-1這些新療法陸續進入醫保，病人一年花費從幾十萬降到幾萬，這背后走的是2019年修法鋪好的路。
當年抓他的警察，可能不是壞人，制定法律條文的人，也沒想故意為難病人，問題在于，規則在設立時，很少考慮到有人會為了一劑藥，不惜賣房賣廠去爭取，法律本來應該保護人們的底線，結果卻先讓那些急需活命的人感到被卡住了。
陸勇沒有推翻什么,他只是站在裂縫中,讓后來的人看到光亮。
后來光線充足起來，那些裂縫就漸漸合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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