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本位的明清兩朝，為何長期沒有鑄造流通銀幣？

蘇哥之前寫的文章《白銀如何改變中國：一條銀線串起明清500年》，有好幾個朋友提出一些問題：

既然明清時期已經大規模使用白銀，朝廷也以白銀作為主要稅收貨幣，那為什么明清數百年里都不把白銀做成標準化的銀幣呢？哪怕技術不夠做打制銀幣呢？為什么要到了晚清才被動試鑄銀幣？

這些問題非常有意思！蘇哥今天就用自己的觀點來回答一下，當然不一定對，有不同意見的話可以像蘇哥一樣寫寫小文章來闡述自己的觀點！（最近蘇哥后臺有收到一些投稿，不過蘇哥都給拒了，因為蘇哥這個是個人賬號，水平有限不方便審閱他人稿件，大家完全可以自己開號發文探討，豐富咱們圈子的內容。）

的確，自從1581年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后，中國實際上就邁入了銀本位。但為何明清卻依舊長期實行稱量銀兩制（無法定面值，靠稱重驗色交易），始終沒有落地像西方國家的統一標準化銀幣呢？

有些人說是因為明清搞海禁信息不透明，還有就是鑄幣技術不允許，說中國古代是搞范鑄和翻砂銅錢路線的，沒有西方的扭力壓機或者水力鍛錘機技術。

這些理由呢看似有道理，但細究呢就知道不是主要原因，明清時期的中外交流并未完全受阻——明清時期的中國通過朝貢體系，外國使團，耶穌會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走私貿易等方式接收了美洲作物，西方天文知識，地圖測繪和火炮技術等。像Cob銀幣，荷蘭大馬劍，地球雙柱等銀幣早就通過貿易流入中國，朝廷和參與走私海貿的沿海士紳集團對于番洋（外國銀幣）是絕對不陌生的。

如果中國當時的統治者真對金銀鑄幣技術有興趣，無論是通過技術引進還是自己仿造，都是可以做到的。畢竟就連日本德川幕府都可以確立金銀銅三貨制度，大規模鑄造定值金幣和銀幣，總不至于說當時中國在技術上做不到。

蘇哥認為，銀本位的明清兩朝之所以長期沒有鑄造流通銀幣，主要是因為以下這幾點原因：

一、白銀是民間自下而上自發生成的貨幣

白銀其實是民間自發生成的貨幣，朝廷只是被動追認，而非官府自上而下立法推行的法定貨幣。

明初國策主推大明寶鈔，官府極為排斥金銀貨幣化，甚至連銅幣都有很長時間的停鑄。在寶鈔惡性通脹淪為廢紙，銅錢又不夠用的時候，海外白銀（日本銀、美洲西班牙銀）海量流入沿海，民間自發以銀結算商貿。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只是把民間既成事實制度化，賦稅折銀并不是朝廷主動設計的制度。

因此白銀在明清時期的中國本質上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貨幣，從底層商貿倒逼官府接納，貨幣規則并不由國家主導。

二、白銀供給高度依賴海外，朝廷無法控制源頭

明清本土白銀產量極低，國內流通白銀絕大部分都依靠貿易進口，白銀的存量和市場價隨國際銀礦開采，拉美獨立戰爭，海外貿易劇烈波動。

比如明末洋銀斷供銀荒，嘉道鴉片貿易白銀外流，乾嘉洋銀涌入通脹……白銀源頭在海外，朝廷沒法控制，自然就很難去賦予銀幣定值，鑄幣自然就比較多余，還不如直接用生銀/素銀直接稱重交易。

三、龐大既得利益集團阻撓統一鑄幣

本來各地庫平、漕平、市平重量不一，銀錠成色也參差不齊，過秤、驗銀、熔鑄、折算匯差也是利潤來源。一旦全國統一標準銀幣，稱重、公估、熔銀利差直接消失，既得利益集團那可是要拼命抵抗的。

各地征收賦稅，百姓碎銀上繳，官府熔鑄成官錠，火耗（熔銀損耗）是明清地方法定額外收入和官吏灰色俸祿大頭。一旦由中央牽頭鑄幣固定銀幣成色重量，那么這部分火耗就會變成鑄幣稅直接被中央抽走，地方督撫和州縣以及基層官吏自然會反對，清代“火耗歸公”只是把灰色火耗合法化，并不敢真跟整個利益集團碰撞。

道光，咸豐年間就數次提議官鑄銀元全國通行，但遭戶部、地方、銀商聯手擱置。

就算到了清末決定要鑄幣了，“元兩之爭”都一直未絕，兩幫人馬吵了很久。因此明清時期統一全國鑄幣的難度遠超今人想象。

四、傳統治國財政思想限制

明清本質上還是封建王朝，沒有能夠建立近代國家的財稅貨幣制度思想。主流理財思想還是輕改幣制，不生事端。正所謂“治錢以安靜為要，興一利必生一弊”。官府只收成品稅銀即可，不愿再投入巨額成本搞統一規格的流通銀幣。

五、二元貨幣生態弱化統一銀幣需求

明清時期民間日常柴米油鹽小額交易用制錢（銅錢）或者以物易物，只有繳稅、長途大宗貿易、大額借貸才用白銀，兩套貨幣長期互補運行，也就是所謂的“大數用銀、小數用錢”。

老百姓日常幾乎碰不到大額白銀，碎銀拆分兌錢由銀鋪完成。官府只需要收整錠稅銀，不需要細碎標準化銀幣流通，市場自發的碎銀，各地元寶剛好適配分層需求，倒逼改制的民間剛需不足。

以上就是蘇哥關于明清時期為何長期沒有鑄造流通銀幣的答案了，僅僅是蘇哥自己一家之言，我相信大家應該可以總結歸納出更多客觀主觀原因。

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無論明朝還是清朝，都只是傳統的封建專制王朝，并非近代國家，其本身的財稅貨幣制度思想封建保守被動落后，以至于晚清海關稅，外債，賠款大多直接以外國銀元結算，外幣深度綁定了國家對內和對外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