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學副教授為何選擇去澳洲讀教育學碩士？

權新峰博士。圖源：權新峰個人視頻號

撰文｜李想俁?

從美國名校化學博士、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副教授，到西湖大學講師，再到辭職前往澳大利亞攻讀教學碩士——權新峰的履歷，放在今天的中國高校體系中，多少顯得有些“逆行”。

在“非升即走”、論文指標與科研績效主導的大學環(huán)境里，青年教師最重要的任務，通常是發(fā)論文、拿項目、做科研。教學當然也重要，但更多時候，它被視為一種必須完成的事務：耗費精力，卻很難真正轉(zhuǎn)化為職業(yè)回報。

但過去這些年，權新峰把大量時間投入課堂。他組織教學工作坊，閱讀教育學與認知科學文獻，嘗試討論式課堂、探究式學習與項目制教學，也不斷反思課程設計、學生評價與考試方式。他越來越意識到，教學并不是把知識講明白那么簡單，而是一套高度復雜、需要系統(tǒng)研究支撐的專業(yè)實踐。

與此同時，他也逐漸感受到另一重現(xiàn)實：在大學體系里，教學幾乎是“沒有爹娘的孩子”。很多高校熱衷于推廣翻轉(zhuǎn)課堂、慕課、主動學習等教學改革，但真正圍繞如何學習、教學如何有效展開的系統(tǒng)研究與教師訓練，卻長期缺位。大量改革最終停留在形式層面：課堂看似熱鬧，學生卻未必真正學會思考。

更深的問題，則來自整個教育體系。在權新峰看來，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國教育始終被同一個指揮棒牽引：以標準化考試為核心的篩選邏輯。當教育的核心功能變成選拔，教學目標、課堂文化乃至學生對學習的理解，都會不斷向考試靠攏。“很多人默認教育的目標是篩選，而不是培養(yǎng)。”他說。

今年年初，權新峰辭去高校教職，前往澳大利亞攻讀教學碩士，并計劃未來進入中學教育領域。這并不只是一次個人職業(yè)轉(zhuǎn)向。某種意義上，它更像是一位曾經(jīng)身處科研體系內(nèi)部的青年教師，在長期教學實踐之后，對中國教育結(jié)構(gòu)性問題的一次重新思考。

在與《知識分子》的對談中，他反復提到一個詞：Evidence-based teaching（循證教學）

在他看來，教育不應只是經(jīng)驗主義。好的課堂，并不只是依賴教師個人熱情，而應建立在認知科學、教育心理學與長期實證研究基礎之上。就像醫(yī)學需要循證，教學同樣應該成為一門可以被研究、驗證與修正的專業(yè)。

但現(xiàn)實是，今天許多大學教師甚至從未接受過系統(tǒng)教學訓練。“大家特別關注用什么方法，卻很少追問為什么這樣設計。”權新峰說。

教學幾乎是“沒有爹娘的孩子”

《知識分子》：很多海歸博士進入高校后，會自然地把主要精力投入科研與論文發(fā)表，而不是教學。但您似乎一直非常重視教學。為什么？

權新峰：很大程度上是個人興趣。讀博士期間，我讀了很多閑書，大概有三百本，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不同學科的入門科普。那個階段，我開始重新思考意義和價值這些問題。

很多人默認一種人生路徑：比如你拿了美國名校化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就應該繼續(xù)做科研，否則就是浪費。但我后來越來越覺得，這種路徑并沒有什么天然正確性，它更像是一種未經(jīng)反思的社會共識。

真正的問題是：人為什么一定要按照既定軌道生活？我后來慢慢意識到，自己對自然科學研究并沒有那種足夠強烈、能夠持續(xù)幾十年的熱情。科研有成就的時候當然會興奮，但那種興奮很短暫。我很難想象把一生都投入在化學研究里。

相反，我更喜歡和人打交道，也更喜歡思考“人如何學習”這樣的問題。學生因為課程受到啟發(fā)、發(fā)生改變時，那種滿足感，比發(fā)表論文更強烈。

后來正好有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的崗位。我愛人是四川人，這個學院又和我母校匹茲堡大學合作，當時也相對重視教學，于是我就去了。但真正開始投入教學后，我很快發(fā)現(xiàn)：如果想把教學做好，它絕不是經(jīng)驗活。你必須研究它。比如，什么樣的課堂設計更有效？學生為什么會走神？為什么有的知識學生學不會？什么樣的任務設計能形成真正的學習動機？這些問題背后，其實都涉及認知科學、教育心理學甚至神經(jīng)科學。

也就是說，教學本身應該是一種研究。

《知識分子》：但在大學體系里，教學似乎一直不是最核心的事情。

權新峰：是的。教學在很多高校里，基本屬于“沒有爹娘的孩子”。科研至少有完整體系：項目、論文、基金、評價標準、職業(yè)晉升路徑，都非常明確。

但教學呢？很多時候只有一句口號：重視教學。真正圍繞教學展開的制度建設其實很薄弱。包括教師培訓、課程設計支持、教學研究共同體、教學數(shù)據(jù)分析等，很多都缺乏。所以后來我越來越意識到，僅靠個體教師的熱情，很難真正推動教學改革。

為什么很多教學改革最后都流于形式？

《知識分子》：這些年國內(nèi)高校也在做大量教學改革，比如翻轉(zhuǎn)課堂、討論式教學、慕課等。但很多人感覺最后往往流于形式。

權新峰：因為大家太關注招式，而忽視了心法。過去十年，我在全國做過30多場教學培訓和工作坊，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很多教師對教學設計最基本的原理并不熟悉。

比如，一個教學目標到底應該怎么寫？在教育學里，一個合格的教學目標必須是可觀察、可評估的。你不能寫讓學生理解化學之美，因為你無法測量。你必須明確：學生最終能完成什么任務、達到什么認知水平。

再比如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這在美國教育學里幾乎屬于入門知識，但很多高校教師并不熟悉。結(jié)果就會出現(xiàn)一種情況：大家熱衷于學新方法，卻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設計。很多時候，翻轉(zhuǎn)課堂最后變成了老師少講一點，討論式教學變成課堂熱鬧一下，學生并沒有真正發(fā)生深層學習。

因為教學設計本身是系統(tǒng)工程。你需要考慮學生基礎、任務難度、認知負荷、反饋機制、課堂文化等等。否則再好的方法都會失效。

《知識分子》：您自己在課堂中做過哪些嘗試？

權新峰：我曾經(jīng)很理想主義。最初我希望把教學真正做成一門專業(yè)，甚至建立一種新的教學文化。我組織教學研討會，和同事們一起讀教育學文獻，討論認知科學研究，也做小規(guī)模課堂實驗。

比如，我們會討論一個問題：學生評價到底能不能代表教學質(zhì)量？很多學校非常重視學生評教，但實際上，教育學研究很早就發(fā)現(xiàn)，學生滿意度和真實學習效果并不一定一致。有時候，真正有效的學習反而是不舒服的。因為深度學習意味著認知沖突，意味著學生必須不斷修正自己原有理解。這并不總是輕松愉快。

這也是為什么我后來特別關注循證教育——也就是基于研究證據(jù)的教學。教育不應該只是“我覺得這樣挺好”，而應該像醫(yī)學一樣，盡量建立在可靠證據(jù)之上。

高考不改變，很多改革都會重新回到篩選邏輯

《知識分子》：后來您為什么會把關注點逐漸前移到基礎教育？

權新峰：因為我越來越覺得，大學里的很多問題，其實早在中小學階段就已經(jīng)形成了。比如討論能力、合作能力、問題意識，這些東西不是大學里突然長出來的。我后來在澳大利亞觀察課堂，很明顯能感覺到差異。在他們那里，小組討論、合作學習是從小就開始的。學生天然習慣表達、提問和參與。

但在中國，大量學生長期接受的是“聽講—記憶—做題”的訓練。這會導致一種結(jié)果：學生非常擅長標準化考試，但不一定真正理解知識是怎么產(chǎn)生的。

《知識分子》：您認為問題核心是什么？

權新峰：核心還是評價體系。從教育學角度，一個基本原則叫“目標—教學—評價一致性”。也就是說，你想培養(yǎng)什么能力，就必須用相應教學方式，并用相應評價去檢驗。

但如果最終決定命運的是標準化考試，那么整個體系最后一定會向考試對齊。所以很多人會逐漸默認：教育的目標就是篩選。當篩選成為核心任務后，教學自然會圍繞如何更有效地區(qū)分學生展開，而不是如何讓更多學生成長。

《知識分子》：所以您后來決定去澳大利亞讀教育學？

權新峰：一部分原因是這樣。還有一個很現(xiàn)實的原因是孩子。我后來做了一些基礎教育調(diào)研，也接觸了很多中學教師和學生。坦率地說，我對現(xiàn)有教育體系是有擔憂的。我希望更系統(tǒng)地理解教育，也想看看別的國家是怎么培養(yǎng)教師、組織課堂和訓練學生的。我們不能用講PPT的方式教學生游泳。

《知識分子》：您一直強調(diào)探究式學習。但很多教師會覺得，這種方式在中國很難落地。

權新峰：因為它對條件要求確實很高。真正的探究式學習，需要教師不斷提供腳手架——也就是根據(jù)學生狀態(tài)持續(xù)引導。

這意味著班級規(guī)模必須很小。如果你想在十分鐘內(nèi)對每個小組都進行有效指導，那么一個班20人左右基本就是上限。所以很多人說自己在幾百人的課堂里做探究式教學，我會比較懷疑。那可能只是課堂互動，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探究。

因為探究式學習的核心，不是讓學生熱鬧，而是讓學生經(jīng)歷問題提出、假設建立、模型構(gòu)建與驗證的過程。這和聽懂老師講課完全是兩回事。我們不能用講PPT的方式教學生如何游泳。

《知識分子》：但這種模式會不會天然成為一種精英教育？

權新峰：某種程度上是的。高質(zhì)量、個性化教育，本來就很難低成本大規(guī)模復制。無論美國、歐洲還是澳大利亞，真正優(yōu)質(zhì)的教育資源都非常稀缺。很多頂層家庭甚至自己辦學校，本質(zhì)上也是因為他們知道：真正好的教育，很難標準化流水線生產(chǎn)。

《知識分子》：您的一些課程評價似乎并不總是很好。

權新峰：是的，而且我后來反思，很多問題確實在我自己。比如我曾經(jīng)在一個50人的大班里大量引入討論。后來發(fā)現(xiàn)效果很差。因為大班環(huán)境下，學生很容易變成圍觀者。

還有一次，我把原本一年的課程壓縮成一個學期，只減少了內(nèi)容量，卻沒有真正降低難度。這對非專業(yè)學生來說負擔太重。另外，當時還是全英文授課。后來我才意識到，學生同時處理語言理解與知識理解，會極大增加認知負荷。這些其實都是教學設計問題。

我現(xiàn)在越來越認同一個觀點：當學生學習效果不好時，教師首先應該反思自己。如果一味歸因于學生，那問題就永遠無解。

《知識分子》：但您似乎仍然堅持比較反套路的考試方式。

權新峰：因為我不希望學生只訓練記憶。我的考試通常會出一種題：題目沒見過，教材里也沒有原題，但解題所需知識都學過。核心考察的是遷移能力和分析能力。本質(zhì)上，我想訓練的是：學生如何面對陌生問題、如何建立模型、如何拆解復雜系統(tǒng)。因為真正的科學工作，本來就不是背答案。

教學不該只是科研的附屬品

《知識分子》：現(xiàn)在回頭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權新峰：我越來越覺得，教學需要被真正專業(yè)化。今天大學里，很多教師其實并沒有系統(tǒng)接受過教學訓練，但卻默認會科研的人自然會教學。可這兩件事并不是一回事。一個優(yōu)秀研究者，未必天然懂得如何組織學習、設計任務、理解學生認知過程。

教學本身需要長期訓練，也需要持續(xù)研究更新。比如現(xiàn)在教育學里，已經(jīng)有大量研究去討論認知負荷、學習動機、錯誤反饋、課堂互動等問題。但很多高校教師并不了解這些。這也是為什么我后來越來越關注教師教育。

《知識分子》：您會后悔離開高校嗎？

權新峰：目前不會。當然，我依然很喜歡大學環(huán)境，也仍然關注高等教育。但我越來越意識到，教育問題不是靠某個明星教師就能解決的。它背后是整個制度、文化與評價體系。

而我真正想推動的一件事，是讓更多高級知識分子意識到：教育不是附屬工作，而是一門值得嚴肅研究的專業(yè)。因為大學最終、最核心的問題，仍然是培養(yǎng)人。如果這一點被放到次要位置，那么無論科研多么繁榮，教育體系都會留下很大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