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高校畢業后，三個女人的稀碎生活

李美和高中時關系最好的兩個朋友有一個群，群名叫“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今年距離她們畢業已經過去了11年，但遺憾的是，三人都沒能像早先想象的那樣，從事“高大上”的職業。

如今勉強和群名搭邊的，是她們三個的就業現狀：各自迥異，繼續掙扎。倒也有點貼合“聯合國”多樣性的特質。

2015年，研究生畢業于北京某所985高校的李美，學的是新聞傳媒專業。畢業前夕，她也和同學們一樣，焦頭爛額地為找工作而奔波。盡管沒上學前，對于做新聞她還有過想象，但真的讀書后，便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的想法，而聽見張雪峰關于“讀新聞，除非家里有礦”的論調時，她更是深以為然。

那時，她便決定，把心思放在“考銀行”上。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她考入了一座二線城市的商業銀行。當然，她也發現，同班同學畢業后從事新聞專業相關工作的也寥寥無幾。

在銀行工作幾年后，李美跟隨彼時的男友，跳槽到了男友所在的某一線城市的一家銀行。但沒想到，談婚論嫁前夕，對方還在和前女友藕斷絲連。無奈之下，她選擇了及時止損。盡管愛情沒有了，但好在工作不會背叛她。思前想后，她還是選擇繼續待在這座城市，總不能為了個渣男連飯碗都不要了。畢竟以資源和收入來說，還是一線城市潛力更大。

而闊別男友后，一轉眼，又過去了八年。她也在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回頭看，當時給了她足夠安全感的工作，不知不覺中卻變得沒有那么“香”了。

李美在這家銀行的工作經歷，以“生娃”為分水嶺。

在同齡人中，她算是生孩子比較晚的。28歲結婚，32歲懷孕，33歲生孩子。她所在的移動金融部，部門有5個員工，兩男三女。平時加班很多，但部門同事年齡相仿，彼此無直接業績競爭，工作氛圍還算融洽。

李美很有事業心。工作日、周末加班，她從不推脫。下班后，領導和同事遇到問題，總能第一時間通過微信聯系到她。除此之外，每位員工還需承擔相應KPI。朋友聚會時，提前征得對方的同意后，她總不忘帶著銀行的理財和信用卡宣傳冊，前來參加聚會。不管朋友最終有沒有支持她的業務，她都會搶著買單，所以大家只是戲稱她為“行長”，對她的銷售行為有任何不滿。

在單位里，情商高的李美也很有人緣。她和直系領導以“姐妹”互稱，和幾位部門同事，也超越了辦公室格子間的距離，成了可以在辦公時間外，約飯、約運動的朋友。

不過，在李美被提拔為部門經理后，辦公室里的氛圍變得微妙了起來。表面看上去一如往常，但她還是捕捉到了一些異常。茶水間的議論聲，總會在她到來的瞬間戛然而止。她給原先平起平坐的同事布置任務時，對方會故意拖延。有時，她也會和不經意間投向她的眼神相遇，細看起來，那些眼神里總帶著玩味和隱秘的不滿。而有次一起吃飯時，另一位同事不小心說漏嘴，提到他們有個沒有她的小群更是讓她有點不適。

面對這些變化，李美當然很在意。但她知道，要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這都是必經之路。為了能在“當打之年”，繼續往上爬，她和老公達成了一致，30歲以后再考慮生娃的問題。

但沒想，等真正開始備孕后，她才發現，懷孕這件事，可不像電視劇里演的那般輕松。辛苦備孕兩年后，她才終于成功受孕。而考慮到產后復出后的工作發展，孕期的她也比之前更努力。比如，孕檢都預約在周末，該加班時加班，絕不掉鏈子。就連孕后期雙腿水腫、恥骨疼，她也沒動過提前休產假的念頭。

休產假時，李美也是手機不離手，只要收到工作信息，她都會第一時間解答。但就在她即將返回崗位的前夕，那個以往將她稱為“妹妹”的女領導來電話了。“李美啊，復工后你先去某某中心辦公，這算是給產后媽媽的特殊福利。那里朝九晚五，很適合你們這些還要照顧幼兒的媽媽。”

李美的心瞬間沉了下去。

正如領導所說，新崗位比起行里來說，的確要清閑不少。但工資待遇遠遠不如之前，也有被邊緣化的趨向，她去本部的機會，除了隔段時間去參加一趟培訓之外，和其他員工再沒更多交集。她急于返回本部，但打聽了一番后才知道，在下一位生育完的女同事接替她之前，幾乎沒有回崗的可能。

幾天前，李美看到一段魯豫采訪蘇芒的視頻切片。蘇芒說她提前半個月返回職場后，發現自己連工位都沒有了。她被安排在辦公室門口一張大家吃盒飯的桌子上辦公，一坐就是一周。后來她才通過實力慢慢逆襲。但李美聽完并沒得到多少安慰。孩子一歲多了，她還在這個中心，與各個銀行的外派員工聯合辦公。

而她原先的部門職位，早已被同期的一位男性頂上。

日本知名的教育改革實踐家藤原和博在《35歲不焦慮手冊》中寫道：“在你20多歲的時候，當你決定要做一件事，你必須全身心投入。這是一個學習技能的獨特時期。30多歲，是個迷茫的好時機——你在20多歲時通過努力工作獲得了某些技能。現在，你要用它做什么？30多歲是認真思考的時候了。”

與畢業后就一心撲在金融業上的李美不同，群里的粟子無論在20歲還是30歲，一直處于迷茫期。她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就業市場上，往好的一面說，算是萬金油，不好的一面是，也可以說沒有核心專長。

粟子本身對文學沒有多大興趣，但父母多方打聽后，認定這個專業在考編市場上極具優勢。所以硬是安排她報了該專業。但畢業后的粟子年輕氣盛，不想走被父母再安排規劃的路，因此她毅然留在了北京，過上了父母口中“流浪漢”生活。

粟子的起點是一家傳統企業，她的崗位是行政助理。和她的專業一樣，這個崗位的要求也是沒有特定專長，但要面面俱到。日常要處理文件、考勤、團建、財務報銷等各類瑣事，薪資不及技術崗位，工作量卻一點不少。

一年多后，隨著短視頻時代的到來，27歲的粟子也果斷辭職，去了一家互聯網大廠。比起寬敞舒適的工區、免費三餐零食、遠高于前一家公司的待遇，最讓她在意的，是這家大廠的名頭足夠體面。這次對父母提起自己的公司時，他們終于不再是一臉的茫然和懷疑了。他們對親戚朋友提起“我那個北京的閨女”時，也不再感到尷尬和不安了。

“這次你可得好好干下去，不能再胡亂折騰了。現在也算安定下來了，得開始考慮找對象的事了。”父母的人生是完全按照社會時鐘來走每一步的，他們也要求粟子，復刻自己安穩的人生軌跡。

可父母不知道的是，大廠絕不是用來休養生息的地方。入職當天，粟子就接手了具體工作，第一周幾乎天天加班。她工作踏實，但不夠八面玲瓏。帶她的領導有時會裝出一臉詫異地說：“你真的有過工作經驗嗎？帶你比帶實習生還難。”她不知該如何回復，只能連連道歉。

三年多過去了，粟子依然只是一位普通員工。而臨近30時，她的工作也沒有大起色，生活上也是，沒有北京戶口，也沒有遇到合適的伴侶，加之工作壓力又大，年齡漸長，她的焦慮也與日俱增。有天深夜加完班后，她站在公司玻璃窗前俯身向外看去，腳下的城市燈火通明，晝夜界限早已模糊。看著看著，她突然感到一陣眩暈。

在不久后的公司體檢中，粟子被檢查出了甲狀腺問題。她覺得自己不只有身體問題，心理也出現了異常。公司有自己的心理咨詢室，承諾對來訪者的信息絕對保密，但她還是選擇去了一家三甲醫院，被確診為輕度抑郁。

粟子想起了當初給自己計劃的退路。如果無法在北京扎根，就回老家考編。她無數次預想過，自己以大齡未婚的狀態，向父母坦白真實處境的畫面。“你吃什么苦了，就抑郁了？要想我們當年……再看看你王阿姨家的孩子……”

粟子最終還是回了老家。不過，和她想象中的方式完全不同。父親沒有再嘮叨她一句，母親因為突發心梗搶救無效走了之后，父親就陷入了漫長的沉默。得知粟子打算辭職回家后，父親也沒有過多表示。她開始專心備考，國考、省考、事業編考試，一個不落地全部參加。最好的成績是以筆試第五的身份進入面試，最終又名落孫山。

早些年工作積攢的錢從五位數減到了四位數時，粟子再次陷入了焦慮。她決定去找一份零工，邊打工邊復習。好消息是，在最近的一次事業單位考試中，她以筆試第一的成績進入了面試。但接下來的路依舊全是變數——單位只招1個人，她和第二名僅差1.5分。如果這次再無法成功上岸，即將邁入36歲的她，就會超出大部分崗位的年齡限制，失去考試資格。

粟子已經很久沒有見過親朋好友了。35歲的無業未婚女性，在她所在的小縣城里，絕對算得上“另類”的存在。

看到李美和粟子分享到群里的困境，剛過完36歲生日的自由職業者貝貝，更是有點不知從何安慰。

原本，她是三個人中過得最順風順水的那個。研究生畢業后，她就到大學任職。2015年正值高校編制改革關鍵期，國內多所高校新進教職工不再核定事業編制，統一實行企業化聘用合同制。盡管如此，應聘的難度依舊很高。

貝貝專業是小語種，同時雅思成績6分，有海外留學經歷。也許是雙語背景為她加了分，讓她最終在十進三的面試考核中成功脫穎而出。

貝貝的崗位是教學秘書，從日常的排課，到學期中、學期末的考務，還有學籍管理等，凡是和學生學業有關的事，都要負責。工作雖然繁雜，但貝貝認真負責，幾乎從來沒有出過紕漏。她的感情也很順利，和大學同學一路并肩走入了婚姻，婚后感情一直不錯，又順理成章地懷孕生子。婆婆一直幫他們把孩子帶到幼兒園，才回老家繼續幫丈夫弟弟帶孩子。

貝貝原以為，即便沒有老人幫襯，她和老公也能應付得了。沒想到，首先是孩子的接送就成了難題。她的辦公室與幼兒園雖然不遠，但每次往返就要耗費半小時，孩子也無法在辦公室安分待著，導致她的工作總是沒法繼續完成。而剛上小班的孩子又三天兩頭地生病，也讓她不知如何是好。

想讓丈夫搭把手，但丈夫的工作比貝貝更忙，天天加班，出差不斷。很多時候，她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去忙孩子的事。時間長了，領導也不情愿了。她從原先的“年度優秀職工”逐漸淪落為墊底職工。

“當了媽媽更要努力呀，得為孩子做榜樣。”貝貝的男領導時常恨鐵不成鋼地激勵她。他40多歲了，不用管孩子，一心撲在工作上。他很費解，貝貝為什么總是平衡不好事業和家庭。

和丈夫商量了很久后，貝貝決定辭職去照顧孩子。她一邊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接一些翻譯工作，一邊撿起了當年的文學愛好。在周邊人的眼里，她告別了“牛馬”生涯，過上了養花帶娃順手賺錢的理想生活。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現實有多么骨感。近年來，翻譯行業受到AI的巨大沖擊，單子變少了、要求提高了、薪酬變低了。而新手寫文章投稿的收入，更是無法和旱澇保收的高校工資相提并論。她在網上不停搜索在家也能做的兼職，但很快便發現，大多都是些引流帖，先讓人付費報班學習。而到了不得不向丈夫伸手要錢的時候，還不待他說什么，她便像為自己解釋似地碎碎念：“孩子幼兒園學費700多，買菜買肉花了500多，還有……”

自由職業者像是一件玫瑰色的外衣，里面是貝貝在做好全職寶媽之余，試圖不放棄自己社會身份的努力。孩子班級還有幾位全職寶媽，大家一起攀談時，貝貝則會刻意不提自己的業余創業，生怕遭到當前最主要線下社交圈的排斥。

其實剛辭職時，貝貝曾和原單位的同事們聚過幾次餐。起初她還饒有興趣地聽著大家談工作的事，慢慢地，她開始興味索然，加上自己現在是無業人員，總要被熱心地關切一番。眼看著彼此間的共同話題越來越少，她便自覺退出了這個圈子。

她感受到了一種奇特的孤立無援：在媽媽圈子里，她有事業是異類，而在過去的同事圈里，無業是短板。

過36歲生日時，貝貝破例把“事業發展”的愿望放到了第一位。那天，婆婆也給她發了個紅包，還祝福她“早日生二胎”。她收下了紅包，但自動忽略了祝福。

“人從工作中可以得到樂趣，這是一種巨大的好處。相比之下，從金錢、權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樂，總要受到制約。”貝貝讀王小波的書時，將這段書摘發到了“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群里。

正在讀《莊子》的李美回復：“得不到樂趣也沒關系，工作本無用，凡人自擾之。”

粟子已經很久沒回復過了，她報了線下面試輔導班，正在全力做最后的沖刺。

▲應受訪者要求，文內人物為化名

▲本文系投稿作品▲

撰文 | 曉蕭

編輯 | 湯加

圖片| 影視劇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