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0月14日,大清朝新任駐法公使孫寶琦率使團從上海乘坐法國郵船“安南”(S. S. Annam)號前往馬賽轉巴黎赴任,接替前任公使裕庚。
裕庚是漢軍正白旗人,履職時帶著混血妻子路易莎·皮爾森(是在華美國人與廣東妓女生下的混血兒,人稱“鬼子六”)、兒子勛齡、女兒德齡、容齡。回國后,勛齡因在國外玩過攝影,進宮為慈禧太后拍攝了許多照片。兩位女兒見過洋世面,成了太后的紅人,為她接見外賓時做翻譯。德齡自稱被御賜“公主”,在民國年間寫了《御香飄渺錄》《瀛臺泣血記》等暢銷書,名聲大大超過乃父。
孫寶琦此行帶著更多的家眷和隨行人員。這些人后來在政治、教育、商業、建筑、文博、古董行業和私人生活上攪天動地,各自書寫傳奇故事,對中國現代歷史產生影響,這個使團也成為外交史上的奇葩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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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號
兩代為官的孫家父子
孫寶琦是戶部侍郎孫詒經之子。
孫詒經,字子授,浙江錢塘(今杭州)人。1860年中進士,1864年經倭仁推薦入直南書房。1879年晉工部左侍郎,1883年任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1886年1月起在毓慶宮行走,成光緒帝老師。1887年3月因對戶部銀庫書吏索賄案處置不善,毓慶宮行走被撤。1890年12月17日,感染京師流傳的疫病去世。
由于長期任京官且有帝師經歷,同時又是江浙籍,所以孫詒經與李鴻藻、翁同龢、王文韶、潘祖蔭等大佬交往密切。《清史稿》謂:“詒經持躬清正,思以儒術救時敝。不阿權要,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又謂其“治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時議設銀行,造鐵路,慮利權外溢,龂龂持異議”。屬于傳統士大夫類型。
孫寶琦,字慕韓,出生于1867年。父親病逝時他二十三歲,剛在上年改承正二品蔭生。他二十六歲時任刑部主事,不久被直隸總督王文韶調往北洋差委,1898年底,隨李鴻章往山東查勘黃河工程。次年8月,以其留心時務,學識兼優,歷充要差均無貽誤,以道員留直隸補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西狩,10月,他經盛宣懷推薦,委辦西安電報局,旋趕往行在,負責官電事宜。此時京滬及各省與軍機處往來密電動輒數千百言,尤其是李鴻章與列強的議和談判,均涉高度機要,所有收發譯繕,均由他和王國楨負責,通宵達旦,不眠不休。1902年2月,詔命孫寶琦以四、五品京堂候補。7月,派充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并無外交履歷,獲此任命純屬對其主管譯電的酬勞。當時趕往行在為朝廷效勞的“官二代”其實不少,諸如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前云貴總督岑毓英的兒子岑春煊、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兒子王國楨、湖南巡撫俞廉三的兒子俞啟元,以隨扈之功而得到政治發跡的惟有岑春煊和孫寶琦,可見他的機敏和善于結交官場大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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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20日,孫寶琦在文溥、夏循垍陪同下參觀法國克魯索的施耐德公司火炮射擊場,翻譯為恩慶。
孫寶琦出使期間,曾上奏建議婦女受教育,辦女學、開女科、授女翰林、女進士、女舉人、女秀才,可謂女權運動先驅。1907年4月,又任出使德國大臣。7月,光復會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革命風潮翻涌。他致電清廷,懇請宸衷獨斷,力行憲政,建議首先組織內閣,定政府之基礎;其次開資政院,各省分設議會;再次專司法之權,并速改刑律,以重民命。1909年孫寶琦被任命山東巡撫,從外交界一腳跨入封疆大吏,在當年也被認為是異數。民國年間,他擔任過外交總長、代理過國務總理,依然活躍于政壇。
孫寶琦帶有多少隨行人員
1876年,因“馬嘉理事件”,郭嵩燾作為使節被派往倫敦“道歉”,并首次組建中國駐外使館。接著,總理衙門制定了《出使章程十二條》,規定出使大臣分頭、二、三等名目,此時派出駐外大臣,均暫作二等,即通常稱為“公使”,出使任期三年。所帶參贊、隨員、翻譯,由該大臣酌定人數,開列姓名等項,知照總理衙門查核。上屆年滿如有堪留用者,由接辦大臣酌留。新用官員從各部門抽調,有點類似幕僚。出使大臣在提名上具有很大自主性。
據此規則,孫寶琦向外務部提出了他所擬帶出洋人員的名單:
查使館例添參贊各員,向由使臣遴選奏調,臣前蒙召見,面奉懿旨,隨代各員務當慎選得人,仰見訓誨周詳,莫名欽感。際此時局艱難,法國交涉最為繁重,隨帶各員更當慎益加慎,以其得力。查有浙江委用道吳宗濂,候選主事劉式訓,歷在使館當差,法文優長,練達交涉,情形熟悉,平望素孚,均堪以派充參贊官;江蘇候補知府嚴璩,才識超邁,曾經游學英國,中西學問均有根抵,候選主事恩慶,熟悉洋文,性情敦厚,在外務部及善后局當差,諸臻妥協,均堪以派充翻譯官;戶部郎中李煜瀛,講求時務,志趣純正,兵部主事夏循垍,研習西學,篤實不浮,堪以派充隨員。以上各員或採諸眾論,或素所深知,合無仰懇天恩俯準,隨帶出洋,以資臂助。其余應帶學生,循例另行咨部備案。
此外,他還請調外務部候補主事文溥擔任參贊。使團的最終正式官員為二等參贊吳宗濂、三等參贊劉式訓、文溥,英文翻譯嚴璩(字伯玉),法文翻譯恩慶,隨員李煜瀛(字石曾)和夏循垍。按此名單,隨同出洋的張靜江顯然不是使館官員,這個問題,我們下面專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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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寶琦請求任命使館官員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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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寶琦使團成員合影
晚清使館有附學慣例,即由使館隨帶少量青年至國外學習語言和西學,推動洋務運動和教育現代化。附學人員通常由公使挑選或朋友請托,形式上有安排隨員職務、可領薪俸,或僅給名銜不給薪俸,或不給名銜的。這些學生大多是有背景的官僚子弟,在讀書期間,也幫使館做點事。
孫寶琦此行所帶附學的留法學生,有王繼曾(王仁東之子,王世襄的父親,后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陳箓(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長、汪偽政府的“外交部長”)、廖世功(后任中國駐國際聯盟首席代表,駐蘇聯大使館頭等參贊銜全權代辦)、水鈞韶(孫寶琦二姐孫寶琳之子,后娶張之洞女兒。他的女兒水世芳嫁給荷蘭外交官兼漢學家羅高佩)和林桐實(也是外交官,娶了第一批留法學生、造船專家魏瀚的女兒)等人。
嚴璩和呂彥直
郭嵩燾出使時,帶侍妾梁氏作公使夫人,并進入倫敦社交界的。后來曾紀澤、洪鈞也攜眷屬。此次孫寶琦所帶的家眷人數眾多,包括夫人張瑞黎(她是前山東巡撫張耀的二女兒)、妾室朱淑惠、八妹孫寶琮、大兒子孫用時及三個女兒,熱熱鬧鬧的一大家子。家眷人數,《出使章程》未作規定,全看公使自己的經濟能力。隨之還會跟著一定數量的仆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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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寶琦及家眷攝于駐法使館
其他級別外交官也帶家眷,只是后人對此了解甚少。這次使館翻譯嚴璩,就帶著夫人和小舅子。
1880年8月,第一批官派留英學生嚴復回國后奉調天津水師學堂執教,他與水師營務處文案呂增祥成為密友。呂增祥,字秋樵,1879年中舉,后入李鴻章幕府。1882年因北洋出兵平定朝鮮壬午之變,他獲保“以知縣留于直隸,歸候補班前先補用,并賞加五品銜”。1891年他隨李經方出使日本,擔任參贊。那年7月,北洋海軍主力訪問日本,呂增祥帶丁汝昌逛東京,彼此都是老熟人。嚴復翻譯《天演論》,呂彥直不僅協助校對、潤色文字,還為其題寫書名。嚴復曾這樣贊譽呂增祥:“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閑言者,此人而已。”兩家有通家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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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論》由呂增祥題寫書名(1901年富文書局本)
呂增祥與原配夫人生育了兩個女兒后,夫人于1890年去世。使日期間,他與側室章氏生下長子呂彥深和三女呂東寶。1894年初呂增祥任滿回國,7月28日,亦即中日豐島海戰爆發后第三天,章氏生下二公子呂彥直,此后還育有二子。
呂增祥的大女兒呂慎儀嫁給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的學生伍光建(他們的兒子伍蠡甫,后來擔任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二女兒呂韞清嫁給嚴復長子嚴璩。嚴璩字伯玉,1897年跟著駐英公使羅豐祿,以隨員身份在英國讀書四年。1901年7月,呂增祥在署理開州(今河南濮陽)知州任上去世,章氏帶著四子一女投奔親家嚴復。嚴復安排伍光建夫婦照看呂彥深,嚴璩夫婦照看呂彥直,同時收留章氏和其余子女住在天津嚴宅,可謂對亡友全家有情有義。越明年,嚴璩奉派出使,帶八歲的呂彥直同行,為他打開了觀察歐洲文明的窗戶,也對他后來成為建筑大師奠定基礎。呂彥直從小就有藝術天賦,他隨手為孫寶琦夫婦畫像,能夠惟妙惟肖,顯然已受過素描訓練,不是隨意涂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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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彥直繪制的孫寶琦和夫人素描 ,圖片來自孫世仁編撰:《孫寶琦家族資料匯編》,46頁。
嚴璩在巴黎任職近三年,官職升到參贊。1905年5月,孫寶琦派他和恩慶前往越南,了解法國吞并越南之后情形,以及越南各埠十余萬華人的領事保護問題。考察之后再與閩浙、兩廣的總督商量護僑切實辦法。由于孫寶琦本人的出使任期在9月屆滿。故嚴璩應當帶著家眷先行,無需折回巴黎的。
離法前呂彥直曾向一位法國長輩贈送照片,從而留下他十歲時的珍貴影像。照片卡片反面用中文寫著“邁達先生惠存呂彥直敬呈”。又用法文寫上“一個表示敬意的小紀念品。呂渤生1905年3月21日于巴黎”。還有嚴璩的題跋:“此古愚十二歲在巴黎所映小像也,邁達女士檢出見贈。因為題識,不禁泫然。己巳秋杪。璩識。”勃生、古愚均是呂彥直的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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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彥直送給邁達的十歲照片,圖片來自盧潔峰:《呂彥直的家學淵源與他的建筑思想》,《建筑創作》,2009年第3期。
這位“邁達先生”是何許人,目前有兩種說法。據呂彥直親友回憶,邁達是巴黎的小學女教師,呂彥直1920年重訪巴黎時曾拜訪過她,感謝其啟蒙教誨之恩。那么寄照片的就是她本人。呂彥直在題款上稱她“先生”,是中國人對老師的尊稱。后來她聽聞呂彥直逝世的消息,遂將照片寄給嚴璩,故嚴璩有“邁達女士”之稱呼。另一說法是福建船政學堂的法籍教習,當時在巴黎幫助呂彥直補習過法文。呂氏回國前贈他照片,迨至1929年3月呂彥直在上海逝世,他的女兒(邁達女士)將照片寄給嚴璩留作紀念。
近代海軍教育史上,邁達是我熟悉的名字,他從船政學堂1866年創建時就應聘來校,此后多次延聘。我查閱史料,發現他1902年11月仍在福州教書。1907年9月,會辦船政大臣沈翊清在奏折中提到:前學堂教習邁達屆將期滿,惟學堂兩班學生尚未畢業,“可否不立合同,不定年限,暫行留堂以資教授”。以此推測,此邁達更像是呂彥直的小學老師。
說到呂彥直在巴黎讀書,還有敘述他當年為了攢學費,晚上到歌劇院廣場為洋人擦汽車的故事,對此我深抱懷疑。具體說來,一則法國早在1881和1882年兩次頒布《費里法》,開始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外交官家屬借讀,亦無需繳納學雜費;二則二十世紀初,巴黎仍是馬車的天下。汽車問世未久,是富人彰顯身份的新奇玩意,都有專職司機打理,不存在街頭擦車零工;三則嚴璩的收入和外交官身份,也不允許其讓小舅子打工。使館二等翻譯月薪三百兩,等于一千一百二十五法郎,足以負擔全家生活,參贊收入更高。而八歲外國兒童街頭掙錢,既為法律禁止,亦失嚴家體面。舊時官僚傳統士大夫階層,重勞心斥勞力,兩者間存在根本性的階層割裂。“勤工儉學”將“務工”與“求學”相結合,其起源及普及有著明確的歷史時序。巧的是,這一主張是本使團隨員李石曾在十年以后提出,對象也很明確,不會從呂彥直身上開始實踐。
呂彥直隨姐夫一家回國后,進北京五城學堂求學。1911年他考入清華留美預備部,兩年后作為第二批庚款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1918年底獲得建筑學學士學位。
李石曾、張靜江和盧芹齋
庚子議和后,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是有洋務思想、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先驅人物會安排子弟出國留學,連同高官和富商的二代,也動起到國外見世面的念頭。孫寶琦使團人員中,有兩位后來在歷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青年。
首先是李石曾。他本名叫李煜瀛,字石曾,以字行。他父親李鴻藻是協辦大學士、吏部、禮部尚書、同治、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并三度擔任軍機大臣。李鴻藻死后謚號“文正”,與曾國藩同謚,可看出他在同時代官員中的顯赫地位。李鴻藻1897年去世,李石曾以父蔭得補禮部郎中。
李石曾系朝廷批準的使館隨員,可以領取薪俸,這是孫寶琦給他的禮遇。李石曾出國時二十一歲,抱有強烈的科學救國思想,1903年進入蒙塔日農業學校學習。孫寶琦任期屆滿,他沒有隨同回國,而是轉入巴斯德研究院及巴黎大學理學院,研究生物進化哲學。孫寶琦仍然為他奏保升職:“駐法隨員戶部湖廣司郎中李煜瀛,請俟截取知府后免補知府,以道員分省補用并賞加二品銜。”依李石曾的家庭地位,官僚世家子弟當學法律或政治,他卻選讀農學,并且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原生作物大豆的功用,用法文發表專著《大豆》,堪稱驚世駭俗。他是最早在法國發表學術論文的中國人。李石曾在法國認真研究啟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拉馬克的進化觀,最后接受無政府主義。1906年,他和張靜江、吳稚輝發起世界社,通過《世界畫報》《新世紀》等刊物傳播西方文化,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是當年“官二代”子弟中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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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曾
1908年,李石曾在巴黎創辦豆腐公司,策劃將豆制品引入法國,也希望這種營養豐富的食品能讓中國人不再挨餓。他在老家河北高陽招募工人到法國做工,為了提高他們的文化和工藝水平,在豆腐工廠辦了夜校,讓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上學,稱作“以工兼學”。
另一位是張靜江。他的譜名叫張增澄,字靜江、人杰。張靜江的祖父張頌賢是浙江湖州巨賈,早年在南潯、上海、杭州經營生絲出口和鹽業,他的父親張寶善接續經營家族生意。張靜江的外祖父龐云鏳也是南潯富商。南潯人按照家財多少,將富戶分別稱為“大象”(一千萬兩白銀以上)、“牛”(五百萬至一千萬)和“小黃狗”(一百萬至五百萬),張家和龐家均為“四象”之一。張靜江的兩個舅舅龐萊臣和龐青城亦是文化名人,前一陣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江南春》圖卷,就是龐萊臣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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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靜江
張寶善1896年出資為張靜江捐得候補官銜。同年,張靜江娶蘇州籍人士、山東學政姚丙然之女姚蕙為妻。1900年,張靜江隨岳父前往北京,在侍讀學士黃思永舉辦的筵席上結識了李石曾。此后,張靜江獲悉李石曾將隨孫寶琦出使法國,即通過其說情,獲得了同行機會,這年他二十五歲。
關于張靜江在使館的名分,以往各種書刊上稱其為參贊、隨員,其實都不對。孫寶琦曾在致外務部的公文中提到,他是“隨館差遣之江蘇試用知府”: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駐法大臣孫寶琦文稱:竊查中國自與各國通商以來,華商赴美洲者甚多,來歐洲者絕少。茲當朝廷振興商務,亟宜開拓風氣,招徠華商,鳩集公司,自運貨物來歐洲銷售,以擴利源。法都巴黎乃歐洲繁復之區,為各國商家所薈萃。各國駐法使館多有商務委員,專為考查一切商務。茲查有隨館差遣之江蘇試用知府張人杰,夙諳商情,精明干練,堪以派委該員專心訪查中國貨物何者運銷西洋為宜,分別等差,并將成本運腳稅則以及開設行棧一切費用詳細勾稽,呈報本大臣復核,咨呈貴部核奪辦理。除札飭該員遵照辦理外,相應咨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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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寶琦關于任命張靜江擔任使館商務委員的公文,攝自南潯張靜江故居陳列。
張靜江的“試用知府”是花錢捐的,“隨館差遣”相當于志愿者。他到巴黎后并不在使館上班,而是在馬德蘭廣場十七號開設通運公司,經營中國生絲、茶葉及古董,成為華人最早在法國辦公司者。又在意大利街開設開元茶樓和同義銀行。他憑借南潯巨賈的經商傳統和自己在古玩字畫方面的知識,加上父親出資的三十萬銀元,迅速在中法貿易中積累財富,并最后把主要交易的商品定位為中國古董。而在上述公文中,孫寶琦為他特制了“商務委員”這么個并不在外交官序列中的虛銜。
清季官場,虛銜濫如牛毛。但人們就此稱他為外交官。比如同盟會元老胡漢民回憶張靜江與孫中山1906年春天初識,就說“彼時,他是清廷駐法國公使孫寶琦的商務隨員”。
從中國出發時,張靜江太太姚蕙因懷有身孕,沒有同行。他帶著妻弟姚叔來(C. F. Yau)和貼身仆役兼廚子盧煥文,幫他打理通運公司業務。用三年光景,張靜江在巴黎站穩腳跟,孫寶琦回國后,他依然在法國做生意。后來張靜江將精力和金錢投向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通運公司的業務就逐漸交給姚叔來主持。依托當時中國最大的書畫收藏家、舅舅龐萊臣的支持,通運將大量頂級名畫賣給了美國各大博物館,包括宋郭熙《溪山秋霽圖》、宋李嵩《畫鬼》卷、元龔開《中山出游圖》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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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巴黎馬德蘭廣場17號通運公司舊址巴黎彤閣,右為盧芹齋售賣中國文物的大本營。
盧煥文出身貧寒,人極聰明,他在巴黎剪掉辮子,穿上三件套西裝,從下人變成白領職員,對古董生意很快摸清門道。后來自立門戶,以盧芹齋(C. T. Loo)的名字開設來遠公司(Lai-yuan & Co.),將中國文物販到歐洲。發財后他在巴黎建造了公館“彤廬”,亦展示亞洲藝術。1915年他在美國設立分公司。民國政府雖然對文物出口有所限制,但對盧、姚他們來說這完全不是問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收藏的唐太宗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元代《藥師經變》巨幅壁畫,都是盧芹齋倒賣出去的。據統計,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約半數與他有關,并且都是頂級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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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芹齋
“安南”輪上結下的歷史因緣
“安南”輪(S. S. Annam)是法國郵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旗下的蒸汽客輪,排水量六千三百四十四噸,八百三十二匹馬力,最高航速十八節,1898年下水,往返于遠東經蘇伊士運河至馬賽的航線。1902年10月至11月,它承載著孫寶琦使團完成赴歐行程,又將裕庚使團,包括家屬、隨員、仆人五十五人,于1903年1月2日載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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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郵船公司海報上的“安南”輪排水量六千三百四十四噸的“安南”輪,內飾富麗堂皇。
某位同年8月乘坐該公司另一輪船從馬賽來華的傳教士記錄船上的作息餐飲:“你可以隨時起床。九點之前,你可以隨意享用咖啡、牛奶或熱巧克力。十點半是第一餐,包括肉、蔬菜、甜點和咖啡。下午一點,你可以吃肉湯、冷肉和奶酪。四點,有熱茶和蛋糕。七點,和十點半一樣,還有一頓豐盛的晚餐。九點,有茶和蛋糕。”
“安南”輪上亦應如此。只要沒有風浪,生活是舒適的。人們除了看海、讀書、吃飯、睡覺,其余時間就是交談。有位傳記作者描述:“在西方人眼中,這個‘巴黎中國幫’非常好笑:他們穿著絲質長袍,各有特色地詮釋著中國學者風范。這些人有的兩鬢飄著古代儒生形象的白須,有的戴著書呆子一樣的小圓眼鏡,都喜歡昂首在甲板上來回踱步。”一個航程下來,無論官員還是家眷,都成了熟悉的朋友。更何況后來在巴黎的三年里,使館也像是孤懸在外洋的輪船,同行中國人彼此的聯系就更加緊密,搭建起影響未來的深遠人脈。
1902年10月,正是《辛丑條約》簽訂一年之后,中國滿目瘡痍、處在大變革的前夜。那時,搭乘“安南”輪出洋的人,注定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其中張靜江就是一例。法國之行完全打開了他的視野,結識孫中山后,他將經商盈利用作推翻滿清帝制的經費。有人考證,辛亥革命前后,張靜江的捐款達到一百一十萬兩白銀,或有人估算是二百五十萬美元。他還介紹李石曾加入同盟會,張、李都成為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孫中山稱張靜江是“革命圣人”,也有人稱張靜江現代“呂不韋”,是個有眼光的“造王”者,他后來是蔣介石與江浙財團聯系的紐帶。在1920年代的政治光譜中,他被歸入國民黨右派,故事很長很復雜,此處不贅述。
由于認識到改變積貧積弱的中國迫切需要具有新知識的青年,1912年李石曾和吳稚輝、蔡元培發起留法儉學會,提出以較少的學費赴歐留學,吸引了大批社會下層的貧寒學子。他組建華法教育會,在香山碧云寺開辦法文預備學校——孔德學校,每年送往法國留學者數百人。一次大戰結束后,留法勤工儉學成為更大的社會熱潮,從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赴法勤工儉學的人數達到一千七百多人。這種讓體力勞動和社會實踐成為教育的一部分,正是他推崇的無政府主義主張。
李石曾又通過與法國政府談判退還庚子賠款,加上中國政府撥款,組建中法大學,派遣正規的公費留法生,形成赴法留學高低配置的“雙渠道”。無論儉學生還是公費生,大多堅信“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道路。更有一批青年懷著尋找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走進法國。他們中的杰出代表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陳延年、陳喬年、鄧小平、陳毅,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們的航海記述和留學生涯充滿艱辛,卻都磨煉了意志、確立了信念。赴法留學還培養出錢三強、鄭大章、朱兆雪、林克明等著名科技專家,林風眠、常書鴻、潘玉良等知名藝術家,都對中國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在南京為其修建陵寢。李石曾利用與香山碧云寺方丈熟悉的關系,安排將孫中山靈柩暫時厝放寺中(李石曾此時是京中名流,是本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首任理事長)。國民黨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張靜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在上海租界主持孫中山陵寢的設計招標。一些籌備會議,是在他成都路廣仁里的寓所召開。而中山陵設計的中選者,是當年同船航渡的小朋友呂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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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彥直投標的中山陵祭堂油畫效果圖和正立面方案
呂彥直大學畢業后進入美國建筑師茂飛的事務所擔任繪圖員,參加設計金陵女子大學(1937年南京淪陷時,其校園作為國際安全區,庇護了上萬名婦孺難民)大屋頂建筑,后又開辦自己的彥記事務所。中山陵招標規定,“祭堂圖案須采用中國古式而含有特殊與紀念之性質者”,“雖擬采用中國式,惟為永久計,一切建筑均用堅固石料與鐵筋三合土,不可用磚木之類”。這種中西結合的要求,對呂彥直來說駕輕就熟。他投標的方案包括九張平、立剖面圖和透視圖,并附祭堂側視油畫效果圖,在應征的四十余種方案中脫穎而出,獲得頭獎。這位三十一歲的建筑師,早已不是吳下阿蒙,而是中國現代建筑師的第一人。
招標結果公布時,張靜江一定對著呂彥直微笑。我們今天看到雄偉的中山陵,也都公認這是民國建筑的巔峰之作。但大家似乎都沒有關注到,呂彥直和張靜江其實在二十三年前就是老相識了。
百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同船渡,“安南”注定是條奇特的船。乘過這船的孫寶琦使團,個個都有精彩的人生,拍一部波瀾曲折的年代劇一定引人入勝。
甚至孫寶琦的妹妹和三個女兒,回國后都找到好婆家。三位千金出行時雖然年幼,大小姐孫用慧回國后嫁給盛宣懷的四公子盛恩頤;二小姐孫用智嫁給慶親王奕劻的第五子輔國公載掄,成為奉旨滿漢通婚第一家;三小姐孫用昭嫁給軍機大臣王文韶的孫子王養頤。他的八妹,嫁給了著名外交家顏惠慶。在巴黎,張夫人還產下六姑娘孫用信。孫寶琦后來被稱作“最強老丈人”,他有二妻四妾,共生育十六個女兒、八個兒子(其中二子二女,包括孫用信早夭)。其他女兒們,四小姐孫用履,嫁給禮部尚書寶熙次子志震,五小姐孫用熙嫁給袁世凱七子袁克齊,七小姐孫用蕃嫁給張佩綸的小兒子張志沂,是孫家女兒中唯一做續弦的,亦即張愛玲的繼母。很多“張迷”贊嘆張愛玲的生母黃逸梵是開放的新女性,恐怕未曾想,給張家帶來巨額財富的祖母李經璹,對張愛玲的伯父張志潛來說,也是后媽。而張愛玲自己的“繼外家”,更是留洋派的“頂級天團”:她的繼外公、繼姨姥爺和繼姨夫們個個家世顯赫,簡直是民國時代的頂級社交圈。
“安南”輪1904年更名“圖拉內”(S. S. Tourane),1912年經過大改裝后,又改名為“卡納克”(S. S. Karnak)。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卡納克”被用作法國運兵船,1916年11月27日在馬耳他附近被德國潛艇U-32號用魚雷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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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克”在馬耳他附近海域被魚雷擊沉,桑迪·胡克(Sandy Hook)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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