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長征，怎么目的是“北上抗日”？

主席去世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社會上抹黑主席和共產黨的言論一度泛濫。很多一點兒影子都沒有的謊言、被按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中共領導人身上，嚴重影響了中共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惡劣后果。

比如，如去曾讀到過這么一個故事：某當事人說自己在過草地時，身體極度虛弱；所以，當他看到一個紅軍領導騎著馬過來時，就想拉著馬的尾巴走一程。結果，卻被那個領導一馬鞭子將手打開。他說這個領導的名字，叫做康生。

而實際情況是，康生壓根兒就沒有參加長征。類似的謊言到底有多少，真的很難數清。

關于長征的傳言，其中有一種說法稱：中央紅軍主力所謂的長征，其實就只是為了逃命；而所謂北上抗日，更是后來用于粉飾紅軍亡命天涯的一個借口。

實話實說，如去乍一看到這種觀點時，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不過，好在如去并不是一個人云亦云的人；接下來，去查找了一些相關史料，弄清了此說法的來龍去脈。接下來，如去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這具體要從1934年4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廣昌失利說起。因為從那時起，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博古和李德等才真正意識到中央蘇區形勢的嚴峻性，不得不重新考慮紅軍下一步的出路。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出中央蘇區，也就是要進行戰略轉移；不過，當時中共中央的決定都需要報請共產國際批準后才能執行。

駐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埃韋特6月2日，在致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了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同時也強調了主力轉移后、留守的問題，“以防止敵人在沒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全面而迅速地占領這些地區”。

6月16日，6月17日，共產國際兩次向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溝通戰略轉移的問題。6月25日，共產國際正式復電中共中央，同意紅軍主力戰略轉移。

接到復電后，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籌劃戰略轉移具體事宜。為保守秘密，在這次會議上并沒有公開共產國際的復電內容。

1934年6月底、7月初，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與敵人五次‘圍剿’決戰”等口號的掩護下，中央紅軍秘密開始了轉移準備和留守部署。

7月份開始，為配合中央紅軍轉移，按照共產國際建議、中央向福建北部地區派遣紅七軍團，名為“抗日先遣隊”，主動到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蘇區、調動和牽制敵人。

同時，還派紅六軍團西進湘西，一邊尋找紅二軍團、一邊為主力轉移探路；另外，還派了程子華去紅25軍以加強該軍領導。

這里，如去想再說一遍，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計劃和準備工作是嚴格保密的；重大決策僅限“三人團”討論決定，其他干部并不清楚。

之所以這么保密，是因為當時不敢保證瑞金沒有蔣介石特務。如果特務將計劃泄露出去、讓蔣介石知道了，結果勢必比廣昌失利還慘！

但是，通過前文的敘述，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1934年10月下旬開始的長征，其實早在半年以前的1934年4、5月份就開始秘密籌劃了。

即便很多后來成為高級將領的人，當時對此也都完全不知情、不知道中央到底葫蘆里想要賣的是什么藥。例如，鄧小平在后來被問到長征時，就說自己當時只是“跟著走”。

像長征那么大的一場行動，行動中還常常面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險，行軍方向也飄忽不定；隊伍里一些人不了解長征的戰略目的，感覺隊伍東突西圍、甚至像沒頭的蒼蠅，于是就認為長征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逃命，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現在想一想：一場提前半年開始籌劃，整整8萬人規模的，有組織、有分工、有步驟進行的集體“逃命”，我覺得，無論如何還是被稱為“戰略轉移”才會更加合適。

更何況，紅軍還有人員在蘇區繼續留守。有人說：長征把之前辛辛苦苦打下來的蘇區完全放棄，就是慌不擇路的逃跑主義。

其實，情況并不是這樣。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前，中共中央對留守蘇區的工作進行了非常具體的部署。

首先，留下了項英和陳毅等一批具有豐富斗爭經驗、深孚眾望的重要領導人，其中包括：瞿秋白、賀昌、陳潭秋、毛澤覃、何叔衡、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陳正人、阮嘯仙、周建屏等。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不僅能力出眾，而且政治立場堅定；在群眾與軍隊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號召力與凝聚力。

同時，中共中央還留下了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約16000余人的兵力。當然，這些兵力和蔣介石調來的二十多個師、幾十萬大軍相比，實力實在是太過懸殊；指望留守的這些兵力保住蘇區，實在也不現實。

但是，留守將士成功完成了掩護中央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的使命；這就是勝利。直到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一個月后，蔣介石才醒過神來。

當時，負責清剿中央蘇區紅軍的國民黨陸軍第八師師長陶峙岳發現紅軍主力轉移后、曾有過一段精彩、而又氣急敗壞的話：赤匪（即紅軍）主力西竄，號稱為“野戰軍”出動。此盡匪軍欺騙民眾之詞。其留置贛南及贛閩邊境之偽中央區及偽福建軍區（即中央蘇區），所轄部隊，尚達萬人。其策略為用游擊戰術，鞏固蘇區；并發展游擊戰爭牽制國軍之后，使我不能拼力西剿，此其策略之惡且毒也。

通過陶峙岳在這段話中流露出來的挫敗感，紅軍長征到底是戰略轉移、還是逃跑主義，就能得出明確的結論了。

“草地密電”（熊啟雄 畫）

接下來，如去想再和大家交流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共的宣傳中，說“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這到底是不是個幌子。

最早說是幌子的，是紅四方面軍當時的領導人張國燾；事情發生在長征路上，具體是在1935年9月9日的“草地密電”事件發生之后。當時，主席收到葉劍英送來的密電，為避免和張國燾部發生沖突、連夜動身北上。

接著，張國燾的四方面軍就在阿壩召開了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旁邊的戲臺子上扯著一條醒目的橫幅，上面寫著“反對毛、張、周、博向北逃跑”。

在會上，張國燾大聲進行了“聲討”：“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私自率領一、三軍團向北行動……他們害怕敵人，要逃跑。他們說的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辭、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

隨后張國燾另立“中央”，自任“臨時中央主席”，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的黨籍，并下令“通緝”。

該事件的最終結果是：1936年5月20日，毛澤東、林育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等，告之國內外形勢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說：“過去的分歧不必談，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和蔣介石…”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甘孜爐霍宣布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

紅軍長征到底是不是為了抗日呢？下面，我們從長征前、長征中、長征后三個階段來進行分析。

早在長征開始之前的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就發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書》。

長征開始后，北上抗日一直是紅軍不變的戰略目標。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10多次重要會議，每次會議的主題都涉及“路在何方”的問題，最后的結論都是繼續北進。

其中較著名一次是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兩河口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強調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和黨對紅軍的領導。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榜羅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連以上干部會議上作形勢和任務報告，闡述“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和“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結束。陸定一、賈拓夫在創作《長征歌》中寫道：“艱苦奮斗為哪個，為了抗日救中國。”后來，葉劍英元帥感懷賦詩：“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于都濺濺鳴。”

這些都可以證明，在長征中，紅軍時刻沒有忘記“北上抗日”的歷史使命。

中央紅軍長征路線

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也可以佐證。他說：“紅軍的西北長征，無疑是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因為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長征全面結束的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在慶祝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通電中指出：“我們的這一在抗日前進陣地的會合，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盜侵略、是快要受到我們全民族最堅強的抗日先鋒隊的打擊了，證明中國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柱了。

“證明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全國同胞有了團結御侮的信心了，證明正在抗日前線的愛國工人、愛國農民、愛國學生、愛國軍人、愛國記者、愛國商人，英勇的東北義勇軍以及一切愛國志士是有了援助者與領導者了。總之，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系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

由此看來，紅軍無論在長征前、長征后，還是長征進行中，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放棄過抗日的決心。那些認為紅軍長征只是打著“北上抗日”的幌子逃命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