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站在AI對面，還是與AI并肩？

人好像都無法自發地、整體性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就像魚無法對象化地理解水。對此，當代著名人類學家英格爾德（Tim Ingold）認為：魚無法離開自己熟悉的水域，卻可以逐漸發現、重新感知水的存在，這一過程，正是人類學帶領我們意識到，并經驗著他者的存在，再將這些經驗帶回自身文化想象圖景的過程。

在最近出版的新書《看不見水的》中，作者延續了這一比喻：人類像魚一樣渾然地生活在熟悉的水域中，日常生活中的無數“人類學瞬間”，驚擾著我們這群慵懶麻木的“現代魚”。在被當作“自然”的習以為常中，實際運行著的是“文化”的邏輯，被當作靜止“空間”的，不曾被看見的“水”，實則是流動的、變化的。我們在這種視角中自我刷新，以覺知到行動和改變的可能。

如今，在“全面AI化”的海洋中，人類學也獲得了新任務：它不僅“幫魚看見水”，還能觀測水質——它偶爾能帶我們跳出水面，站上礁石。如果將目光放得更遠，會看到人類學的角色愈發意味深長。

《降臨》劇照。

在不少科幻小說中，人類學家都被設定為星際溝通者。卡德（Orson Scott Card）的《死者代言人》即是以星際人類學家的異常死亡開篇，最后揭秘，每一任星際人類學家都是在與異族的交往中，在律令和友誼的拉扯中，自愿赴死。他們承擔的是跨越文明的溝通和理解之責，也充分意識到倫理之重，因此愿意獻出生命以維護異族之間交流的空間。這與另一類推崇“黑暗森林法則”的科幻小說形成對位：后者代表著機制性的計算性思維，即假設一切文明都是風險，都是潛在的敵人，物種間關系被簡化為沒有轉圜余地的博弈。

面對外星生物時，出派人類學家，或像《降臨》里，出派語言學家，意味著一種期待：以善意面對未知，去自我中心化的、平等探索的理解。這或許正是未來人類學的樣子：不僅在地球上“觀察水質”，也在星際間進行聯絡。如同許多人文學科一樣，人類學也面臨著AI時代的變化與挑戰，那么，我們如何在當下重新理解人類學？我們是否還需要人類學？

撰文｜陳明哲

AI時代的人類學

當下，我們似乎在被世界推著向前。時代的列車還沒停穩，乘客們就爭先恐后地穿戴新裝備，害怕在AI新賽場中落于人后。當然，是否會被“裝備”所取代是另一個普遍的隱憂。

不久前，我們還在火熱地“養龍蝦”，即2025年底出現的一款名為OpenClaw的開源AI智能體，因其圖標形似紅色龍蝦，能幫自己完成工作，但轉眼社交媒體上就充滿對它的吐槽。回想2025年初，人們還在為DeepSeek的創造力驚喜；現在已經開始警惕被自己的“數字人”替代。GPT剛出現時，無論是批判還是擁抱，我們都以為自己有得選。如今，這一切的發生，讓那種被迫前行的感覺越來越真切。

無論如何，AI是人類的一種工具，而工具無法賦予自身內在價值。一般認為，工具是人的附屬和延伸。工具的存在，緣于人的脆弱，對脆弱的自知，以及對超越脆弱的渴望。在物理層面，工具確實拓展了人類的生理極限，讓我們完成僅憑血肉之軀做不到的事。但是，當工具從“延伸”變成“尺度”，它就開始反向規定人的行動，甚至內化為思考的邏輯。

《看不見水的魚》

作者: 劉琪

版本: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年5月

這種綁架并非始于AI，工具反向定義人的現象，在更早的工業流水線、泰勒制管理中就已存在，而算法只是將其加速到肉眼可見。2020年那篇《被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展現了算法如何困住人。外賣程序以時間為標尺，把騎手“設計”成送貨機器，無視生存空間中肉身要遭遇的偶然與意外。從宏觀看，這種做法確實提升了送貨效率，且這一系統自身似乎總能找到某個平衡的臨界區間，并不會無限加速下去，帶來毀滅性后果。但我們之所以認為其危害不大，或許是因為視野還不夠宏觀：當這一鏈條被放到整個社會生產的網絡中，鐵籠就形成了——外賣節省下來的時間，只會被用于做更多無意義的事，因為系統優化的目標不是讓人更幸福，而是讓生產鏈條轉得更快——于是，任何效率提升最終都會被新增的、服務于形式的任務填滿（比如更精細的考核、更密集的派單），大部分工作只是在持續地將個體的熱血轉化為形式的養料罷了。

人類學家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2022）中態度激進地總結了這些無意義的工作。他提出，“隨從”是當代仆人，存在的價值是讓主人體驗自己的重要性；“打手”從事有害他人的工作，制造并售賣顧客并不需要的欲望；“打勾者”承受行政人員的苦難和誘惑——形式主義可能侵蝕靈魂，讓人不再思考“何為重要之事”。我們都同意，工作不應該只給勞動者提供再生產的報酬，就像人不應像給螺絲釘上油一樣，只是機械地保養身體，它還需要幫助人們實現對自身的期待。

《毫無意義的工作》

[美] 大衛·格雷伯著

呂宇珺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7月

這些無意義的工作不僅帶來我們所熟知的“內卷”，而且獲得它們的機會也需要“內卷”，即在一個封閉系統里進行不產生實質生產力的競爭。競爭形式層出不窮，在內容上，勞動者卻毫無產出，只是進行著消耗。同時，系統只認可“可計算的表現”（如工時、單量、KPI），而對“不可計算的付出”（如創造性、關懷、判斷力）視而不見。“內卷”帶來的最可怕的結果不是浪費資源，而是消磨信念，當形式性的、工具性的思維貫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就不再相信事物的內在價值，也喪失了實現自身價值的期待。

從計算性的視角來看，對內在價值的信念具有某種魔法屬性，因為純粹的計算性無法捕捉、衡量它。這種“魔法”根植于“社會性”，它有很多名字，比如安全感、存在感、崇高性、責任感和愛。人類終究是“社會性動物”，我們需要在關系中感知自身，自我才能生長充實。

人類學等人文學科則錨定了這種“社會性”進行研究，并探索著與之相伴的“魔法”——關于“巫術”的敘事很能體現人類學的特色。當代人通常認為科學是進步的、開拓的，巫術是落后的、保守的。但是，在人類學看來，巫術是原始人的理性，也是現代人的迷信，科學與巫術這兩種思維并無高下之分，也不必然互相排斥。科學以一套可量化、可比較的邏輯統領著理性與判斷，巫術則應對著不可理喻的風險和不安。

在這一意義下，人類學站在AI的對面，但這并不是因為它反對計算邏輯，而是因為它試圖保留一個警醒的位置：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東西，或許決定著人類的生存品質，而那些無法被計算的東西——意義、期待、對自身價值的確認，才是文明的地基。但是，人類學以及其他人文學科在當下以及未來的位置，依然需要討論。

人類學，在“科學”與“巫術”之間

現代人在“科學（計算性）”與“巫術（人文性）”之間的真實處境究竟是什么樣的？劉琪在《看不見水的魚》中試圖給出一些回答。

科技確實許諾人們通往更平穩、安全、充滿選擇的世界，但現實恰恰相反：社會越發充滿風險，不同群體感受到了不同的震蕩。選擇看似豐富了，選擇時的無力感卻并未減少——我們被連根拔起，塞入一個工具化的、抽象的、懸浮世界之中。

與巫術世界所能給予的全面信仰不同，懸浮的現代世界沒有一套統一的、完整的、能讓所有人信服的意義系統。我們能夠追求的確定性，似乎只剩下即時的快樂，比如吃喝的滿足，或是將吃喝拍成美照發到社交媒體上，即虛榮心的滿足。

這讓人想起《千與千尋》里千尋的父母在無人餐廳中麻木地狼吞虎咽，或是《黑鏡》中，每個人都依賴其他人的“點贊”才能存活。即刻滿足的快樂，愈發加劇了本就自戀的現代人的自我聚焦，因而更徹底地失去了與世界產生聯結的“廣度”；同時，稍縱即逝的享樂體驗無法像種子一樣持續地在精神的土壤里生根，因此也無法提供支持我們繼續探索的“深度”。

《千與千尋》劇照。

現代人失去“廣度”與“深度”的原因可以歸于兩個方面：

其一，在被計算和工具性思維填滿的空間中，我們往往像千尋的父母一樣“主動地麻木”，在失去超越性的、重復的日常中喪失感知力。不論千尋如何強調隧道“很奇怪”“很害怕”“不喜歡”，他的父母完全忽視，因為他們正如我們，習慣于依賴經驗、推理和所謂的邏輯，卻從不過問它們來源和前提，也不關心它們的起源與終點。

其二，現代社會高度依賴抽象化的系統，而人又很難真正理解這些抽象符號的運作，更難以對它們產生情感鏈接。比如，大部分人理解股票時所想象的并不是金融體系或價值投資，而是類似于“財運好”“發橫財”這類有點“玄”的解釋。在日常語言中，我們在經歷無法解釋的挫敗后，比如今天有急事但是手機突然壞掉，會埋怨自己時運差，甚至覺得整個世界都在針對自己。“運氣不好”“RP差”“點兒背”……這些我們用來解釋不幸事件的方式，只是詞匯上不同于巫術時代的人們對世界的描述，現實中我們的很多行為模式依然是巫術化的；但是，理智上，我們又已不再相信巫術的存在。

當一個人既以“使用”的邏輯面對世界，又無法理解抽象符號的運作時，他就會同時陷入無意義感和無根基感。年輕人的“寺廟熱”“玄學熱”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它們并非簡單的宗教信仰問題，而是在缺乏確定性和希望的物質環境中，年輕人在主動尋求一種充滿活力的回應，以這種看似“迷信”的方式，在心靈和精神層面尋找心安與寄托，從而獲得積極的心理暗示。

這類例子比比皆是。“刮刮樂”的火爆，以及各類購物狂歡節的火熱，同樣是人在面對無意義感和無根基感時的另一種反應。它們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卻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人安全的刺激——奮不顧身地投入，開啟一個短暫的安全的迷狂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們以一種代償的方式，暫時填補虛空感，遺忘根基。

總之，現代人的日常生活顯示了：巫術從未消失，它總是在以曲折的方式回歸。

人類學則要對這種隨時而變的巫術進行主動的梳理、提煉和凝結。在人類最恒久的主題——婚姻與愛情的拉扯中，巫術與科學的博弈早有呈現，不過，它在此更多地表現為秩序與動力之間的斗爭。

《千與千尋》劇照。

婚姻是基于人類交配欲望而建立的制度：在任何一種文化中，對性關系的控制都是婚姻的主要功能，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維護。而愛情是一種近乎迷狂的狀態。正如吉登斯的《親密關系的變遷》中所寫：“激情之愛具有一種只存在于宗教迷狂中的魔性。”這種迷狂不斷賦予個體新鮮的感受，也時刻準備著讓個體違背自身利益，為愛戀對象做出犧牲。婚姻基于這種難以掌控的持續爆發的動力，卻又以秩序的方式，限制它的無限擴張。動力與秩序的戰爭從未停歇，婚姻制度的科學永遠也無法束縛激情的巫術。

婚姻源自愛情卻在管束著愛情，正如AI之于人類，它代表著極致的秩序性，致力于糾正偶然，納入正軌。但那些不可計算的瞬間，或許才是意義的潛能空間。人類學是“文化巫醫”，它以去工具性、去抽象性的方式促成文化間的相互照應，它不僅在觀察和記錄具體的巫術，也在比較巫術和科學間的關系，有時候，它也參與巫術的修改和創新。它不是要抵抗秩序，而在給予提醒：我們的文明動力源自模糊性和超越性，人類需要在秩序與動力之間，找到立足之地。

好的“人類學”

都是“反人類（中心）學”

那么，人類學如何反觀自身呢？當它從一種獵奇的凝視變為驚奇的理解，又從理解變成一門學科、一套方法、一種職業時，它是否也在用秩序扼殺自己本該謹慎對待的巫術性？一種有價值的人類學究竟是為了什么而存在的？

我認為，是為了“反人類（中心）”而存在，這里的“人類”，不是指作為物種或價值主體的人，而是指那個被我們自己當作“自然”的、不假思索的、習以為常的“人類經驗”，我們對AI的傲慢與駕馭感，和我們對AI的恐懼與無力感，都源自這種主體的自大。好的人類學恰恰要打破這種經驗，讓人看到：我們以為天經地義的生活，不過是無數種可能性中的一種。

更具體而言，人類學的一種可能性是，提供關于“遠方”的具象想象。但是這種“具象的遠方”可能將讀者導向一種麻木的獵奇，對另一種文化的消費。正如蘇珊·桑塔格在《關于他人的痛苦》中所揭示的，人們會帶著無風險的距離舒適地消費暴力奇觀。人類學可能也面臨同樣的陷阱。我們宣稱的“關懷”，是否只是把對方當作撫慰我們自身文明焦慮的工具？

《關于他人的痛苦》

作者: [美] 蘇珊·桑塔格

譯者: 黃燦然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6月

人類學的另一種可能性是，給讀者呈現出人類學家的視角，包括人類學家如何與研究對象相處，如何在互動中調整自己的成見，而一切田野工作中的瑣碎和偶然又如何影響研究結果，對這些實踐的報告直觀地展現出一種對待陌生人的倫理態度。比如，奈吉爾·巴利（Nigel Barley）在《天真的人類學家》里，呈現出的一次次的與非洲喀麥隆多瓦悠人彼此震驚的狀態。他的記述，最開始可能只是作為“樂子”進入讀者的視野，但隨著閱讀的進行，我們在潛移默化中，或將對素未謀面的“那里”產生一種愉悅的、平視的親切感。

從讀者的角度看，一種好的人類學確實能重新燃起我們對尊重的思考和對愛的重視，但是這種“重燃”需要途經某種“陌生”。當我們遭遇“陌生”時，首先會條件反射般排斥，比如伴隨著巴利的視角，我們也同樣不明白多瓦悠人為什么總是說一兩句話就打住，直到他發現，在多瓦悠人的對話禮儀中“不打斷他人”并非禮貌，多瓦悠人的對話模式更像是丟球游戲，彼此需要不斷地接受對方語言和肢體的肯定，才會繼續說下去。

當讀者閱讀至此，也會產生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這種詫異帶來了反思的裂口，劃出了我們自身的邊界。我們由此意識到所有習以為常的“自然”都是“文化”的，也即都是偶然的——這個世界的價值排序并不存在唯一的“正確答案”，任何一種文明都是在文化與自然的無數次偶遇中蛻變為時間的沉淀。

《天真的人類學家》

作者: [英] 奈吉爾·巴利

譯者: 何穎怡

版本: 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5年8月

但是，當彼此意識到我們都是“偶然的存在”，反而能產生一種超越文化差異的共情：你和我不同，我們可能同樣的狂妄，都在各自的偶然性中努力尋找意義，并將這種意義視作普遍的必然。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從偶然性中理解某種貫通之“愛”，它基于“我不完全理解你，但我愿意面對這種不理解”的坦誠，這種關懷可能讓我們遭遇創傷，但也必然讓我們刷新有關根本價值的默認設置。

從作者的角度看，人類學可能并不存在某種能夠被明確規則化的“規范”，而更可能是一種“典范”。或者說，如果存在什么規范，那也是作者的自我要求，比如時刻保持坦誠的好奇，它不能淪落為一種自我感動。

坦誠的、好奇的人類學家不可能是一個徹底的“旁觀者”，他們不會允許自己的觀察淪為一種俯視和偷窺——消費而非看見差異，且無意于回應。回應也不是在倡導一種啟蒙，如果我們承認，任何一種“看”都是介入，那么在明確這一“介入”的前提下傳達：我愿意了解你，是因為我們或許一樣，在意義和理解之間掙扎，歡迎你也走進我的掙扎。這樣看來，人類學的本質更像是在“好奇”、“回應”甚至“邀請”之間波動。

人類學的魅力或許正在于：它允許我們的自我解構和建構同時進行，在行動中真誠地追問和回答，哪怕答案注定是臨時的、不完整的、流動的。它站在AI所代表的那種“永恒的、閉合的、可計算的世界觀”的對面，反對把“人類”當作一個已經完成的對象看待。只要人類期待被震驚、還好奇自身的邊界、還尊重偶然性與模糊性，我們就會需要人類學。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明哲；編輯：走走；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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