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東歷史人物,是筆者長期所關注的話題之一。這些年來,自己逐漸形成習慣——不管是在半島內走訪,還是去往外地,都會對相關膠東歷史人物加以留意。五月上旬,筆者去往河北省會石家莊游覽,期間到訪過正定古城,就因此了解到本文的主人公王啟曾。
正定,如今為縣,舊時則設府,明代稱“真定府”,清代避雍正皇帝名諱而改稱“正定府”。而筆者在查詢該府職官名錄時,就發現清代后期的知府王啟曾來自膠東,其籍貫具體為登州府蓬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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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古城中的隆興寺)
了解到這一信息之后,筆者進一步查詢《蓬萊縣志》《登州府志》,找到關于王啟曾更詳細的記載。這才發現,其不僅在外為官頗有建樹,而且還是見證煙臺開埠的一位關鍵人物。接下來,就參考史志資料,對其生平做個簡要梳理。
根據《蓬萊縣志》記載,王啟曾,號秋浦,是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進士出身。雖然最終得以金榜題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因為,早在十八年前的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王啟曾就考取舉人,然而在此后的會試中卻長期未能突圍。期間,他曾以舉人身份參加選拔,獲得了國子監學正的官職(正八品)。換句話說,王啟曾是先踏入仕途,后考取進士,這種情形在歷史上不乏其例,膠東歷史名人、甲骨文發現者王懿榮(福山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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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的功名等級優于舉人,仕途起點也更高。金榜題名之后,王啟曾被授予刑部主事官職,品級從正八品躍升為正六品。自此,他在刑部任職十數年之久,官職逐漸升為郎中(一司之長,正五品)。刑部主管司法訴訟,王啟曾在任期間“多所平反,不避權貴”,頗有口碑。
后來,王啟曾由京官轉任地方,曾署理過直隸廣平府知府。當時已是多事之秋,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利,清廷被迫與英法等列強簽訂了不平等的《北京條約》,進一步增加對外通商口岸數量,其中就包括了北方三口,即營口(替代牛莊)、天津、煙臺(替代登州)。
開埠通商涉及事務眾多,在煙臺開埠過程中,當時主管三口通商的大臣崇厚向清廷舉薦王啟曾前去會同地方官員辦理這一差事,清廷予以批準。
對此,《清實錄》記載道:“(咸豐十一年五月)崇厚奏山東登州新開口岸遴委妥員前往會辦一折,據稱,山東登萊青道崇芳等所議通商章程,雖系因地制宜,(但)與條約新章多有不符之處,并恐該道等于現辦新章未能諳熟,現派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等赴登州,請飭譚廷襄轉飭崇芳等會同妥辦……著譚廷襄飭令登萊青道崇芳等,俟王啟曾到后,即會同該員將一切通商事宜悉心籌劃、妥為辦理……”
限于資料,筆者暫時沒有查閱到崇厚奏折的原文,不知他舉薦王啟曾的具體理由,推測除了其辦事干練之外,籍貫為登州府(熟悉膠東情形)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王啟曾奉命來到煙臺之后,深度參與了開埠及東海關(清廷在煙臺口岸設置的關稅監管機構)成立事務。后世史志資料或文章在回顧煙臺開埠歷史時,通常都會提到王啟曾之名。
例如,《山東省志?海關志》寫道:“清政府……調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到煙臺籌辦開埠事宜,并令登萊青道臺崇芳、董步云和戴肇辰等協同辦理……王啟曾等到煙臺之后,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于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正式舉行了煙臺開埠儀式,同時宣布籌建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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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臺市志》也在大事記中記載道:“8月22日 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主持煙臺對外開放儀式,同時宣布籌建東海關。”
煙臺差事辦理結束后,王啟曾重新回到直隸任職,在同治六年(1867年)出任正定府知府(注:清代中期之后,知府為從四品,但王啟曾之前就獲得正四品道員官銜),表現同樣可圈可點。當時一眾名臣如祁寯藻、曾國藩、左宗棠等都與王啟曾有過交集,并對之贊賞有加。從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存檔資料來看,王啟曾在同治八年(1869年)從正定府離任,原因為患病回鄉調理,而負責將此事上奏朝廷之人,正是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
回鄉數年之后,王啟曾病故。因為宦績和品行突出,他被尊奉入祀蓬萊鄉賢祠。查詢檔案,可以找到一份題為蓬萊縣已故直隸正定府知府王啟曾入祀鄉賢祠請旨事的奏折,遞交奏折之人為署理山東巡撫文彬,時間為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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