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家銀行首席合規官到位，接下來銀行業的合規管理究竟將走向何方？

文/金融傳媒劉析明 版權圖片/微攝

2026年5月26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會審議通過，聘任行長蘆葦兼任首席合規官。至此，國有六大行全部完成首席合規官配置——除交通銀行由首席風險官劉建軍兼任外，其余五家均由行長親自掛帥。截至5月27日，42家A股上市銀行中超過八成已完成首席合規官聘任，農商行更是實現聘任率100%全覆蓋，無一家“暫未披露”。興業、浦發、民生等10家股份行先后配齊，超七成城商行亦已落地。

從形式上看，這張由監管劃定的“合規考卷”已交卷。但“配齊”不等于“配強”。首席合規官全面上崗之后，銀行業的合規管理究竟將走向何方？

“高配”邏輯：行長為何成為合規第一責任人？

行長兼任首席合規官成為主流，背后既有制度的刻意安排，也有現實的效率考量。

2024年12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金融機構合規管理辦法》，明確要求金融機構在總部設立首席合規官，并允許行長或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兼任。這一制度安排最大的政策便利在于：由行長兼任首席合規官，不受任職條件限制，不需要另行取得任職資格許可。在過渡期于2026年3月1日截止的時間壓力下，這一“免審通道”極大加速了銀行的配置進度。

更重要的是，行長兼任的制度設計體現了監管推動合規管理“實質重于形式”的政策導向。業內資深專家分析指出，行長作為經營決策核心，兼任合規官能有效打破部門壁壘，確保合規要求深度融入業務全流程，避免合規管理與業務發展脫節。以往合規部門往往被視為“后臺成本中心”，在內部決策中缺乏話語權；行長親自兼任后，合規指令可直接穿透至業務一線，大大縮短決策鏈條。

從實際操作看，這一安排也回應了中小銀行的現實訴求。招聯首席經濟學家董希淼指出，設立過多的高管崗位會增加內部溝通協調成本，對于中小金融機構而言，不建議單設專職的首席合規官。由行長兼任，既能在不增加編制負擔的前提下完成制度落地，又能依托行長對全行經營的全面掌控推動合規管理高效運行。這正是42家銀行中絕大多數選擇這一路徑的務實考量——制度到位與成本控制之間的有效平衡。

“身份悖論”：自己監督自己，獨立性能保證嗎？

然而，行長兼任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一個難以回避的結構性矛盾：合規的獨立性與經營的主導權，如何在同一個人身上共存？

《辦法》明確規定，首席合規官“接受機構董事長和行長直接領導，向董事會負責”。當行長本人就是合規官時，“直接領導”變成了“自己領導自己”，“向董事會負責”也面臨著經營考核與合規監督之間的內在張力。一位銀行合規人士直言：“行長兼合規官，等于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出了問題自己查自己?！?/p>

業內專家明確指出，行長兼任模式確實提升了合規決策的權威性，但也需警惕角色沖突——當同一人兼顧業務增長目標與合規監督職責時，兩者之間的張力如何化解，仍是現實考驗。

這一矛盾的殺傷力并非停留在理論層面。2025年12月，瑞豐銀行剛剛完成行長陳鋼梁兼任首席合規官的聘任。不到三個月，2026年2月11日，該行因違反金融統計、賬戶管理、數據安全、客戶盡職調查以及大額可疑交易報告等七項違規，被央行紹興市分行處以316.8萬元罰款，兩名責任人同步被追責。罰單橫跨數據治理、反洗錢、客戶管理等多個核心合規領域，幾乎涵蓋了銀行內控的全部敏感地帶。當“一把手”的合規監督職能與實際經營業績考核之間缺乏有效隔離時，合規工作在實際執行中容易被擠壓出資源的優先序列，最終在具體違規環節顯形。

罰單如影隨形：設立首席合規官不等于違規自動消失

首席合規官制度全面落地之際，監管處罰的力度并未減弱，反而揭示了合規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問題遠比制度框架搭建更為復雜。

2026年前4個月，銀行業累計被罰沒金額已逾7.69億元，罰單總數超過2100張。一季度銀行業收到1700張罰單，罰沒金額達6.11億元。信貸違規仍是絕對“重災區”，罰單數量達1043張。與此同時，監管部門嚴格落實“雙罰制”，機構被罰的同時，相關責任人同步被問責。

4月單月，百萬元以上大額罰單共計46張，較上月增加17張，增幅接近六成。涉及數據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的罰單金額也已超過7000萬元。罰單集中指向的領域——貸款“三查”不盡職、信貸資金違規挪用、客戶盡職調查不到位、可疑交易報告缺失——恰恰是首席合規官被賦予核心監管職責的環節。在罰單集中指向的領域，首席合規官的監督觸角能否真正穿透到基層業務執行的每一個環節，還有待時間檢驗。

深層挑戰：“形式合規”如何走向“實質合規”？

當下，銀行業合規治理正站在從“形式遵從”邁向“實質治理”的轉折點上。首席合規官“配齊”固然是必須邁出的第一步，但能否真正在合規管理與業務發展之間建立起可持續的平衡，是決定制度成敗的深層命題。

合規管理本質上需要的是相對獨立的風險判斷能力。行長同時肩負經營壓力與合規監督的雙重角色，使這種平衡在制度設計層面就存在著先天張力。如果缺乏有效的履職保障機制和客觀的考核評價體系，合規工作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特邀高級研究員李庚南近期發文指出，首席合規官制度落地過程中仍存在“形似而神不似”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履職形式化、履職保障不足、專業能力與崗位需求不匹配三個方面。

從更長遠的時間維度看，首席合規官崗位的設立只是合規治理體系的基礎工程。這套制度的真正成熟，取決于三個關鍵變量能否同步到位：其一，首席合規官在董事會層面是否被賦予獨立于經營層的履職空間；其二，省級及以下分支機構的合規官配置能否真正到位并有效運行——目前多數分支機構合規官仍由分行行長兼任，業務指標與合規監督的內在矛盾在基層可能更為尖銳；其三，合規管理能否從“人防”真正走向“制度防”和“文化防”。

金融評論：首席合規官真正的歷史使命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分析指出，銀行行長兼任首席合規官是監管政策、效率優先與中小銀行現實約束三方合力下的產物，在短期內解決“從無到有”的制度落地問題上取得了顯著進展。但這一模式的長期可持續性，取決于銀行能否在治理架構中建立起有效的權力制衡與監督隔離機制。

何世紅進一步指出，首席合規官制度的根本目標不是設立一個職位，而是將合規管理的剛性約束嵌入銀行經營決策的全部流程。目前來看，“高配”只是第一步，更大的考驗在于配套機制的建設——合規官的薪酬保障能否真正落實、其在重大經營決策中的一票否決權能否有效執行、獨立于業務部門的考核體系能否建立，這些制度細節的完善程度，將決定首席合規官制度能否從“掛名”走向“實干”。

從已經公開披露的處罰數據看，合規管理面臨的挑戰不是缺少規則，而是規則的執行在經營壓力面前不斷“打折”。2026年前4個月銀行業累計被罰沒7.69億元的現實表明，罰單的數量與金額并未因首席合規官的集中上崗而顯著減少。一位頭部城商行合規管理部人士坦言，合規管理部門在銀行內部的獨立性與權威性確實會因匯報層級上升而加強，但合規指令能否真正在業務一線落地，最終取決于銀行能否在考核機制和文化建設上將“合規優先”真正內化為全員共識。

當首席合規官不再只是一個“按圖索驥”的合規審批人，而真正在戰略決策、產品創新、業務流程中擁有實質性的否決權；當合規不再被視作“業務的絆腳石”，而是被視為銀行行穩致遠的“安全閥”——到那時，這場始于《金融機構合規管理辦法》的制度變革，才算真正完成了它應有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