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也說“文學家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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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也說“文學家的氣質”

陜西｜常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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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qk2016

著名文藝評論家常智奇先生的這篇文章，以“十氣”為尺，精準丈量了文學家的精神脊梁。文章將抽象氣質具象化，既有對魯迅、托爾斯泰等大師的透徹剖析，也犀利針砭了當下文壇急功近利的浮躁病。作者借古鑒今，呼喚青年作家摒棄名利誘惑，重塑清正風骨與家國情懷。這不僅是一篇文論，更是一聲振聾發聵的文學警世鐘，讀來令人熱血沸騰，深感文學的莊嚴與使命。

在中國當代作家隊伍中，真正具備世界人類性作家氣質者，寥若晨星。與此相應，堪稱現代經典性的偉大作品，亦如鳳毛麟角。那么，何為文學家的氣質？

世人常以“才華”二字蔽之，仿佛能鋪采摛文、雕章琢句者，便可稱之為文學家。殊不知，才華不過是文學的枝葉，氣質方為創作的根本。一個缺乏獨立個性氣質的作家，縱然技巧再純熟，辭藻再華麗，終究不過是文字匠人，其作品亦不過是精致的形式空殼。那么，文學家的氣質究竟為何物？

我以為，文學家的氣質，乃是血汁質、膽汁質、黏液質和抑郁質在生活的煙火中醇化、淬煉而出的一種元氣、生氣、清氣、正氣、大氣、精氣、神氣、睿氣、才氣、勇氣。此十氣，互相粘連，互相噙含，互相涵養，彼此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相成，相克相生，相依相存，相得益彰。它們共同構成文學家精神世界的基座與底氣。

元氣，是文學家生命胚胎里攜帶著的一種源發之童真，是天賦生命活力中那股純然之質的、原始思維本源的遺存。元氣充沛者，其文字便如日月星辰之光耀，江河湖海之粼粼，于自然光色中映照社會歷史之風采，讀之如飲甘泉，如沐春風。元氣衰竭者，縱有千般技巧，不過是枯木朽株，了無生機。王國維謂“赤子之心”，即此元氣之謂也。

生氣，是生命——形式——結構——功能在感受中，生機勃勃地流露，是宇宙清氣與生命真氣合二而一，移情傳輸的呼吸，是日日新又日新茍日新，鮮活情感的表達。一個有生氣的作家，能從一朵花中看見春天，能從一滴水中照見大海。他對世間萬物保持著孩童般的新鮮感，因而作品永遠躍動著生命的脈搏。

清氣，是文學家澄澈情感躍出人生悲劇感和悲劇人生觀，超越世俗功利的那一份超然物外，那一份遺世獨立。清者，不濁不俗也。文學家若為權錢所惑，為名利所累，筆下難免俗氣纏繞，那清凈透亮的文心便蒙上了塵垢。清氣在筆端，文字方能如秋水長天，一碧萬里。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清氣也。

正氣，是文學家面對生活中的假、丑、惡時所秉持的是非之心。文學既不能淪為冠冕堂皇，四平八穩，八面玲瓏的工具，也不能成為個人義氣，泄私憤，圖報復的利器。有正氣的作家，站在文學人民性的立場上，敢于說真話，敢于直面慘淡人生，敢于為社會底層弱者發聲。他的文字帶情，帶愛，帶憐，帶光，帶熱，帶暖。春秋筆法，秉筆直書，其正氣也。

大氣，是文學家胸懷襟抱格局的開闊寬廣。大氣的作家，不囿于一己悲歡，不困于方寸得失，他的目光投向的是民族的命運、人類的未來。這種高邁大氣，使他的作品有了縱橫捭闔的氣象，吞吐八荒的格局。托爾斯泰筆下的戰爭與和平，其大氣也。

精氣，是文學家凝神聚氣于筆端的那一股專注之心，之情，之力，之概。精氣足者，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廣大精微，能將散淡的思緒凝練于“文眼”，將土雞瓦狗化成珠圓玉潤的文字。精氣流蕩處，便是文章筋骨挺立時。曹雪芹“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其精氣也。

神氣，是文學家作品中所呈現的神思、神情、神明、神態、神智、神力、精神氣象。神氣者，余音繞梁，文字之外有韻味，言說之外的境界。有神氣的作品，令人讀后久久回味，如對高僧，如晤故人。蘇軾“大江東去”一詞，神氣飛揚，千古絕唱。

睿氣，是文學家的智慧與洞見。睿者，別裁明者。有睿氣的作家，能透過現象看本質，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能在紛繁世事中把握規律。這種智慧不是書本知識的堆砌，而是生命閱歷與獨立思考的結晶。歌德與愛克曼的談話，處處閃爍著睿氣的光芒。

才氣，是文學家與生俱來的稟賦與后天的造詣。才氣是文學創作的天賦基礎，但不可恃才傲物。真正的才氣，如同良玉，需經歲月的琢磨方能綻放光華。李白斗酒詩百篇，才氣縱橫，然亦難免有恃才放曠之處。

勇氣，是文學家敢于突破陳規、敢于承擔風險的膽識。沒有勇氣的作家，只能在前人的窠臼里亦步亦趨。有勇氣的作家，方能開辟新徑，引領一代文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勇氣開現代主義先河。

然而，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十氣俱全、完美無缺的文學家，世間并不存在。人類精神的復雜性與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決定了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將這十種氣質等量齊觀地集于一身。事實上，每一位優秀作家的精神氣質中，這十種氣各自占有不同的比例、比重、比值、比分、比價，最終形成一種有體驗、有體系、有體質、有體溫、有體恤、有體測、有體感的綜合力量——那種“將滿未滿”的十分之七八的綜合比值，方構成個性化的精神氣質。

有的作家孤獨而深思。弗蘭茨·卡夫卡即是典型。他的孤獨深入骨髓，他的深思穿透現代文明的荒誕。《變形記》中格里高爾一夜之間變為甲蟲，這是何等的孤獨與荒誕！卡夫卡的清氣與神氣極為充沛，但他缺乏托爾斯泰式的大氣與社會參與意識，也缺乏雨果式的熱情與悲憫。他的短處在于“小”，格局不大，題材狹窄；然而正是這種“小”，使他得以鉆入現代人靈魂最幽暗的洞穴，發現了別人看不見的真相。短處之中，恰恰藏著不可替代的優長。

有的作家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便是這種氣質的絕佳體現。維特的深情、敏感、脆弱，他對綠蒂的癡戀與最終的自殺，將“兒女情長”推向極致。歌德的才氣、睿氣、生氣皆足，但在正氣與勇氣方面，他遠不如拜倫那般激進而暴烈。然而正是這種敏感與柔情，使他得以開浪漫主義之先河，成為德意志精神的代表。

有的作家血氣方剛，金剛怒目。拜倫與裴多菲屬于此類。拜倫的《唐璜》諷刺辛辣，他本人更投身希臘獨立戰爭，直至捐軀。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正是血氣與勇氣的宣言。他們的長處在于激情澎湃、敢于行動；短處在于有時失之于淺露，缺乏莎士比亞式的深邃與克制。但正是這種血氣方剛，使他們成為民族解放的號角，其文學價值與歷史功績不可磨滅。

有的作家嫉惡如仇，眼睛里容不得一點沙子。魯迅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的雜文如匕首投槍，刺向舊社會的每一處瘡疤。他的正氣、勇氣、清氣皆臻極致，但也不可否認，他的文字中有時流露出峻急與尖刻，缺乏沈從文式的溫和與從容。然而正是這種嫉惡如仇，使他在黑暗的年代里成為“民族魂”，成為無數青年心中的燈塔。他的短處與長處，本是一體兩面。

有的作家心胸寬闊，容人容事。托爾斯泰與雨果當之無愧。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包容了俄國社會各個階層，他的“不以暴力抗惡”思想體現了一種宗教般的寬容。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博大的人道主義胸懷，寬恕了冉阿讓的過去，也寬恕了沙威的固執。他們的長處在格局宏大、悲憫深厚；短處則在于有時顯得說教味過重，思想體系的構建壓倒了藝術的留白。然而這種胸懷，正是史詩品格的基石。

有的作家急功近利與憂國憂民奇異并存。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便是最好的例證。他一生追逐金錢，債務纏身，寫作常常是為了還債，可謂“急功近利”；然而正是這種對金錢的渴望，驅使他深入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毛孔，寫出了那個時代的全部秘密。他的憂國憂民，不是書齋里的空談，而是從追逐名利的泥淖中開出的蓮花。他的長處在于洞察力之深刻、寫實之精準；短處在于文筆粗糙，結構松散。但粗糙中有生命力，松散中有大氣象。

以上諸端，足見文學家的精神氣質從來不是整齊劃一的標準化產品，而是千姿百態的生命形態。批評家和讀者不應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作家，而應理解每一份長處中都可能潛伏著短處，每一個短處背后也可能隱藏著獨特的優長。

那么，一個作家的精神氣質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以為，以下幾個條件與原因具有決定性意義。

其一，童年經驗與原生家庭的文化底色。一個作家的童年，是他精神氣質的胚胎期。魯迅自幼家道中落，目睹世態炎涼，故其文字多冷峻與批判；沈從文生長于湘西邊城，山川靈氣與少數民族風情滋養了他，故其文字多清澈與溫潤。童年給予作家的，不僅是記憶的素材，更是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

其二，地域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深層浸潤。福克納離不開美國南方，馬爾克斯離不開哥倫比亞的馬孔多，陳忠實離不開陜西的白鹿原。地域文化不是外在于作家的裝飾，而是融入血脈的氣質基因。同時，民族精神的深層結構——中國的“仁”、西方的“邏各斯”——也在無形中塑造著作家感受世界的基本框架。

其三，個人閱歷與苦難的淬煉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沒有西伯利亞流放的經歷，就不可能寫出《罪與罰》與《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對人性深淵的勘探。帕斯捷爾納克如果沒有歷經二十世紀蘇聯的風云變幻，就不可能寫出《日瓦戈醫生》中的那種悲愴與堅守。苦難不是作家的選修課，而是必修課——它剝去生活的表象，觸達存在的本真。

其四，閱讀譜系與精神師承的選擇。每一個作家都是在閱讀前人的過程中成為自己的。海明威師承格特魯德·斯坦與舍伍德·安德森，但他最終走出了自己的路。博爾赫斯從卡夫卡與愛倫·坡那里汲取養分，卻創造了獨屬于他的迷宮。閱讀譜系決定了作家的起點，而能否超越師承，則決定了作家的終點。

其五，時代命題與個人使命的相遇方式。每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是與他所處的時代深刻糾纏的人。托爾斯泰遇見了俄國農奴制改革后的社會裂變，魯迅遇見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作家與時代的相遇，不是被動地反映，而是主動地回應。這種回應方式——是批判還是頌揚，是逃避還是直面——最終凝定為作家的精神氣質。

其六，自我修煉與主體精神的自覺建構。氣質固然有天賦的成分，但后天的自我修煉同樣不可或缺。一個作家讀什么書、交什么友、追求什么樣的生活、堅守什么樣的底線，都在日積月累中重塑著他的氣質。曾國藩講“讀書變化氣質”，即是此理。作家若不自省、不自覺、不自立，其氣質終將被時代的大潮裹挾而去，淪為流俗的一部分。

然而，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發生了劇烈的撞擊，市場經濟的洪流滾滾而來，人的欲望如脫韁的野馬般洶涌澎湃。權、錢、色的交易無時無刻不在誘惑著人性，人們在靈與肉之間被撕扯、掙扎、熬煎，仿佛置身于煉獄之中。真正的文人骨氣，在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青年文學創作者隊伍的狀況。許多青年初學寫作者，把文學當作求生的敲門磚。文學對他們而言，不是靈魂的皈依，不是精神的朝圣，而是一條通往名利的捷徑。他們稍有成績，便露出無聊文人的本色——得意忘形，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什么東西都想要：要名，要利，要地位，要特權。他們的筆下，或許技巧嫻熟，或許故事精巧，但唯獨缺少了文學家應有的一口氣。那口氣散了，文章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學隊伍建設中存在的、令人擔憂的問題：缺乏真正的文學家氣質。許多青年作家缺乏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缺乏一種甘于寂寞、甘于奉獻的殉道者的精神。他們把文學當作自我膨脹的工具，而不是服務人民、啟迪民智的載體。

繁榮文學的根本，在于作家隊伍的建設，在于作家主體精神氣質的確立。一個沒有獨立精神氣質的作家，不可能寫出有風骨的作品。一個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的作家，不可能抵達思想的深水區。因此，我主張當代青年作家應當建立一種清正清純、憂國憂民、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獻身精神。這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文學創作的內在要求——只有心懷蒼生的作家，才能寫出打動人心的作品；只有扎根人民的作家，才能獲得不竭的創作源泉。

不可否認，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大量的西方現代主義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涌入，對年輕一代產生了巨大的誘惑。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甚囂塵上，這些都在無形中侵蝕著青年作家的精神根基。面對這種局面，我懇切地希望青年作家們能夠靜下心來，認真讀書，獨立思考生活，建立一種獨立自覺的、追求真理、追求美好、追求仁愛的創作思想，努力確立自己的文學精神風骨。

這種精神風骨的建立，既要立足于民族精神的沃土，又要廣泛借鑒人類一切先進文化的優秀成果。中國文學有著悠久的“文以載道”傳統，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精神血脈，這些是我們不能丟棄的根。同時，我們也要以開放的心態，學習西方文學在敘事技巧、人性開掘、形式創新等方面的優長，將二者融會貫通，豐富民族文學精神的本體，建立起一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學精神。

最后，我要說：讓那些把文學作為敲門磚、沽名釣譽、匆匆忙忙行走在文學邊緣上的“弄潮兒”們，背著他們沉重的“俗人”包袱，回到功名利祿，寶馬香車的負累中去吧。文學的神圣殿堂，只屬于那些甘于清淡、簡約、寂寞、勇于擔當、心懷天下、筆系蒼生的真正朝圣者。

唯有如此，中國文學才能真正地繁榮，才能真正地為人民群眾奉獻精美的精神食糧，才能在人類文明的星空中發出屬于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光芒。

作家檔案

感受文字的溫暖

常智奇，陜西武功人。研究員，文學碩士、著名文藝評論家，陜西省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副主席、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文藝輕刊》總顧問，曾任陜西省文學院院長、《延河》雜志主編。有文藝理論研究批評專著《整體論美學觀綱要》《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文學審美的藝術追求》等九部，兩部散文集，在全國50多家報刊發表500多篇論文、評論文章，多次獲獎，有小說、詩歌、電視連續劇、翻譯小說公開發表，曾代表中國作家協會接待外國作家代表團多次，2011年代表中國作家出訪美國，在洛杉磯發表專題講演(后在美國和中國報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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