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節選自《斯坦福大學寫作課》
華萊士·斯泰格那 著
大象出版社
不合時宜的語言
并不是所有對當代小說家筆下的性描寫感到痛惜的人，都是在反對性行為，或者反對描寫性行為。有些人希望性描寫在小說里得到更高的尊重，希望“高潮”這個詞保留它的字面含義。同樣，并不是所有質疑語言自由的人，都反對強大的語言本身。我們中有些人之所以反對無限制的語言自由，恰恰是因為他們在意語言。
我承認，我這一生中說了不少罵人的話，而且把它們放進了我的書里，意在捍衛藝術家的自由。我曾經熱情地擁抱上流社會傳統的式微，歡迎帶有坦率與誠實的語言對嚴肅文學的入侵，我曾經想鼓起勇氣在一位女士面前說“狗屎”，有時我的確說出了口。
本文配圖：電影《無恥混蛋》
語言并不污穢：命名事物是正當的言語行為。“直率”并不是指“粗俗”，就像“不合禮儀”并非是指“骯臟”一樣。實際上，粗俗(vulgar)指的是“平民的”(common)；不合禮儀(improper)指的是“不合適”(unsuitable)。在正確的情境下，任何詞語都可以使用。不過任何種類的詞語，尤其那些至今仍忌諱扎眼的詞，如果隨意散落在書頁里，就會像趣多多餅干上的巧克力顆粒一樣，顯得不合時宜。使用淫穢的詞語不是過錯，但把載滿負荷的詞語用在了錯誤的地方，或用錯了劑量則是。罪過在于錯誤地加強了語氣，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情緒外露導致的。做廣告的人在路邊鋪滿了霓虹燈標志，讓你找不到你想找的酒吧或煙酒商店，與任何一種過度一樣，這樣的修辭很快變成了滑稽劇。
如果我習慣性地在女士面前說“狗屎”，那么，在交通擁堵的時代廣場或者金門大橋上面對漏氣的輪胎，我該說什么？當看到世界的不平等被揭露，我又該說什么？
我當了很多年的寫作老師，在某種語言現象剛萌芽的時候，我就在觀察。以往的情形曾經是，本著對女性的尊重，在課堂上，當男性成員試圖炫耀、言語粗俗的時候，老師要試著保護女性成員。幾年前，弗蘭克·奧康納和我商定了一個制度。我們無意約束學生們對主題和語言的選擇，也沒有在閱讀和討論前刪減或涂改他們的習作的欲望，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照顧跟我們的女兒差不多年紀的女孩，于是，我們宣布，任何在朗讀時可能會讓人感到難堪的稿子，必須由它的作者親自朗讀。
這根本不算禁令，而是一個邀請，而且不只面向粗俗的男性。為了臨床的觀察，為了坦然地接受自然的生理功能，為了讓杰作在涂鴉中脫穎而出，為了大膽地使用語言，一個人必須鼓起勇氣說話。
某些詞語注定不會平平淡淡。就像房子里總會有臥室和廁所一樣，污言穢語是一種文學資源，是表現強烈情感時脫口而出的方式。它們不會每隔十秒就出現一次，也不會比——當然諾曼·梅勒不在其列——*高潮來得更頻繁。
我不會在女士面前說臟話，我要尋找的是仍然帶有尖刺的詞語。盡管對一個作家來說，能使用任何詞語終歸是一件高興的事，但我依然要去探索那些潛埋在約束之下的可能性。
我的伯父是個農民，從學說話開始，每句話都要帶幾個臟字。有一天，他干活時離圓鋸太近，被割掉了半截手指。我們都嚇得呆若木雞，他則立在那兒，注視著鮮紅的血柱從自己手上噴瀉出來。然后他開口了，而且并沒有大叫大嚷。“噢，這鬼東西。”他說。
我想，比起某些小說家，他更能理解“強調”二字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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