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破局，格局重塑 | 國際視野·乳腺腫瘤個體化治療國際交流研討會圓滿召開，中外專家共話HR+晚期乳腺癌精準診療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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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PI3K/AKT通路與ADC藥物前沿進展，大咖云集共議內分泌耐藥后治療策略優化

2026年6月11日，“國際視野·乳腺腫瘤個體化治療國際交流研討會”于線上成功召開。本次會議聚焦HR+/HER2-晚期乳腺癌的內分泌耐藥機制、PI3K/AKT通路靶向治療及ADC藥物序貫策略等核心議題，圍繞CAPItello-291、DESTINY-Breast06、TROPION-Breast01等重磅臨床研究數據展開了多維度、深層次的學術交流與討論。

大會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王樹森教授擔任主席，特邀美國西北大學Robert H. Lurie綜合癌癥中心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龔暢教授、東莞市人民醫院吳依芬教授等國內外頂尖專家，系統解讀了精準靶向與ADC治療的最新進展，并就臨床實踐中生物標志物檢測、治療排兵布陣及不良反應管理等熱點問題分享了前沿觀點與實戰經驗。

國際視角：PIK3CA通路靶向治療開辟后CDK4/6i時代精準破局之路

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帶來了題為《HR陽性/HER2陰性轉移性乳腺癌：2026聚焦PIK3CA通路》的主題演講。他指出，隨著HR+乳腺癌治療方案的不斷豐富，臨床已從單一的內分泌治療進入到內分泌聯合CDK4/6抑制劑的時代，但耐藥問題仍是臨床面臨的核心挑戰。PIK3CA/AKT/PTEN通路異常改變正是導致內分泌治療和CDK4/6抑制劑耐藥的關鍵驅動因素，針對該通路的精準檢測與靶向治療已成為標準臨床實踐。

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重點解讀了CAPItello-291研究，該研究納入708例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其中約70%既往接受過CDK4/6i治療，約68%伴有內臟轉移，38%的患者為原發性耐藥。結果顯示，在總體人群中，卡匹色替+氟維司群組中位PFS為7.2個月 vs 3.6個月（HR 0.60）。在PIK3CA/AKT1/PTEN通路改變人群中，中位PFS達7.3個月 vs 3.1個月（HR 0.50），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降低50%。無論既往患者是否接受過CDK4/6抑制劑治療、是否為肝轉移，各關鍵亞組均顯示出一致的獲益趨勢。安全性方面，卡匹色替的主要不良反應為腹瀉和皮疹，但多為1-2級，總體可控可管。目前，NCCN指南已明確將卡匹色替聯合氟維司群作為HR+/HER2-晚期乳腺癌且伴PIK3CA/AKT1/PTEN改變的I類優先推薦方案，臨床實踐中需通過全面的生物標志物檢測實現個體化精準治療決策。

此外，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還解讀了INAVO120研究相關數據，該研究入組為輔助內分泌治療后12個月內進展且未經CDK4/6i治療的人群（僅約1.2%經治），伊那利塞+哌柏西利+氟維司群組中位PFS為15.0個月 vs 7.3個月（HR 0.43），主要不良反應包括高血糖（任何級別59%，≥3級16%）、口腔黏膜炎（51%，≥3級6%）及中性粒細胞減少等血液學毒性。

他還指出，后CDK4/6i時代，ADC藥物也為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了重要的治療選擇。德曲妥珠單抗（T-DXd）在HER2低表達及超低表達人群中已顯示出顯著生存獲益；Dato-DXd和戈沙妥珠單抗（SG）等TROP2靶點ADC同樣在經治人群中取得了積極的PFS和OS獲益。盡管ASCENT-07研究在未接受過化療的人群中未達主要終點，但早期OS趨勢良好，ADC藥物在這一領域的治療價值仍不可忽視。

最后，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分享了一例45歲絕經前女性患者的病例。該患者初診為IV期乳腺癌，ER/PR陽性，HER2 2+/FISH陰性，伴肝、肺、骨轉移。一線接受CDK4/6i+AI+OFS治療，PFS達24個月后出現肝、骨進展，但PS評分良好（1分），肝功能正常。他表示，指出，面對此類患者，首先應進行分子檢測，明確是否存在ESR1突變或PIK3CA突變。若患者仍適合內分泌治療且存在PAM通路改變，可考慮卡匹色替聯合氟維司群，而非急于轉向化療或ADC藥物。患者一線內分泌治療PFS達24個月，提示內分泌仍敏感，因此繼續內分泌治療是合理選擇。當然，ADC藥物也是重要的后續治療選項，但可留待后續使用。

思維碰撞：PAM通路精準決策的中外實踐對話

在大會主席王樹森教授的主持下，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療中心李海燕教授、廣東省中醫院陳瑩教授、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張赟建教授與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圍繞上述病例及PAM通路精準檢測與靶向治療策略等核心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李海燕教授對于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上述病例發表疑問，該患者為HER2 2+/FISH陰性，是HER2低表達患者，在后線治療中為何不優先選擇T-DXd，而是選擇內分泌治療聯合靶向藥物？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表示雖然T-DXd在二線及后線治療中生存獲益明確，但在具體決策時需保持理性。一旦患者從內分泌治療轉向ADC，后續往往難以再次從內分泌治療中獲益。因此，應基于疾病進展速度和患者狀態進行風險分層決策：若患者屬于快速進展、腫瘤負荷大、存在臟器危象等高危情況，應優先選擇T-DXd；反之，若進展相對緩慢、PS評分良好、肝功能正常，且存在PIK3CA或ESR1突變，繼續內分泌治療聯合靶向藥物仍是合理選擇，這為CDK4/6i經治后患者的個體化精準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陳瑩教授分享了一例典型的復雜病例，該患者為HER2陽性乳腺癌，新輔助治療后未達pCR，接受ADC輔助治療后發生間質性肺病（ILD），停藥6個月后出現肺轉移。再活檢顯示ER 5%、PR 50%、HER2陽性（FISH陰性），基因檢測發現PIK3CA突變，后續治療需綜合考量多重因素。針對這一病例，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表示ER僅5%意味著內分泌治療獲益極其有限，且由于患者已有明確的ILD病史，缺乏再次安全使用T-DXd的充分證據。他進一步指出，TROP2 ADC雖存在應用可能，但需注意ADC序貫使用時可能出現療效遞減，現有數據提示兩藥之間應穿插化療作為間隔治療。因此，他建議優先選擇單藥化療，待病情獲得一定控制后，再謹慎評估后續使用ADC的時機與風險，以期在安全與療效之間尋找最佳平衡。

隨后，張赟建教授在討論環節也提出疑問，對于存在PAM信號通路突變的患者，如果采用該通路靶向抑制劑聯合內分泌治療后出現不良反應，臨床上是建議患者繼續使用還是停藥？William J. Gradishar教授表示，對于這類不良反應，臨床管理策略應遵循分級處理原則。部分不良反應如口腔炎、皮疹等通常是可管理的，可通過劑量調整等方式改善患者耐受性，讓患者盡可能繼續從治療中獲益。但如果毒性反應難以控制或患者無法耐受，則應考慮停藥或換用其他治療藥物。

變革之聲：ADC藥物開啟內分泌耐藥后治療新紀元

龔暢教授圍繞《重塑標準治療：HR+/HER2-晚期內分泌耐藥后治療新選擇》展開精彩演講。她指出，HR+晚期乳腺癌以內分泌治療為基石，但隨著疾病進展，內分泌耐藥不可避免。一旦發生耐藥，傳統化療的療效十分有限，中位PFS僅約3~5.6個月，且毒副作用顯著。

龔暢教授強調，以T-DXd為代表的ADC藥物已重新定義HER2治療邊界。DB-04研究入組了既往接受過1-2線化療的HER2低表達晚期乳腺癌患者，結果顯示T-DXd組中位PFS為10.1個月，對照組為5.4個月。DB-06研究則進一步前移了治療線數，入組了晚期或轉移階段未接受化療的內分泌治療進展后患者，結果顯示無論是HER2低表達還是超低表達患者，T-DXd組中位PFS均超過一年，且均優于化療組。在腫瘤應答方面，T-DXd組經確認的客觀緩解率（cORR）高達57.3%，約為化療組31.2%的一倍。

同時，針對TROP2靶點的ADC藥物也取得了系列突破。目前國內已獲批三款TROP2 ADC用于HR+/HER2-晚期乳腺癌。Dato-DXd的TB-01研究顯示，在既往接受過內分泌治療及1-2線化療的HR+/HER2-晚期乳腺癌人群中，中位PFS達6.9個月，化療組為4.9個月；中國隊列獲益趨勢更明顯，中位PFS為8.1個月，化療組為4.2個月，ORR達38.6%，相較于化療組的17.9%提升超1倍。TROPiCS-02研究結果顯示，SG在2-4線化療經治人群中中位PFS為5.5個月，中位OS為14.4個月，均顯著優于化療組。蘆康沙妥珠單抗的OptiTROP-Breast02研究中位PFS達8.3個月，化療組為4.1個月，顯示了突出的療效優勢，為HR+/HER2-晚期乳腺癌內分泌治療耐藥的患者提供了更多有力的治療選擇。

面對多元化的治療格局，如何排兵布陣成為臨床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龔暢教授表示目前，國內外權威指南已明確推薦T-DXd作為HER2低表達晚期乳腺癌二線及后線治療的優選方案。從HER2表達分層的療效來看，TB-01研究中HER2表達的亞組顯示，Dato-DXd在HER2 IHC 0人群中PFS和OS獲益更優，而TROPiCS-02研究中SG在HER2低表達人群中的獲益優于HER2 IHC 0人群。因此，對于HR+/HER2低表達晚期乳腺癌患者，應優選T-DXd；對于HER2 IHC 0患者，TROP2 ADC可能提供更多生存可能。龔教授還表示多項回顧性研究顯示ADC1序貫ADC2后仍可持續為患者帶來生存獲益，TRADE-DXd研究正在前瞻性探索HER2 ADC與TROP2 ADC的最佳序貫順序，同時TROPION-Breast06研究正在探索TROP2 ADC在HER2 IHC 0人群化療前的應用前景，相關研究結果值得期待，將為ADC藥物的排兵布陣提供重要循證依據。未來，隨著ADC藥物臨床研究的持續深入，乳腺癌治療有望逐步邁向“去化療”的新時代，為患者帶來更高效、更低毒的治療選擇。

精準之策：PAM通路從機制到臨床的精準診療進階

吳依芬教授以《PI3K/AKT(PTEN)通路：改變HR+晚期精準診療新格局》為匯報主題，從分子機制到臨床策略進行了系統闡述。她指出，PI3K/AKT/PTEN通路是細胞內關鍵的信號傳導通路，在細胞代謝、生長、增殖、凋亡及血管生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該通路的過度激活是一種致癌驅動因素，可通過多種機制促進腫瘤發生。在乳腺癌中，PAM通路的異常激活不僅是腫瘤發生的關鍵驅動因素，更是導致內分泌耐藥和CDK4/6i耐藥的核心機制。在中國人群中，PAM通路的突變發生率更高，約60%的中國HR+/HER2-乳腺癌患者存在PIK3CA/AKT1/PTEN改變，且PI3K/AKT(PTEN)通路激活的乳腺癌患者預后較差，因此針對三大基因的全覆蓋檢測是精準治療的前提。

吳教授系統回顧了PAM通路抑制劑的研發歷程。早期，多種PI3K/AKT/mTOR通路抑制劑因療效有限或嚴重不良反應而終止研發，包括雙重PI3K/mTOR抑制劑、mTOR抑制劑、PI3Kδ抑制劑、AKT特異性抑制劑等多種類型。最終，mTOR抑制劑依維莫司獲批用于HR+晚期乳腺癌，但入組人群為CDK4/6i初治患者且耐受性較差；PI3Kα特異性抑制劑阿培利司雖在PIK3CA突變人群中顯示療效，但CDK4/6i經治數據有限且國內不可及；PI3Kα抑制劑伊那利塞的INAVO120研究CDK4/6i經治比例1.2%，則適用于未經CDK4/6i治療的PIK3CA突變高危患者，臨床實踐中尚無法滿足CDK4/6i經治后伴PAM通路改變患者的治療需求。

CAPItello-291研究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入組了約70%的患者既往接受過CDK4/6i治療。在CDK4/6i經治伴通路改變人群中，卡匹色替聯合氟維司群降低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達50%，中位PFS近3倍獲益（7.0個月 vs 2.6個月），中位OS延長近7個月（28.1個月 vs 21.2個月）。此外，CAPItello-291與SOLAR-1的間接比較研究顯示，與阿培利司+氟維司群相比，卡匹色替+氟維司群在數值上改善了PFS，且顯著降低導致停藥的AE、4級AE、高血糖、體重降低、脫發、皮疹、口腔潰瘍的發生風險。基于這些研究數據，卡匹色替聯合氟維司群獲批用于HR+/HER2-晚期乳腺癌，真正解決了CDK4/6i經治后伴PAM通路改變患者的治療難題，2026版CSCO BC指南已將其列為CDK4/6i失敗后的I級推薦。與此同時，吳教授還展望了CAPItello-292研究，該研究將探索卡匹色替+CDK4/6i+氟維司群用于一線治療的療效和安全性，其設計更貼近中國臨床實踐，有望進一步拓展卡匹色替在前線治療中的應用場景。

與此同時，多個國際指南建議在首次復發時或疾病進展時，使用組織或血液樣本進行PIK3CA/AKT1/PTEN基因分析，為精準治療提供依據。真實世界研究也揭示在晚期1-3線患者的組織活檢樣本中，PIK3CA、AKT1、PTEN基因陽性檢出率并無顯著性差異，應盡早檢測為晚期治療決策提供依據。

最后，吳教授還對比了不同PAM通路抑制劑的安全性特征，表示總體上卡匹色替以腹瀉和皮疹為主，依維莫司嚴重AE以口腔黏膜炎為主，伊那利塞三聯方案的毒性較高，包括血液毒性和高血糖、腹瀉、口腔黏膜炎均增加。臨床實踐中，需根據患者基線情況、合并癥及不良反應可管理性進行綜合決策，并做好預防性管理與患者教育。

深度對話：精準檢測與ADC排兵布陣的臨床思辨

在大會主席王樹森教授的主持下，李海燕教授、陳瑩教授和張赟建教授圍繞HR+晚期乳腺癌精準檢測策略、ADC藥物差異化選擇及臨床排兵布陣等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李海燕教授分享了一例頗具挑戰性的病例：患者為49歲女性，首診時因胸椎可疑信號但未明確轉移，按早期乳腺癌治療。初始活檢顯示ER 15%、PR 2%、HER2 0、Ki67 10%。新輔助治療后腫瘤縮小，但術后發現13/23枚淋巴結轉移，且免疫組化發生顯著變化——ER升至90%、PR升至10%、Ki67升至30%、HER2由0變為2+。經會診確認病理結果后，術后給予瑞波西利聯合來曲唑，但4個月后出現胸椎病灶增大，確認為轉移。隨后使用T-DXd治療約6個月，但出現肝轉移，就這一患者后續治療如何制定個體化策略進行了討論。王樹森教授表示，該患者新輔助治療階段選擇化療聯合免疫是合理的，現有研究提示激素受體表達越低的患者從該方案中獲益可能更大。但術后結果顯示淋巴結轉移數量多，且ER/PR表達顯著升高至90%和10%，Ki67也升至30%，提示腫瘤異質性很強，疾病侵襲性高。現在進入復發轉移階段，治療策略需重新評估，關鍵在于穿刺檢測結果，同時綜合考慮腫瘤負荷和既往治療反應。并且，后續選擇雖多，但患者對既往治療反應欠佳，治療目標需調整為以控制疾病進展、兼顧患者生活質量和治療耐受性為核心的姑息策略，同時結合患者意愿與體能狀態制定個體化方案。

陳瑩教授表示，目前HR陽性乳腺癌治療手段日益豐富，但臨床中仍會遇到一些棘手的病例。她分享了一例30多歲年輕患者，放療期間因擔心毒副作用未聯用CDK4/6i，僅用OFS+AI，放療結束后復查即發現肝轉移，穿刺活檢仍為HR陽性/HER2陰性，基因檢測證實存在PIK3CA突變，提示在疾病進展時及時進行基因檢測至關重要，能夠為患者提供更精準的靶向藥物選擇。對于BRCA突變患者，可考慮PARP抑制劑輔助強化治療；PIK3CA突變患者雖目前輔助治療階段尚無明確靶向方案，但晚期一線轉移時及時檢測可指導卡匹色替等藥物選擇。在TROP2 ADC選擇方面，陳教授表示目前缺乏充分的循證依據提供更多序貫策略的指導，仍需更多臨床研究加以探索。王樹森教授進一步表示檢測重要性不僅限于復發轉移后的初始階段，不同生物標志物各有其最佳的檢測窗口期，需在臨床實踐中引起重視。針對TROP2 ADC的選擇問題，他指出目前不同ADC藥物的臨床研究設計、入組人群及不良反應譜均不盡相同，且缺乏頭對頭對比研究，因此在實際決策中需綜合考量研究設計、人群特征、藥物可及性及患者經濟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在沒有直接比較證據的情況下，難以形成統一的共識性推薦，臨床選擇更多依賴于個體化綜合判斷。

張赟建教授表示當前ADC藥物的排兵布陣策略仍存在諸多未知可能性。從臨床研究數據來看，Dato-DXd的證據鏈相對更為充分。但關于ADC的序貫策略，目前存在不同觀點——究竟是繼續使用同靶點ADC還是換用不同靶點藥物，尚無定論。他進一步分析表示，不同ADC藥物在耐藥后下游通路的激活模式各不相同，重新啟用ADC時選擇具有不同載荷或結構的藥物，可能有助于延長耐藥時間。此外，對于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進行基因檢測有助于指導后續靶向治療選擇。同時，他建議優先選擇針對PAM通路、ESR1等具有明確臨床證據支持的靶點進行檢測，而非采用大Panel全面篩查；其他缺乏相應乳腺癌適應癥的突變，即便檢出也難以指導治療，不建議納入常規檢測范圍。此外，他認為ctDNA作為液體活檢的重要工具，在療效評估、微小殘留病灶監測及耐藥預警等方面具有潛在價值，但其在指導治療降階梯決策中的臨床應用仍需更多臨床研究加以驗證。

結語

會議最后，大會主席王樹森教授進行總結致辭。他指出，本次國際研討會內容充實、前沿與實用并重，從全球視野到中國實踐、從靶向通路到ADC序貫，層層遞進，充分展示了HR+/HER2-晚期乳腺癌精準診療的飛速發展。無論是針對PAM通路的靶向藥物，還是新型ADC藥物，都在為內分泌耐藥后的患者帶來源源不斷的生存希望。

面對日益豐富的治療選擇，精準檢測已成為個體化治療決策的基礎。臨床實踐中，應盡早為患者進行全面的分子檢測，并綜合PAM通路改變狀態、HER2表達水平、既往治療史及患者體能狀況進行決策。同時，合理的藥物排兵布陣、科學的不良反應管理以及多學科協作是延長患者生存、改善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展望未來，期待更多創新藥物能夠早日進入臨床實踐，最終實現將乳腺癌變為可控慢性病的終極目標，為更多乳腺癌患者點亮生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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