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感嘆，日本正處于唐朝以來最史無前例的失敗當中

6月24日，《日本經濟新聞》刊出一篇長稿，公開把今天日本的處境與公元663年那場被唐軍摧毀水師的慘敗相提并論。要知道，日本媒體描述國運低谷，向來慣用＂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三十年＂這類經濟學話術。

日本主流財經媒體很少把當代中日關系直接同1300多年前的軍事慘敗聯系起來，因此這一比喻顯得格外沉重。今天說出口，分量自然非同小可。那么，到底是什么把日本逼到了這個心理臨界點？表層看，是高市早苗政府上臺后這八個月的連環失策。

日本的電機、伺服、磁材、醫療影像設備、風電齒輪箱，哪一樣離得開重稀土？在鏑、鋱等重稀土的規模化分離、精煉和穩定供應方面，中國仍占據壓倒性優勢，日本短期內很難找到足量替代來源。

日本想繞路澳大利亞、繞路東南亞、繞路非洲，繞了十幾年，到2026年依舊繞不出去。原因不在礦，而在冶煉分離這道工藝門檻——這是中國用三十年時間、付出環境代價積累下來的產業縱深，靠開幾個礦是補不回來的。

更讓東京難堪的是汽車。日本曾把混動技術視為本世紀上半葉的＂安全牌＂，押注氫能源作為下半場的殺手锏。邏輯沒錯，節奏全錯。

當中國廠商用十年時間把動力電池、電驅、智能座艙、自動駕駛整套鏈條做成白菜價時，日本車企才發現，自己引以為豪的精密機械護城河，在電動化浪潮面前幾乎沒有意義。

2026年第一季度，寧德時代凈利潤約207億元人民幣，已經接近豐田同期營業利潤的量級。這顯示動力電池企業的盈利能力快速上升，但兩家公司業務結構和財務口徑不同，不能直接據此判斷寧德時代已經在整體利潤上追平豐田。

這個對比對日本制造業精英的心理沖擊，遠遠超過財報數字本身。汽車之外，半導體材料、精密化工、機床這些日本最后的＂壓艙石＂，正面臨中國全產業鏈的逐級穿透。

日本產業界過去長期存在一種分工想象：把中低端制造轉移給中國，本土集中于高附加值環節。但中國制造業升級正在改變這種舊有分工。這句話現在沒人敢公開講了。經濟層面的被動還能用＂轉型陣痛＂自我安慰，外交上的孤立就赤裸得多。

今年6月的G7峰會，高市早苗帶著稀土議題四處游說，希望復制十幾年前西方圍堵中國稀土政策時的同仇敵愾。結果場面相當冷清。歐洲在忙俄烏、忙中東、忙特朗普的關稅大棒；意大利、法國的車企還在排隊等中國電池產能；德國機床企業的中國訂單是它們這一年里少數的好消息。

誰愿意陪日本去打一場必輸的資源戰？更微妙的是美國的態度。特朗普政府要的是日本掏錢、買美國武器、扛起西太前線，并不真心希望日本在產業上獨立。

日本花費天價采購＂戰斧＂、改裝宙斯盾、推進所謂＂反擊能力＂建設，錢花出去了，安全感反而更低——因為越是把軍事姿態推到二戰以來的最高位，越要面對一個尷尬現實：這套體系的鑰匙在華盛頓手里，不在東京。

把這些線索串起來，＂白村江＂這個比喻的真意才浮現出來。663年那場海戰，日本敗的不是兵力，是認知。

它原以為可以參與決定半島格局，結果連基本的力量評估都做錯了。今天的日本，同樣困在一種過時的自我定位里——它仍把自己想象成＂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仍以為可以在中美之間扮演關鍵搖擺者，仍相信憑借精密制造和美日同盟就能鎖定區域優勢位置。

可現實是：東亞的產業重心、技術重心、市場重心、乃至話語重心，都在向中國大陸方向傾斜。這種傾斜不是某一屆中國政府＂做＂出來的，是十四億人四十年累積投資、教育、基建、研發的自然結果。日本可以不喜歡，但沒辦法不接受。

更深一層的麻煩是日本社會自身。少子化、老齡化、本幣貶值、年輕人逃離技術行業、地方城市空心化——這些病灶相互咬合，已經不是任何單項政策能解決的。高市政府選擇把內部焦慮轉譯成外部敵意，短期內能凝聚一部分選票，長期看是把唯一的回血通道也堵死了。

中日經貿合作越萎縮，日本經濟越難翻身；越難翻身，國內民粹越烈，對外姿態越僵硬。這是一個自我加固的死結。歷史給過日本一個范本。

白村江戰敗并不是日本學習隋唐制度的起點。早在戰前，日本已經通過遣隋使、遣唐使和大化改新吸收大陸制度。戰敗進一步強化了其建設中央集權國家、完善防御體系和學習唐代制度的緊迫感。那種放下身段的清醒，造就了之后的奈良、平安兩朝。

明治維新面對西方堅船利炮，也是同樣的邏輯——先承認差距，再全力學習。今天的日本，恰恰失去了這種清醒。

它既不愿承認中國大陸已是當之無愧的東亞第一工業體，又拒絕以平等姿態處理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議題。臺灣問題尤其敏感——這是中國的內政，是十四億人不容觸碰的底線。

這不奇怪。當一個國家把＂對抗＂設為前提，所有的路徑都會自動收窄。

千年前那一仗教給日本的道理，被祖輩一代代抄進史書、寫進漢詩、刻進京都奈良的飛檐斗拱。今天再被本國媒體翻出來當頭版隱喻，多少有點苦澀——它說明日本社會內部已經隱約意識到問題所在，只是當政者還在沿著相反方向加速。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它會押著相同的韻腳回來一次。這次能不能聽懂，要看東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