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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以來,方知何以前行。文明的力量可以穿越時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獲得全新的生命力。在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當下,用現代思想和理念點燃古典智慧的火種,關乎人類前途命運與集體福祉。中國自古重視經典傳承,古典學傳統根基深厚。如今,中國持續致力于古典學的傳承與發展,并向世界傳遞出發揚光大古典學的心聲與愿景。以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為契機,中希文化再度相逢,開啟了一場富有現代性、充滿活力的古典對話。近期,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古典學系教授休·鮑登(Hugh Bowden)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暢談有關古典學跨文化研究的獨特見解。
雅典:“希臘的學府”
《中國社會科學報》:國際古典學界普遍認為,雅典城邦文化是西方古典學說的重要基石。以雅典為原點,古希臘文明輻射整個歐洲大陸,為歐洲文明演進奠定了基礎。您如何看待雅典在西方文明進程中的歷史地位?
鮑登:直到1834年,即希臘王國成立不久后,雅典才正式成為希臘首都。然而,在公元前5—前4世紀,它已是希臘的重要城市,并在此后的數百年間始終保持著希臘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雅典之所以能夠成為著名城邦,既得益于其強大的海軍實力,也源于阿提卡地區豐饒的銀礦資源。雅典當地民眾充分利用自身得天獨厚的優勢與稟賦,形成了豐厚的文化遺產:他們興建的許多公共建筑至今仍被視為建筑風格的典范;在他們舉辦的戲劇盛會中誕生的經典劇作至今仍在全球上演。這座城市濃厚的文化氣息既滋養著本地民眾,吸引著希臘乃至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前來游學,也催生出無數具有恒久價值的藝術作品。
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曾將雅典稱作“希臘的學府”,認為雅典足以啟迪整個希臘。但在18世紀,當法國和美國等國家相繼掀起革命浪潮時,雅典作為“西方文化典范”的地位一度受到質疑。當時,一些西方學者聲稱,雅典所倡導的民主制度是對舊秩序的威脅。但歷史是公正的——自19世紀起,雅典逐漸恢復了其作為西方文化發源地的中心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希臘圣哲輩出、思潮活躍。尤其在“軸心時代”,古希臘以燦爛的文明,成為歐洲文明的基本支柱,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三位先賢的思想深刻影響了西方學術界。您如何看待古希臘文明的影響?
鮑登:如同孔子“述而不作”,蘇格拉底本人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記錄。今天,人們對他思想的了解,主要來源于其弟子撰寫的哲學著作,尤其是色諾芬和柏拉圖的作品。根據二人的記述,蘇格拉底始終以追問為方式,促使聽眾深化或修正自己的認知,并為聽眾提供反思自我的良機。
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曾寫道,2500年的西方哲學不過是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腳注而已。柏拉圖的多篇對話錄大多以蘇格拉底為主角,這些作品確立了此后600余年西方哲學的研究范式。這一點在認識論領域尤為明顯。
西方道德與政治哲學傳統深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至今仍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必讀之作。雖然在文藝復興時期,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曾經受到質疑,但在如今的西方世界,雅典的哲學家尤其是古希臘三賢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
除了古希臘三賢,雅典還有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留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是西方歷史學的奠基之作;而演說家德摩斯梯尼的雄辯之風,直至近代在西方仍廣受贊譽。
古代典籍與讀者產生心靈共振
《中國社會科學報》:經典研讀是古典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傳世經典凝聚著人類先哲的智慧,其義理與精髓永不褪色。對此,您怎么看?
鮑登:談及研讀古典著作的價值,無論是其飽含的智慧,或是對全球文明產生的深遠影響,都有太多內容可以提及。在此,我尤其想強調品讀古代典籍本身帶來的愉悅體驗。這些古代典籍堪稱人類文學史或哲學史上最偉大的杰作,時至今日,依然能夠與當代讀者產生心靈共振。
古希臘文化中傳世經典的價值核心在于敘事與發問,而非灌輸教條、提供定論。無論是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三大悲劇家的劇作,還是柏拉圖的哲學著作,皆是如此。
西方古典佳作的共同特質是對人性的關注。荷馬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柏拉圖的《斐多篇》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有關著作雖常以神祇作為描述主題,但敘事核心始終是人的境遇。
品讀這些作品的過程是令人陶醉的經歷。這一過程能讓讀者深刻理解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尤其是人在厄運面前的種種反應與選擇。這些作品未必總是那么鼓舞人心或令人倍感振奮,卻內涵深邃、格調莊重。
古典學仍在不斷發展變革
《中國社會科學報》:較之以往,如今的古典學研究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與跨學科屬性。近年來,古典學的研究范式發生了轉變。學者們開始探索更高效、重應用的研究路徑,并將其與當下的社會現實、文化現象相結合。對此,您有何見解?
鮑登:古典學的確始終處于不斷發展變革之中。從我求學至今,這一學科已然取得長足進步,技術革新是重要推動力。古典學橫跨歷史學、哲學、文學、考古學等眾多學科,因此該領域一直走在數字人文發展的前沿。數字工具不僅可用于文本分析,還能開展地理空間分析與社會網絡分析,這種研究方法在與歷史學、考古學等有關的古典學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
如今,學術界正逐漸摒棄“古典學專屬于西方”的刻板偏見,這一轉變令人欣喜。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古希臘與古代近東地區的文明互動。目前,已有研究證實:自荷馬時代起,近東文學便對古希臘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學術界也愈發意識到波斯帝國對古希臘文明的重要意義。人們逐漸發現,希波之間并非只有對峙,同樣存在廣泛的文化交流。
當下,古典學還涌現出諸多全新研究方向,包括性別研究、社會階層與經濟階層等議題。這些研究深化了我們對古代世界的認知,也讓今天的人們看到,古典學研究可以被賦予全新視角,并為解讀當今社會帶來啟迪。
增進文明間認知與理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對中國乃至全球古典學研究的意義是什么?
鮑登:作為一名畢生深耕古典文明研究的學者,我由衷樂見各界加大力度,扶持中希兩國古典文明研究工作。我非常高興看到對中華文明與希臘古典文明研究的支持日益增強。我堅信,在希臘開設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在中國逐漸重視古希臘文明研究,能夠極大增進雙方對彼此文明的認知與理解。中華文明和古希臘文明之間既有共通之處,也存在顯著差異;攜手交流越深入,雙方獲得的認知越豐富。過往的西方古典研究常被用來宣揚西方優越論,并為西方帝國主義辯護。然而,倘若我們轉換視角,將東西古典文明置于一個更宏闊的古典文明體系中去考察,便會超越狹隘的文明認知,也能更清晰地辨析東西古典文明各自的特質與價值。
雅典現有外籍院校對希臘而言意義重大。它們不僅助力考古發掘工作,推動國際交流合作,還與希臘文化部開展聯合研究。中國與雅典院校如雅典大學已經開展了不少合作。在古典學領域,中國參與相關事務尤為必要。中國學者具有很大潛力,也具有良好的科研條件。我深信,中國學者將為世界古典學帶來更多嶄新的研究思路,也將以自身的智慧與才干貢獻重要力量。未來,我期待中國能為希臘乃至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古典學研究帶去全新視角。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就像一座橋梁,將海外古典學領域的前沿理念傳回中國,同時將中國的古典學理念傳播至全世界。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白樂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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