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需求做不了”

繼《我的母親是保潔》之后，張小滿出版了自己的新書《大廠小民》。在這本書中，她用第一人稱的視角，記錄下在互聯網公司的1480天。歷經三個崗位、七次考核、兩度被裁，寫下了一個普通人曾努力將自己鑲嵌進系統里，卻最終沒能成功的故事。

在大廠，她是共享文檔里的信息節點，被協同的中間環節，業務的渠道出口。她總在“all in”中被卷入，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卻感受到強烈的物質性。當個體被卷入龐大的系統，要如何在其中找到位置？當我們成為隨時可替換的螺絲釘，該如何定義自我的價值？

近日，新京報書評周刊·文化客廳與新經典文化一起，邀請《大廠小民》作者張小滿，媒體人、播客《除你武器》《你到哪了》主播吳呈杰，聊了聊當我們被龐大的系統裹挾甚至可能淹沒的時候，如何正視內心的聲音，拒絕那些不合理的“需求”。以下是本次活動的文字回顧。

活動現場，從左依次為吳呈杰、張小滿。（新經典文化/供圖）

邊緣人視角下的大廠是什么樣的？

吳呈杰：你當時是出于什么原因決定讓你寫下這本書？它其實是在《我的母親做保潔》之后，你的第二本書。

張小滿：無論是《我的母親做保潔》里面的母親，還是《大廠小民》里的我，本質上我們在當下的這個社會處境里面，其實是處于一個“弱者”的地位。這個“弱”就是我們在某一個主流的話語體系里面，或者在某一種社會資源的分配上面，我們是弱的。

《我的母親做保潔》張小滿 著光啟書局2023年 11 月

我的一些同事也有父母是做保潔，他們會問我一個問題，說你為什么那么有勇氣把你母親做保潔的事情公布于眾？我理解這句話的背后有一層意思是，他可能認為保潔是一份低等的職業。它被公布對我來說是需要挑戰的，尤其是心理上。這個弱者的地位，無論是社會資源排比的，或者是說他的身份和他的命運，把他帶到那個位置，但他本質上是弱者。

那么，一個人農村出身，然后她通過讀大學，做記者，進了大廠，這條路徑看起來是非常正能量敘事的。但其實它是一個弱者的敘事。因為無論我在哪個位置，我其實都處在一個不在那么中心的位置。上學的時候我并不是那種頂級優秀的學生，然后做媒體的時候也不是那種頂級優秀的記者。我在大廠，也是在一個邊緣的、很普通的崗位上。

所以我覺得，我書寫本質上是出自于，如果我作為處在這個身份里面的人，我有這個能力，我都不寫的話，那我要怎么辦呢？這一切我要怎么辦呢？我很困惑，我應該怎么解決？或者是，沒有人意識到這背后被遮蔽的這個世界是什么樣的，那我能不能做？我覺得人應該對自己的很多東西，或者很多行動負責任。把它寫下來可能對我來說，是一種負責任的心態。只有我對這些東西負起責任，才能夠讓自己心里的某些東西過去。

不論是《大廠小民》，還是《我的母親做保潔》，它其實是出于相似的理由或相似的自我動機，包括它的寫作方式也是一致的，就是把“我”投入進去，然后用這種方式來寫。但是相較于《大廠小民》，《我的母親做保潔》它是更本能沖動，更有靈氣一點。《大廠小民》更多是一種職業化的、有規劃性的寫作。

吳呈杰：看《大廠小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滿剛剛自己說的這種邊緣人的視角。它的開頭就是四個字，“你來一下”。我相信不一定是在大廠工作的朋友，可能在任何一個職場工作的朋友，我們都知道“你來一下”可能意味著什么。它很好地反映我們每個人在職場的一個“失權者”的處境。

《大廠小民》，張小滿 著，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 2026年3月

張小滿：我覺得它背后其實是一種嚴重的失控感。因為你不知道“你來一下”背后是什么。這種嚴重的不安全感跟失控感，完全就是被支配的感覺。當然它也可能走向一種好的，對不對？但在“你來一下”發生之前的大概前一個星期，應該都能感覺到會發生什么事。

吳呈杰：我記得你當時說的一句話是，“這一切真的太糟糕了”。

張小滿：對，太糟糕了。我就覺得人與人的關系為什么會變成這種支配型的關系？因為我當時跟我的領導們平時也會吃飯，然后在工作中，他們也不全都是說要PUA（常被理解為情感控制）你或者要怎么樣，也會有很多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的時刻。但是在那種場景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變成了工具對工具的關系。

吳呈杰：小滿果然是做了很多年記者。你始終在觀察，而且你知道自己是在一個邊緣的位置來觀察。好像在這個環境當中發生著很多很熱鬧的事情，包括這個環境有自己運轉的一套法則。但是小滿非常誠實地告訴我們，我其實從來沒有搞清楚這些規則。

張小滿：或者是我試圖想搞清楚，我失敗了。我覺得文科生，或者是對文學比較感興趣的人，我好像不能這么歸類（笑），他們在遭遇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的時候，往往會啟動自己的觀察視角以及自己書寫的能力。這種書寫的潛力會在那一刻迸發出來，就是很多人會在痛苦的時候寫很多日記。

但是他寫的時候，不是說這個東西要給一個人看的，他就是寫下來。我覺得我當時狀態跟那種狀態有點像。所以大家看到的那種抽離視角或者是那種觀察視角，其實是在寫稿的過程中經過整理的。我經過反芻，經過整理，甚至說經過處理的一些東西。大家相信文學的誠實，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矯飾在里面的。

大廠里的“生態位”：

“獵人”、“掃地僧”與“農民”

吳呈杰：在看小滿這本書的時候，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滿也給大家淺淺地分了三類人。一類人是“農民”，一類是“獵人”，還有一類是“掃地僧”。這是怎么劃分的？

張小滿：這個是我跟江小漁聊出來的，他是書中的一個主人公。其實這個概念，也是他從我們另外一個總監那里聊到的，聊天時，他說他很像一個獵人。為什么呢？他跟大老板的關系很好，他跟我們的GM（General Manager，總經理）關系也很好，總會拿來一些很好的項目給他的嫡系。然后我們就會開玩笑，說你就像一個獵人一樣，整天打獵，拿一些好果子來給我們吃。

然后農民是什么呢？農民就是有點像我們這種。因為我們當時是一個文科生崗位。文科生崗位涉及到很多活動策劃、文案撰寫、營銷文案。當時AI（人工智能）還沒有那么發達，這種需要你出力，有很繁瑣的流程，需要不斷跟人溝通，但是它不出彩，很難向上匯報。

至于“掃地僧”這類，他們擁有獨門絕技。其實在我當時那家大廠，這類人有點像給我們那些大領導寫稿的人。早些年，這些大廠的領導經常要出席一些論壇。我當時碰到好幾個掃地僧這樣的角色，因為他可以一次連升好幾級，他一篇稿子寫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他不用管考核了這半年。

電影《年會不能停！》（2023）劇照。

吳呈杰：你當時留在大廠的一些前同事，尤其是做文科生工作的前同事，大家現在會有一種自己隨時會被取代的遭遇嗎？

張小滿：我上次跟我的朋友吃飯，他們還在大廠。有些比如說面臨三年或者幾年制合同，我感覺他有一種心態就是在等著被裁。我也碰到一些他們在AI部門工作的，“置身釘內”里面那個領導巡樓的這個事情，它真的不止發生在一家大廠，我有一些在別的廠的朋友，他們也是會被領導巡邏的。因為競爭太激烈了，他怎么證明他的工作是有效用的，他們就會用這種我很勤奮，我花更長的時間來工作，來向更上級的領導交代。

大家看我的書就知道，我的工作那一章我寫的我們那個創新項目很有人文關懷，當年大廠很想做一些事情，并且還在扶持一些原創作者。但現在大廠像這樣的項目不可能再存在了，他不會給你這個預算。我們當時那個項目給的錢其實是挺充足的，我們給的稿費也挺高。他這個預算的縮減跟媒體行業的坍塌是一致的。所以我原來同事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在做既定程流程上領導交辦的事情，整體還是很糟糕的，但是大家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不會離開。

我覺得就像我書里寫的，每一個大廠人最終的命運就是被退休或者被裁員。

為什么在大廠容易失去意義感？

吳呈杰：這兩年，大家總是在討論工作的意義感這個問題。我相信不僅是在大廠，整個職場環境都是這樣的。我現在跟各行各業的朋友們聊天，感到大家都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意義感喪失的問題。它來源非常多，一是大家的生存焦慮，第二是確實大家在工作上消耗很大，第三是現在各種新的技術的沖擊。

我想問一下小滿，你是怎么看待現在大家對于工作的這種意義感喪失的？

張小滿：我在大廠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受到的外部環境的困擾太多了。大家懂那種感覺嗎？就是我很害怕一些東西，但是理性分析下來，我害怕的那些東西好像它又沒有那么害怕。但是外界給我傳遞的很多信息是非常害怕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沒有生小孩之前，我覺得生育是非?？膳碌?。因為我母親給我傳遞的那種生育觀念，以及我看到的一些書，社交媒體上的一些東西，讓我非常害怕。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太過強調被看見的時代。因為社交媒體的發展，很多人會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分享到社交平臺上。你刷到了，它其實會給你帶來深深的、龐大的、一種無所不在的，別人怎么過得都那么好、別人怎么都是那樣生活的一種龐大的焦慮感。

我覺得這種氛圍有點像把一個人放在泳池里面，把它摁住抬不起頭的那種感覺，有點窒息。我們生活中這種窒息感的時刻無處不在，我覺得這是讓大家意義感喪失的一個原因。因為我們都在努力地讓自己被看見，都在努力地想在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中找到一點立足之地。但是很多人被這種龐大的情緒影響了自己的行動，導致他無法行動，于是會不斷地去思考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里。

但其實我覺得消解意義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行動，具體的行動，具體的連接。比如說今天大家來參加我們的分享會，它就是一種行動。這種行動能夠消解這個周末有可能過得無意義的一種方式。反正這是我自己的一種做法。我的做法就是我關掉社交媒體，關掉很多這種會影響我思維的東西，讓我更多地沉浸到一種我自己能夠有掌控的一個世界里。

為什么大廠容易失去意義感？因為我們除了系統設置的那一套，我們不斷地答題，然后我們去迎合那個考核的制度之外，它那一套制度的設置是讓員工跟員工之間變成點對點，沒有真實的交流。你們成為競爭關系，但沒有辦法建立真實的連接，你巴不得早點下班，不要跟你的同事聯系好了。這種其實是反社會的一種組織結構。

那么我覺得作為個體，你更要去找到跟你相似的人，然后要伸出你的觸角，跟你相似的人去產生連接。我不相信所有人都可以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下去。他一定是要跟他者產生連接，找到理解你的人，能夠跟你同頻共振的人，一起更好地生存下去，那么意義就能建立起來。

寫作對我來說也是這樣，它是一項很具體的，去對抗生活——也不能說對抗生活——就是我去生活的一種行動，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大家不要讓自己陷到那種虛無的感覺里太久。你去跑個步、游個泳，看本書或者什么的，不要刷你的小紅書，刷你的抖音。哪怕回老家跟你的父母生活一段時間，它最終會讓你找到你的使命感跟你的方向。我自己實踐的心得是這樣。

電影《小婦人》（2019）劇照。

吳呈杰：對，你剛剛說的所有話都是我最近的一個心聲。對于虛幻的數字、數據，我就盡量地意識到它們并不是我真實的生活。真實生活就是我見到的具體的人，我關心我家的貓，我去強健我的身體，我跟家人多打電話……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張小滿：是啊，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意識的。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也會慢慢意識到，龐大的敘事跟我們沒有太大的關系。比如說我們公司經常發財報說利潤多少，看起來是我們所有員工創造的，對不對？但是財報里永遠就那幾個人的名字，你創造了什么？其實你不知道。你拿的工資是很具體的，那個工資也可以就是你具體的意義感的來源，對不對？你可以拿你的工資去干一些別的，那個也是意義感的一種來源。所以不要去追尋空洞的概念，踏實地過自己的生活比較重要。

吳呈杰：最后也正好回扣到我們這本書的標題“大廠小民”。其實大廠它看上去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敘事，對吧？它是籠罩在我們身上的同一套的、像空氣一樣的東西。但事實上，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那個“小”，這個“小”就是我們的存在本身。我們可以去建立，用項飆的話來說，去建立我們的附近，或者建立我們最小單元的、微小的，但非常真實的生活。

張小滿：對，因為事實上我們的“大”是由我們的“小”構成的。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先來書寫“大”，“大”是有更多發聲機會，包括出版也是。但是“小”依然有它的位置。即使它是邊緣的，它是有一個個縫隙的。不要放棄這種東西，不要被這種龐大的東西嚇住，然后覺得這個東西我有點動不了，但其實有時候還是可以動得了的。這一點積極性對我來說很重要，它也是支撐我不斷做一些事情非常重要的動力。我不相信這個東西就這么無能為力，就這么毫無辦法。

嘉賓/張小滿，吳呈杰

整理/申璐

編輯/張瑤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