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故論今】重溫2025年初幾大名網媒推介布衣學人劉毅峰的藝文

有“現代中國美育之父”之譽的

蔡元培先生

文/劉毅峰(布衣學人)

近現代中國歷史，自廣東人的鄭觀應、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等先生開啟的“維新變法思想啟蒙運動”，以及孫中山先生開創以“民主共和理念”為主導的“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使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方向“轉型”的過程中邁出了第一步。緊接著就是由被稱為是“三只兔子”(即生肖屬兔)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先生他們在“北京大學”共同開創的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為開路的，對于現代中國歷史發展走向有著極為重要意義的“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后又是“五四運動”。由此繼“辛亥革命”以及“民國”建立之后的中國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有“思想文化啟蒙”意義的時期，筆者認為有過四次。第一次是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期；第二次是在魏晉南北朝的“藝術覺醒和獨立”時期，當然這次“文化啟蒙”范圍很有限，僅局限于極“少眾”的文化精英貴族階層范圍，但對于之后的中國文學藝術界影響卻是很大；第三次是在宋代以“集宋代理學大成”的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和以陸象山為代表所開創的“心學派”(明代的陳白沙、湛若水、王陽明的“心學”也是由此發展而來)的“新儒家思想啟蒙”，以及之前蘇東坡為代表的比較有開放胸懷格局的貫通“儒道禪”精神，以“文學藝術”方式表達為主的“新儒家文化啟蒙”時期；而第四次則是在“清末民初”發生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啟蒙運動”時期。當然這四次“思想文化啟蒙”時期最具有重大意義的，無疑是第一次和第四次這兩個時期。而具有使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方向“轉型”意義的，又無疑是第四次“清末民初”所發生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啟蒙”時期。而其中的“新文化運動”又是這一系列“啟蒙運動”當中，有著前無古人的開創性意義和非常重要的“啟后”意義的“啟蒙運動”。也成為了現代中國歷史上一道大放異彩極為耀眼的文化景觀。而這“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發生及對于之后中國的影響那么巨大而深遠，還是不能不談論到只要講現代中國歷史都是無法繞過的那“三只兔子”，尤其是這“三只兔子”之首的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塑像 劉開渠雕塑作品

蔡元培先生可謂是近現代中國“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主張“做學問”不應有“古今中西之分”的，一生致力于“中、西學術文化”之間，找出其“共通性”與“一致性”的，很有代表性的第一代學者型教育大家。筆者認為蔡先生在關于“融合中西文化”或“調和中西文化”具有“包容性”的“啟蒙”方面，要比陳獨秀和胡適兩先生做得更好。所以蔡先生在“新文化思想啟蒙”方面的貢獻其實是不亞于陳、胡兩先生的。當然，蔡元培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還有最為重要的貢獻，就是為他的晚輩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一起發動并領導該“啟蒙運動”提供了“北京大學”這個最為重要的“文化平臺”，以及除倡導“科學”之外，還大力倡導“美育”。可以講，如沒有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后所建立營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這個“文明開放”的“文化平臺”，“新文化運動”以及后些發生的“五四運動”等都是無從談起。當然包括李大釗、楊昌濟先生及其學生毛澤東在內也都沒有到“北大”的機緣，那后來的中國現代史或是另一番的說法了。筆者認為現當代中國文化界對于蔡元培先生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貢獻還是有低估之處，重視還是不夠。蔡先生與現代中國教育文化方面的關系最為密切，蔡先生本是晚清的“進士”、“翰林”出身，又是“民國”時期的“第一任教育總長”，后任“北大校長”，可說是民國時期“體制內”思想最為開明開放，最有“包容度”的第一流教育大家，也是開創現代中國包括“美育”在內的“國民教育”的先驅。下文就重點談一下蔡先生在開創“現代中國美育”方面的貢獻。

蔡元培書法作品

在蔡元培先生一生中最為重視教育并畢生致力于“教育救國”的事業，故他在發揚傳統的“尊師重道、尊道貴士”精神，善于發現人才并不拘一格大膽任用人才方面，可說是在現代中國教育界無出其右的一個偉大教育家。蔡先生除了大力推介和支持及幫助過他的晚輩如陳獨秀、胡適、魯迅、梁漱溟等這些“啟蒙思想”大家以及學術文化界的很多名人名家之外，對于現代中國藝術界的不少藝術大家和藝術教育大家，都同樣給予過大力的推介和支持及幫助。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蔡先生對于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劉開渠以及蕭友梅等這些藝術大家兼藝術教育大家在事業人生方面上的助力，他們在藝術事業和藝術教育事業方面上的輝煌成就，可說也是與蔡先生在他們早年“初出道”時的推介和支持及助力有關，這都是很值得在“現代中國藝術史”上講一下的。

蔡元培先生題寫的“國立藝術院”原碑刻

據有史料記載，林風眠與蔡元培先生的緣份是始于法國。那是1924年在法國舉辦的“中國美術展覽會”，當時蔡元培先生被推舉為該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名譽會長”，也就是在這次“展覽會”上，林風眠的畫作和林文錚的美術評論文章給蔡先生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在該展覽會結束后，據說蔡先生曾兩次與夫人一起到林風眠的住所看望他，并與風眠相談甚歡。蔡先生見風眠當時生活清苦，還資助了他三千法郎(也有說一千法郎)。那時的林風眠還只是一個在歐洲學習繪畫時期的青年畫家。而那林文錚后來還成為了蔡先生的女婿。而林風眠于1925年回國后，就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現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校長。當時林風眠才是一個25歲的年輕藝術家，這也是與蔡先生的推薦和支持有關。后林風眠于1927年因軍閥干涉迫于壓力而辭職。同年蔡先生主持“大學院”并成立“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聘任林風眠為委員，又提議在長江流域辦一所“國立藝術大學”，并定址在杭州，這就是“國立藝術院”（原浙江美術學院前身，現中國美術學院）。蔡先生并書寫了“校名”。“國立藝術院”在1928年4月9日正式開學，林風眠任第一任院長，林文錚任教務主任。這當然也是與蔡先生的推薦和支持有關。可以講林風眠在藝術事業及藝術教育事業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就，是與蔡先生的提攜支持是分不開的。在“國立藝術院”開學典禮上，蔡先生親臨并發表題為《學院只為研究學術而設》的著名演講，此講話主要精神蔡先生明確地說：“藝術是創造美的、實現美的”，“要以純粹的美來喚醒人的心，就是以藝術來代宗教。”“所以大學院在西湖設立藝術院，創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為愛美的心，藉以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大學院設立藝術院，純粹為提倡此種無私的、美的創造精神。所以藝術院不在學生多少，而在能創造。……”由此已可見蔡先生“美育思想”之境界！而林風眠也確是沒有辜負蔡先生對他的期望，除了呼應蔡先生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提出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調和中西”藝術思想主張，并在繪畫創作上取得具有開創性的藝術成就之外，還培養了包括如趙無極、朱德群、李可染、吳冠中、木心等藝術大家。林風眠早年在法國學習的多是“西方現代繪畫”那一路，所以在他之后的藝術創作上雖然融入了不少“中國藝術”成份而自成一家畫風，但還是看得出受“西方現代繪畫藝術”的影響較多。林風眠被稱為是“中國現代繪畫之父”。其實“西方現代繪畫藝術”早就在蔡先生的關注范圍之內。據有史料記述，蔡先生于1915年在法國研究美學期間，就曾專門拜訪過西方現代繪畫大師畢加索。蔡先生當時還購買了至少五幅畢加索的畫作帶回國內，這標志著畢加索繪畫作品正式傳入中國。蔡先生并在日記中評論畢加索的畫作說：“乍觀之，似圖案，非圖案；似人物，非人物……蓋見一物而覺其為美者，無非種種線之感觸”。這應是中國學者美學家對于“畢加索藝術”的最早評價記錄。此后畢加索的作品以出版物的形式被陸續引入國內，于是畢加索的名字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藝術界第一次“火”起來了。

林風眠國畫作品

而徐悲鴻在“初出道”時也是有幸得到兩個對他之后的人生藝術事業至關重要的前輩導師的推介和支持及幫助，一個是他的老師康有為，另一個就是蔡元培先生。當年作為青年藝術家的徐悲鴻，因有他老師康有為的介紹信，推薦其在“北平”(現北京)的弟子羅癭公介紹他認識當時的“教育總長”傅增湘，而在此期間，徐悲鴻又專門拜訪了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對于悲鴻的繪畫天賦才情當然也是很欣賞，對他那富有民族藝術特色的畫作大為稱贊。隨后蔡先生就力薦聘請當時還沒有任何“大學學歷”的徐悲鴻任“北大畫法研究會”的導師以示支持。悲鴻在當時該“畫法研究會”里可說是資歷最淺的導師。這是因蔡先生看到悲鴻是一個可培養塑造很有前途的青年藝術家。后也是在蔡先生的幫助下，悲鴻才得以取得不用“自費”的“官費留法”資格。據說徐悲鴻是“現代中國公派留學美術的第一人”。開啟了他的“留法八年學畫”，奠定其后來藝術事業基礎的重要人生經歷。有說在悲鴻臨行前，蔡先生曾對悲鴻說“你比我年輕，要到法國去！回來改革中國繪畫，為民族爭光。”而悲鴻也確是抱著“改革中國繪畫，為民族爭光”的志向前往巴黎藝術殿堂的。而在1927年悲鴻“留法”學成回國后的第二年，又因蔡先生的推薦，受聘任為“國立北平藝術學院”（原“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院長。徐悲鴻在早年有如此作為，除了他自身天賦才情以及勤奮努力之外，也是與因有緣得到蔡先生的助力是分不開的。有說悲鴻曾言“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導師，就是蔡元培先生。”而徐悲鴻同樣也是沒有辜負蔡先生對他的期望，日后除了他自身在藝術上取得了也是具有開創性的成就之外，同時還引導了蔣兆和以及培養了如吳作人、李斛、楊之光等名畫家，并也因他的慧眼識才，大力推薦和幫助了如齊白石、傅抱石這樣的大畫家。

徐悲鴻國畫作品

而劉海粟在藝術事業上更是因有緣一直得到蔡元培先生的教導和大力支持、提攜及幫助。劉海粟并且是直至蔡先生晚年在香港“養病”期間都仍然與蔡先生有密切往來的極少數藝術家之一。劉海粟曾言: “蔡先生是我的恩師，于我恩重如山，他還是我們‘上海美專’的精神領袖，我終生感激他。我和悲鴻若非蔡先生提拔，也許是另一種命運。”劉海粟這番話講得不錯，應是他的肺腑之言。劉海粟曾多次跟人談起蔡先生對他扶持幫助的往事。那是于1917年蔡先生應邀在“北京神州學會”發表題為《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演講，之后此演講詞全文發表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當時為現代中國最早期的“體制外民辦”的藝術學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創辦人之一兼校長，才21歲的青年藝術家劉海粟讀到此文后，十分贊同蔡先生那“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的思想主張。他就寫信給蔡先生，表達了自己對于蔡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宏論的贊同及敬意，另也希望能得到蔡先生對于“上海美專”教育改革的支持。劉海粟意想不到很快就得到蔡先生的回信答復，表示支持“上海美專”的教育改革。后來“上海美專”成立了“校董會”，蔡先生還兼任“校董會主席”。他并提名梁啟超、黃炎培等擔任“校董”。蔡先生不只是掛名“校董會主席”，而是親自過問該會的一切事務，領導“上海美專”改革學制以及包括提高教學質量等一系列工作，并為“上海美專校刊”《美術》雜志題寫刊名。據說這是現代中國藝術史上的第一本美術專業雜志。蔡先生還先后為“美專”寫了兩個版本的校歌，又為“美專”書寫了頗有深意的“宏約深美”四字，并請刻工用楠木雕刻制成牌匾，從北京送到“上海美專”。據說此牌匾在“上海美專”的禮堂上懸掛了30多年，直到該“美專”后合并到“華東藝專”之前。蔡先生并在1922年給當時任“教育次長”的陳垣（啟功的老師)寫信呼吁給“上海美專”立案，以使“上海美專畢業生”享受與“國立專科學校畢業生”的同等待遇。蔡先生還在經濟上支持劉海粟到歐洲學習考察藝術。這本是劉海粟多年的心愿。在海粟臨行前，蔡先生又教導他說:“考察藝術不要限于繪畫，各種兄弟藝術，各種藝術流派都應廣泛接觸，采眾花之蜜，釀自我之香，用西人之長，補自己之短，畫畫要保持民族的氣質，東方人的氣質，中國文化有五千年歷史，有獨有的魅力，不能忘了祖宗。”海粟聽后十分感動，本想說幾句感謝的話，但剛開口就被蔡先生打斷了，蔡先生搖搖手接著說:“這不是為了你，也不是為了大學院，而是為了需要振興美育的神州。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不為后人挺身請命，披荊斬棘，要老年人干什么? 這是我的義務，你也應該做到最后一息。”蔡先生的這番語重深長，寄“振興中國美育”的希望于后輩青年藝術家及藝術教育家身上的話，實在是令人感動！

劉海粟國畫作品

這是劉海粟第一次去歐洲之行，也是他的藝術人生的關鍵性轉折點，為他后來的事業奠定重要基礎。1929年2月，在蔡先生的幫助下，劉海粟以“中國駐歐特約著作員”的身份到歐洲考察藝術。海粟這第一次的“歐游”，就與“德國東方藝術協會”達成了于1934年在德國柏林舉辦“中國現代繪畫展覽會”的協議。但此事意想不到遭到了當時一個姓蔣的“中國駐德公使”的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是:“劉海粟不過一區區教授，怎能代表國家答復這么重要的問題?”后此“畫展”之事卻得到了蔡先生的大力支持。蔡先生并親自赴德任該“畫展”的“籌備委員會主任”，并請葉恭綽先生任副主任，任命劉海粟和“折衷畫派”(后謂“嶺南畫派”)祖宗師之一的高奇峰這兩個藝術大家為赴德國柏林舉辦“中國現代繪畫展覽會”的全權代表，負責籌備該“畫展”有關工作事宜。但不料原計劃與劉海粟一起去德國籌備該“畫展”事宜的高奇峰，因從廣州到上海的途中“舊病復發”，到上海后也醫治無效，沒過多少天就病逝于“上海大華醫院”。于是只有劉海粟一人作為全權代表，赴德國開展該“畫展”的有關籌備工作事宜。據說這次“中國現代繪畫展覽”開幕后，在歐洲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產生了轟動效應。劉海粟就乘勢把此“畫展”在歐洲各國作“巡回展覽”。該“巡回畫展”結束海粟回到國內后，得到了蔡、葉兩先生的高度評價，并在上海設宴為他“洗塵”。包括黃賓虹、王個簃、鄭午昌等在內的數十位藝壇名流名家都有出席這次宴會。蔡先生在此“宴會致詞”中說: “劉海粟先生此次代表吾國赴德舉辦中國現代畫展，獲得無上光榮與極大成功。在柏林展覽后，引起各國的注意，兩年間在歐巡回展覽十余處，震動全歐，使歐人明了吾國藝術尚在不斷地前進，一變歐人以前之誤會，……此次畫展之后，轉移歐人之視線，此因吾全國藝術家之力量博得之榮譽，而由于海粟先生之努力奮斗，不避難辛，始有此結果。……”總之這次在蔡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劉海粟負責有關籌備工作的在歐洲舉辦的“中國現代繪畫展覽”，與之前不久徐悲鴻負責籌備工作的也是在歐洲舉辦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都可說是近現代中國以“官方名義”組織籌備的最早期在歐洲舉辦的兩次具有歷史性重要意義的，向世界展示“中國藝術”的展覽會。而劉海栗他兩次在歐洲舉辦的個人畫展，蔡先生都有為他作“序文”，給他以鼓勵和支持。由此我們可見蔡先生對于后輩有志向、有才華、有作為的藝術家及藝術教育家的支持和幫助的程度。而在劉海粟任校長期間的“上海美專”的學生當中，走出來了如潘玉良、程十發、王琦、趙丹等有藝術成就以及影響力的藝術名家。

蔡元培先生當年為“上海美專”

(原名“圖畫美術學校”)的題字

而劉開渠能成為現代中國第一代雕塑藝術名家，也是與蔡元培先生的扶持和幫助有關的。據現有史料記載，在劉開渠的藝術人生中，對他幫助最大的應是蔡元培先生。有說1927年在“北京藝專西洋畫系”畢業的青年油畫家劉開渠，最初曾在“南京中央大學”做刻蠟板工作那時愛上了學雕塑。這期間有一次恰巧遇見到蔡元培先生這樣的難得機會時，他向蔡先生表示希望有機會能派他到法國去學習雕塑的愿望。蔡先生當時聽后很高興地說：“很好，只是我們國家還沒有派過人出國學雕塑。”“但我記著這件事，等以后有機會吧。”劉開渠聽了蔡先生這樣說，便對想去法國學雕塑這事不抱多大希望了。但劉開渠意想不到的是蔡先生一直記著這件事，到了1928年秋，在蔡先生的幫助下，劉開渠得到了“帶薪金”的以“駐外著作員”身份赴法國，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雕塑系學習的機會，他的愿望終于實現了。他積極響應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用心于鉆研雕塑藝術。到1933年夏，劉開渠從法國學成回到國內后，他就向蔡先生匯報了自己在巴黎的學習情況。蔡先生聽后說:“你能回來為中國雕塑工作，這是很好的。從發展上看，雕塑沒有繪畫那樣興旺，希望今后你為中國雕塑開創一條新路子，擔負起雕塑教育工作，造就更多人才。”之后劉開渠也一直受到蔡先生的提攜。很多年后，據說劉開渠還感慨地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蔡元培，就沒有我這個雕塑家劉開渠。”

蔡先生在1927年又與“北大音樂傳習所”教務主任，有“中國現代音樂之父”稱譽的音樂大家也是廣東人的蕭友梅南下上海，一起創辦了現代中國第一所的“國立高等音樂學府”——“國立音樂院”(現上海音樂學院前身)。“國立音樂院”創辦之初，名義上是蔡先生掛名“院長”，蕭友梅為“教務主任”，但該“音樂院”日常各項主要工作事務的實際負責人還是蕭友梅，蔡先生在背后全力支持。后到了1929年“國立音樂院”更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院”時，蕭友梅才正式任院長之職。蕭友梅無論是最初應蔡先生聘請他主持“北大音樂研究會”，到該會后更名為“北大音樂傳習所”任教務主任，再到在“國立音樂院”任教務主任、院長，都無不是得到蔡先生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這也可說是蕭友梅與蔡先生的緣份。蕭友梅在音樂藝術事業方面上，他本人除了取得具有開創性的藝術成就之外，還培養了如冼星海、賀綠汀、李煥之等這樣的在現代中國音樂藝術史上有重要影響力的音樂大家。

蔡元培先生的書法題字

蔡先生與蕭友梅共同創建了“國立音樂院”后，到了1928年8月蔡先生才攜家眷定居上海，之后直到1937年11月“抗日戰爭”期間蔡先生才離開上海到香港“養病”。而在蔡先生晚年居香港期間最為值得一提的是，蔡先生與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晚輩才子，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學兼好友蕭子升常在一起討論“美學”的故事。蔡先生居港期間與在內地時相比較，很少與人交往或外出參加社會活動，基本上可說是過著“隱居”的生活。從讀蔡先生的自述文字中可看出他對于這段時期的生活是比較滿意的。蔡先生曾講過: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不知每天要見多少不愿見的人，說多少不愿意說的話，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他在給他兒子的信中有言：“但我自來港以后，絕對不應酬，不輕易見客，有許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與通聞問，并不見怪。我于是有暇讀書，有暇著書，為十年來所未有……”而正是為了避免煩忙，蔡先生盡量減少會見客人，減少“俗事”煩擾。據說蔡先生居港期間他只是會見過很少人。而其中就包括有劉海粟、林風眠、蕭友梅、蕭子升等晚輩。而劉海粟和蕭子升來訪更多些，尤其是蕭子升，他與蔡先生這期間來往最為密切，這也可說是蕭子升與蔡先生的緣份吧。才子蕭子升早年本是與毛澤東來往最為密切的同學兼好友，曾與毛澤東一起創辦過“新民學會”，蕭子升當時還被推選為“總干事”。當年蕭子升和毛澤東與蔡和森他們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被稱為是“湘江三友”。但后來蕭、毛二友因“志趣”看法不同，思想觀念不合而導致最終分道揚鑣，各走各路。據說這兩個好友自1926年之后就一輩子都再也沒有見過面了。而蕭子升與蔡先生卻是一直都有往來且關系密切。蔡先生是在他任“北大校長”兼任“華法教育會會長”之時初識蕭子升的。當時蔡先生就認為蕭子升是一個很有才華，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故而就邀請他任“華法教育會”的“秘書長”，負責處理接待當時來自全國各地“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學子的工作。其時也就是毛澤東由他的老師楊昌濟介紹到接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那里做“圖書管理員”的時候。后蕭子升去歐洲“游學”多年，并將關注重點放在研究“哲學”和“美學”方面。而在蔡先生居港期間， 已游學多年從歐洲歸國的蕭子升并沒有忘記蔡先生，常來看望蔡先生，并與蔡先生一起討論有關“哲學”和“美學”的問題，尤其是“美學”。這在蔡先生于1938年1月19日所寫的日記中也有講及到，其中有記述:“午后，子升來，……子升于最近四年專在（巴提爾)大學研究哲學，因該大學為培根與笛卡爾兩大哲學家修學之所也。四年內尤用力于(居友)學說，其博士論文已付印。”蔡先生這里說子升在歐洲的大學最近四年的學習研究“尤用力于（居友)之學說”。“居友”是法國一個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和美學家。“居友”的“美學”認為“藝術”與“道德”是生活的最高表現，有“美善統一說”。“居友”的“美學思想”有不少與蔡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也是有相近之處的。這在蔡先生所寫的《居友社社友題名錄小引》文中也有說:“居友為近代倫理學家、美學家、文學家，而又為教育家，其學說至為精深博大。吾國人之言居學者，二三十年來，李君石曾倡之最早，蕭君子升治之最專。余宿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說，與居友所論，亦多有暗合。……”故而蔡先生對于“居友學說”很感興趣，他在聽蕭子升講對于“居友學說”的研究心得時，蔡先生還一邊聽一邊做筆記，筆記后還要子升校閱，看有無錯漏之處。其虛心好學之精神實在令人感動。這在由蔡先生口述，蕭子升作記錄后所撰寫的《蔡孑民先生自傳》中就有記述此情景。其中有言：“時蔡先生及其家人亦避居九龍。……時余正研究法國大哲學家居友學說，因亦涉及先生‘以美育代宗教’之討論。先生曾聞居友之名，而未讀其書。常命余譯述講解，戲言上課，并作筆記。并令余校閱其筆記，其虛心好學，老而彌篤，感人如此！”從中可看出蔡先生與蕭子升談得投緣的程度，蕭子友也把他所寫的學術論文《居友學說評論》拿給蔡先生提意見，另應也有希望蔡先生能為他作一“序文”之意。蔡先生當然很高興地為子升此“論文”作了“序”。其中有說：“余在二十年前，發表過‘以美育代宗教’一種主張，本欲專著一書，證成此議；……。而人事牽制，歷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書，真是憾事。”由此可知，“以美育代宗教”，倡導“美育”的主張，一直是蔡先生畢生念念不忘，孜孜以求之信念！這“信念”無論是他在“北大”或“大學院”或“中央研究院”直至晚年居港到去世之前，他都從沒有改變過。這也是蔡先生的最為可貴可敬之處。但居港后雖然少了事務的糾纏，可不易找到有“共識”的“知音”。而子升能到香港來常與他討論“美學”話題，當然是使蔡先生很高興之事。難得找到與他有“共識”的“知音”。在一篇記述《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歲月》文中也有講到蔡先生在回憶中有說：“蕭君子升，自少即有懷疑宗教，好美術之根性，聞余說（以美育代宗教說)而好之，曾自長沙至北平，與余上下其議論，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了。”好一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語，充分地表達了蔡先生與蕭子升在“志趣理念”以及“價值觀”方面上很早就有相近之處。因而這兩個長晚輩真乃是達到了“忘年之交”之境界！蕭子升自在歐洲“游學”多年之后，他就更多的是注重于能體現“現代文明”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方面上的追求。這應也是蕭子升之所以與畢生追求充分體現“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科學”和“美育”的蔡元培先生，能達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境界的重要原因吧。其實無論任何“學問”，到了最高境界必然是要談論到“哲學”。蔡先生和蕭子升無疑都是很懂得此道理。而“美學”本就是“藝術”的“哲學”。所以談論“美育”也必然會涉及到“美學”。

自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主張之后，尤其對于現代中國藝術界影響很大。如高劍父、高奇峰、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蕭友梅等藝術大家，無不是以他們的實際行動呼應蔡先生此“美育思想”主張，各自開創了他們的藝術事業。當時被稱為是“折衷畫派”(后謂“嶺南畫派”)的祖宗師“二高一陳”的“二高”，即高劍父、高奇峰兄弟，他們在廣州分別創辦了“春睡畫院”和“美學館”以作為培養學生以及傳播他們提出的“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的“折衷畫派”藝術思想。高劍父對于蔡先生借“無人我之偏見”的“非功利性”的“審美教育”來沖破“封建專制思想”的樊籠，有利于思想解放和個性自由的“美育思想”主張非常贊同和支持。而高奇峰在其創辦的“美學館”，對來到他這里學習“國畫”的學生趙少昂等所講的一番話，其中似乎有與蔡先生那“以美育代宗教”的“美育思想”主張相呼應。如其中有言：“……以真善美之學，圖比興賦之畫去感格那渾濁的社會，慰藉那枯燥的人生，陶冶人的性靈，使其發生高尚、和平的觀念。”這可以使“庶頹儒者有以立志，鄙倍者轉為光明，暴戾者歸乎博愛，高雅者益增峻潔……”高氏兄弟那時是以提倡“藝術革命”、“改革國畫”為己任的。通過他們的努力，終于使得“嶺南畫派”成為現代中國畫壇最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幾大畫派之一，成為現代中國藝術史上其中一道絢麗景觀。蔡元培先生對于開創“折衷畫派”即“嶺南畫派”的祖宗師“二高一陳”(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三大家的“新國畫”作品，都分別有作出過較高的評價。

高劍父國畫作品

早在“辛亥革命”后“民國”建立之初，時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就將“美育”列入了國家教育大綱，提出包括“美感教育”在內的“五育”作為新的教育方針主張。所謂“美感教育”就是“美育”。蔡先生認為“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所以“美育”應與“智育”和“德育”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以培養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以期達到高尚的具有“真善美”的精神境界。雖然“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曾在1903年也提出過“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并重的思想主張，認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情感發達，以達完美之域；一面又為德育與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但據蔡先生所講“美育的名詞是民國元年我從德文譯出，為前所未有。”早在1901年，蔡先生在他所寫的《哲學總論》中最早在中國學術史上歷史性地使用“美育”一詞這概念。當然蔡先生后來可能也有受到過王國維“美學思想”的影響，但王國維的“美育”主張只能說是僅限于“思想史”層面，而沒有在教育實踐上得到貫徹。而正是因為在蔡先生的提倡和努力推動下，才使得“美育”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列入了國家教育大綱這層面上。這在“中國教育史”上無疑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盡管蔡先生后來辭去了“教育總長”一職，但他所提倡的“美育”主張還是得到了形式上的實行。這是蔡先生在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貢獻。而蔡先生之所以說他提出“美育”一詞這個概念的時間是在民國元年，足見他認為之前中國并無真正意義上的“美育”。而究其之所以重視“美育”，提倡“美育”的“初心”，還是得從蔡先生在德國比萊錫大學學習時期開始萌發說起。蔡先生早在任“教育總長”及“北大校長”之前，本曾在德國比萊錫大學學習過多年。據比萊錫大學所存的檔案有記錄蔡先生在此期間曾學習過的課程多達40多門，包括有教育學、文學、哲學、心理學、美學、美術史、繪畫藝術等課程。后興趣更多地轉移到“哲學”和“美學”方面，尤其是“美學”方面的研究。蔡先生曾自述：“我于課堂上既常聽美學、美術史、文學史的課，于環境上又常受音樂、美術的熏習，不知不覺的漸集中心力于美學方面。尤因馮德講哲學歷史時，提出康德關于美學的見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與普遍性。就康德原書，詳細研讀，益見美學關系的重要。”顯然，康德的“美學思想”引起了蔡先生很大興趣，使他開始收縮了學習的范圍，從原來的涉及眾多學科范圍自覺地“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蔡先生除了研讀康德的美學著作之外，他還研讀了德國其他“美學家”的著作。可以講學習“西方美學”，是蔡先生求學探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關注點，也是他“留學德國”數年在學術研究上最為突出的收益。蔡先生在回憶起他這段求學經歷時有說：“我看那些德國人所著的美學書，非常喜歡。因此，我就研究美學，但‘美學’的理論，人各一說，尚無定論，欲于美學得一徹底的了解，還須從美術史的研究下手，……”自此之后，蔡先生就與“美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美育”也就成為了蔡先生一生的思想主張。后蔡先生又去法國從事“美學”研究多年，并編寫了不少的“美學’著作。在此期間他又與李石曾、吳玉章等人發起并組織了“華法教育會”、“勤工儉學會”等。后來的“中共”領導人如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早年都是通過這些組織的幫助順利地到法國“勤工儉學”的。

而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思想主張，是1916年在“江蘇教育會”演講和1917年應邀到“北京神州學會”所作的專題演講提出來的。后這《以美育代宗教說》為題的演講詞全文，在當時很有影響力的《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出來。這對于中國自秦之后二千多年以來的傳統“文化生態環境”來說，無疑也是如同投下一塊巨石落到了原本波瀾不驚的湖畔，尤其是在教育文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此后蔡先生又相繼發表了包括《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在內的一系列關于“美育”的文章(包括整理的“演講文稿”)。對于“美育”的定義、美術與美育的關系、美育與宗教的關系、美育與健全人格的關系以及美育的實施方法等問題，都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后來蔡先生曾說過原本打算就“以美育代宗教”這話題寫一部專著，并已擬定了提綱，無奈因“人事牽制”而未能如愿，為此而抱憾終身。蔡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主張，應也是有受到“康德美學思想”的影響啟發而來。因而他特別強調“康德美學”中所指出的“審美”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意義。這在上述蔡先生的自述中已有講過了。而關于《以美育代宗教說》演講詞主要內容，蔡先生有說：“自兄弟觀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構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為三種：一曰智識，二曰意志，三曰情感。”而“知識、意志兩作用，既皆脫離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關系者，唯有情感作用，即所謂美感。”所以蔡先生在演講詞文中開篇就開宗明義地說：“……擇一于我國有研究價值之問題為到會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說是也。”蔡先生指出：“凡宗教之建筑，多擇山水最勝之處，吾國人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間恒有古木名花，傳播于詩人之筆，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宏幽邃之殿堂，飾以精美之造像，瑰麗之壁畫，構成黯淡之光線。佐以微妙之音樂。贊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詞，演說者必有雄辯之素養，凡此種種皆為美術作用，故能引人入勝。……然而美術之進化史，實亦有脫離宗教之趨勢。” “而唐以后詩文，遂多以風景人情世事為對象。宋元以后之圖畫，多寫山水、花鳥等自然之美。……漢唐之吉金，宋元以來之名瓷，則專供把玩。”歐洲“及文藝復興以后，各類美術漸離宗教而尚人文。……于是以美育論，已有與宗教分合之兩派。以此兩派相較，美育之附麗于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甚至為護法起見，不惜于共和時代，附和帝制。宗教之為累，一至于此。”“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粹之習慣，而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系。……”我們從此演講詞文稿所表達的主要意思，就足已可見蔡先生那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情懷”的“美育思想”境界之“高度”。蔡先生一再強調“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意。”王國維先生也曾有言：“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于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物，使人忘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確實在人類社會現實中，可以講除了“審美”之外，其他的任何東西都是帶有“功利性”及“人我利害關系”的。唯有“審美”是具有超越于“世俗功利”及“人我利害關系”的層面。也正是“審美”具有這“超越性”和“普遍性”，才使得人類能普遍地分享到因“審美”而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樂趣，易于激發“人性”中“善”的一面。蔡先生的“美育理念”是“無功利性”的。所以蔡先生指出“美育”是自由的、進步的、普及的。可以說蔡元培先生是近現代中國最早意識到“美育”對于建設“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意義，認識到“美育”對于提高一個民族的“人文素質”，是有著不亞于“宗教”甚至可以取代“宗教”的重要意義的第一個教育家。蔡先生無疑是當時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高度”層面上認識到“美育”意義，有先知先覺意識的富有“遠見”的偉大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題字的“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會刊

《繪學雜志》

上個世紀初的“北大”，在蔡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陳獨秀在得到蔡先生聘任為“北大文科學長”之后，與胡適、魯迅等一起發動并領導那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就是一個“思想觀念”和“價值觀”重構的時期。而在這過程中，“美育”無疑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蔡先生在此期間最為可貴之處，是除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守護神”之外，就是不忘大聲疾呼“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不忘播撒“美育”的種子，責無旁貸地扛起了引導國人往提升“人文素質”方向發展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旗幟。于是“美育”在蔡先生的大力倡導下，登上了中國教育史的舞臺，開啟了“現代中國美育”風氣之先。這也是在那段時期相繼產生了各類“國立藝術院校”的歷史背景。無疑是與蔡先生的大力倡導“美育”有關。蔡先生在當時提出的“救世方案”，就是“科學救國”和包括“美育”在內的“教育救國”。而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張連同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主旨一道，使“北大”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和興盛之地。所以“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主張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之一，而且是這時期最不激進的、最溫和的、最能體現“真善美”人文精神的思想主張。只是當時能理解蔡先生倡導“美育”的“深意”的國人還是很少。現當代中國文化界人士少見有從這個“高度”看待蔡先生在“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作用。

蔡先生任“北大校長”期間，他將“美育”作為一項重要教育改革舉措。他特別強調：以前將“美育”包括在“德育”里面，現在要把“美育”獨立出來，與“德智體”并為“四育并重”。他并身體力行，倡導、鼓勵、支持學生創辦了“各類美育藝術團體”，以增強學生的“審美能力”，培養學生高尚的“人文精神情懷”，陶養學生的健全人格。蔡先生于1917年發起并組織了“北大畫法研究會”，并設立“畫法研究所”，蔡先生親任所長，聘請了陳師曾、賀履之、湯定之、徐悲鴻等名畫家任導師。并親手題寫了該會刊《繪學》雜志刊名。之后“北大書法研究會”、“北大造型美術研究會”、“北大音樂研究會”(后更名為“北大音樂傳習所”)等藝術研究機構相繼成立。隨后“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現中央美術學院”前身)、“國立藝術院”(原浙江美術學院前身，現中國美術學院)、“國立音樂院"(現上海音樂學院"前身)等現代中國最早的第一批“國立高等藝術院校”也相繼成立。這些“國立高等藝術院校"的創辦，蔡先生可說都是提議和參與創辦者之一。而“北大”當時就開設有“美術史”和“美學”課程，可從事“美學”教育的教師甚少，只有蔡先生和葉浩吾二人分別擔任這兩項課程的導師。又有說“北大文科” 在1918年已開設有《美學》課。三年后，由于沒有任課教師，蔡先生就親自上陣講課。這也成為了蔡先生主持“北大”時期親自開設并講授的唯一課程。當時上課的學生擠滿了可容納一、二百人的大講堂，連講臺上都站滿了人。據說因為那個時候“北大”講課，除了選這課的學生上課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聽，校外去聽的人就不少，于是沒法子，后來只好搬到更大的講堂上講。蔡先生也有自述：“我本來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余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請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據記述有位當年的學生回憶說：“進了北大以后，那一年的功課特別緊，可是非常快樂，因為蔡先生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教人欣賞藝術，課余學習美術游技，于是畫法、音樂、技擊等會應時而興，人人都有一種高尚娛樂來消遣課余時間。又提倡自由研究，……大家興致都非常好，在課余又編輯刊物，進一步介紹新學說、新思想，批評研究，層出不窮，學校風氣為之一變。”由此也可見蔡先生在“新文化運動”期間致力于傳播“新思想學說”以“開啟民智”方面的良苦用心。蔡先生還看到了“美育”在對抗“封建專制”，掃除“愚昧”，培養人們“愛國情懷”方面的意義作用。也可見幾年下來蔡先生倡導“美育”的成效。蔡先生并且對于社會上凡是與“美育”有關的事情都無不熱情支持，盡力扶助。在蔡先生倡導“以美育代宗教”主張影響下，當時《少年中國》期刊也開設了三期“美育與宗教問題”的“專號”。據說陳獨秀、胡適、梁漱溟、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也參與其中。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部美育學術期刊《美育》雜志創刊，“中華美育會”成立，各種藝術教育活動火熱開展，“美育”也成為了民國時期教育文化界的一股重要“思潮”。此乃蔡先生開“美育”風氣之先所致也。民國時期“第一屆全國美展”的成功舉辦，也是與因得到蔡先生的大力支持有關。

而蔡先生大力倡導“美育”這時期，也正是中國知識界深切關注關于“國民性”問題而進行“反思”之際。“美育”的提出，正是蔡先生致力為重新塑造適合于“現代文明”的“國民性”的設想。蔡先生認為“世之重道德者，無不有賴于美術及科學，如車之有兩輪，鳥之有兩翼。”“科學”與“美育”，在他看來是人類文化活動的兩個重要支點。他指出：“文化是意志活動的現象，意志的活動，具有兩種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為出發點，演成種種科學；一是想象力，以直觀為出發點，演成種種文藝。”基于此理，這也是蔡先生之所以在大力推行“科學教育”的同時又大力倡導“美育”的重要原因。蔡先生多次指出應當在“求知識之外，兼養感情，就是治科學以外兼治美術”。蔡先生這里所說的“美術”，是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廣義性”的“美術”。這顯然是從陶冶人的性情，凈化人的心靈入手，培養人的內在優美氣質，以達到“改造國民性”的目的。故推行“美育”就是重要的一步。這是蔡先生所采用的不同于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的方式。所走的是另一條“改造國民性”的路子。蔡先生認為“內在精神的變革”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充溢優美氣質的民族，必定是有生氣而富有創造力的民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蔡先生談起“美育”與國民素質的關系，就可看出蔡先生欲以“美育”改造“國民性”的“初心”的“遠見”。然而這個良好愿望，在當時顯然是條件不充分具備的時代。但我們可看到蔡先生的“美育啟蒙思想”的“超前性”，很具有“現代性”。這說明蔡先生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古今中外的很多偉大人物都有“理想主義者”的傾向。而對于蔡先生倡導“美育啟蒙”的“超前性”深遠意義，就如有學者美學評論家胡經子所說的：“(蔡元培)特別重視把美學與教育緊密結合，創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學說，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終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導美育，沒有停留在抽象理論的層次，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付諸社會實踐，向學校或更廣的社會領域推行。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美育是在中國進行思想啟蒙的一個重要途徑。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國政府，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任命他為教育總長。他在魯迅的支持配合下，旗幟鮮明地把美育列入整個教育方針之中。在中華文明史上，這是從未有過的偉大創舉。蔡元培閃耀著啟蒙思想光芒的美育精神，不僅在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還影響了以后數代人，推動中國的文化教育向現代方向前進。”從這個歷史意義上來說，蔡元培先生堪稱為“現代中國美育之父”。

而“首都師范大學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德勝有說：“美育與一般知識教育的最大區別，在于它強調通過日復一日的浸潤式熏陶來持續滋養人的個體心靈意識自覺”，“站在現代中國文化精神重塑的角度來看，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主張內含著一種特定的思想建構模式，這就是突出強調了價值信仰在社會文化建設中的特殊地位，……這就意味著，‘以美育代宗教’其實不限于美學或美育層面的意義，應該把它放在現代中國文化建設需求的層面上，視其為一種功能性的文化建構觀念來理解其特定價值。”而“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甄巍也有感言：“重讀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尤其能夠體會到美育的核心價值在于育人。藝術教育中審美能力的提升，是人與外在世界的交流中‘帶有美的感情的具體體現’。無論是因感而情或因情而感的感興，抑或有感而發、遷想妙得的創造，完整人格的養成和生命幸福的達成，一定是審美過程中才能實現的真實與自由的狀態。”蔡元培先生在他人生的最后幾年，生活幾乎是很窮困潦倒的。據史料記載他沒有一處自己的房產，長期都是習慣于“租房”住的。用孟子所說的“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而能”這話來形容蔡先生應也是恰當的。被稱為是“永遠的北大校長”的一代教育大家蔡元培先生，是于1940年3月5日因病醫治無效，在“香港養和醫院”去世的，享年74歲，后“葬于香港仔華人公墓”。有多篇紀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都有說蔡先生去世后還欠下醫院千余元醫藥費， 入殮棺木也是由商務印書館的朋友幫付的。蔡先生的清貧也由此可見。傳記有說蔡先生在臨終前留下兩句遺言就是：“科學救國，美育救國”。也由此可見在蔡先生的心里，“美育”的位置有多重要！蔡先生一生始終是把“學術”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把“世俗功利”放在第一位。可以說王國維和蔡元培兩先生都是近現代中國學術史和教育史上最早主張“學術獨立”、“學術本位”的學術大家、教育大家。學者崔志海評論蔡元培先生也說“在他身上，其學者的氣質遠過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氣質，他本人即自謂‘性近于學術而不宜于政治’。在實現國家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蔡元培大多數時候更傾向于思想文化的革命來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而對于蔡先生提出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作為“北大”辦學指導思想的胸懷格局，據說陳獨秀先生晚年曾感慨地說：“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見。”就如有評論家所說的“即便是打破了頭，蔡先生也要保持靈魂的自由”。這也應是蔡先生之所以終生主張“科學救國”和“美育救國”的重要原因吧。在蔡先生任“北大校長”期間，可以講營造了當時中國最為良好的極為“開放包容多元化”的“人文文化環境”。這也是“北大”之所以成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的重要原因。

“中國美術學院建校90周年”期間該學院師生創作的四聯巨幅油畫之一《國美春秋——清明》(處于畫面中心坐在石頭上的長者就是蔡元培先生)”

獲悉蔡元培先生去世消息后，全國各地都有舉行悼念活動，當時很多報刊傳媒都發表社論和專文稱譽他的功德，社會各黨派或團體及各領導人都紛紛來唁電表達對蔡先生的悼念之詞。作為蔡先生的晚輩已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發來的唁電高度評價蔡元培先生，稱譽蔡先生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也已成為近現代中共”重要領導人的周恩來所撰的挽聯，稱贊蔡元培先生“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當時社會各界人士所送的悼念蔡先生的挽聯可謂蔚為大觀，在《哀挽錄》中有一副挽聯對于蔡先生一生的評價也很恰當，值得一讀。其挽聯云：“打開思想牢獄，解放千年知識囚徒，主將美育承宗教；推轉時代巨輪，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卻尊自由為學風。”文學大家林語堂評價蔡元培先生有說：“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蔡先生的學生輩名學者、教育名家傅斯年稱贊“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圣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而曾為胡適的老師，二十世紀世界幾大哲學家之一的杜威，他對于蔡先生的評價更是非常高，他說：“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先生之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人。”而畢生深受蔡先生影響及提攜的劉海粟，在蔡先生去世后除了表達深情悼念之外，他在“上海美專”設立了“蔡孑民（蔡元培的“字”)先生紀念獎學金”，還設立了“蔡孑民美術圖書館”。1988年10月11日，在蔡元培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出自于蔡先生曾幫助過的學生，已成為雕塑藝術名家劉開渠之手的“蔡元培先生紀念銅像”，在上海“靜安公園”落成。早已成為國畫藝術大家的90多歲高齡的劉海粟，坐著輪椅出席了“揭像典禮儀式”。劉海粟當時站在蔡元培先生的銅像前，激動不已地大聲說：“我已93歲了，我仍覺得我是一個小學生，藝無止境，這是您的精神在激勵我永遠前進……”。到了1994年3月16日，劉海粟在他的“百歲華誕慶典”之時，又與人講到他對蔡先生的懷念之情，他再次感慨地說：“世有蔡元培，才有我和徐悲鴻。沒有他的鼎力扶助，悲鴻去不了法國深造，我也非今天面目。我永遠記著他的支持和提攜!”據報道，2018年在“中國美術學院建校90周年”期間，該學院師生特意創作了《國美春秋》四聯油畫。第一幅《清明》就是為了懷念創建該院的第一代先師而創作的。處于畫面中間坐在石頭上的長者就是蔡元培先生。當時的“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在接受采訪中特意講到：“中國美術學院的締造者就是蔡元培先生，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深深地浸潤著我們學校，成為我們始終如一的精神核心。他高度重視現代意義上的國民教育，這啟示我們無論什么時候，都應把社會美育作為我們學校育人的根本使命，我們在其影響下衍生出藝理兼通的哲匠思想和湖山文化的詩性精神。……”許院長并說：“我們今天談‘以美育代宗教’，已經不是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民族救亡的背景下展開，而是在全面實現小康，實現文化振興的背景下來實踐。所以我們今天談社會美育，不僅僅是要培養幾個藝術家、畫幾張畫，而是希望我們全社會能夠通過美育形成一種飽滿的中國精神，形成一種豐厚的中國式審美，把這種精神，這種審美變成中國人的精神氣質來回饋世界，塑造中國人的形象。……”

筆者很認同現當代中國的“美學”名家李澤厚曾講過的中國藝術美學史，其實就是中華民族的“心靈歷史”。那“人面含魚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斕的青銅器，那琳瑯滿目的漢代工藝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筆走龍蛇的晉唐書法，那道不盡說不完的宋元山水畫……它們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觸到這個文明古國的心靈歷史嗎? 時代精神的火花在這里凝凍，積淀下來，傳留和感染著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意緒，經常使人一唱三嘆，流連不已。……”無不使觀者感受到那“有意味的形式美”。“藝術美學史”確如李澤厚所說的是一個民族的“心靈歷史”。我們用“審美”的視角去欣賞品味各個時代的“藝術美”，感受一個民族的“心靈歷史”，不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說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意義嗎? 中華民族“審美意識”的真正“覺醒”，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期也可說是“中國藝術”的“自覺”，以及不依附于“政治功利”和“實用功能”而“獨立”發展的時期，也是奠定“中國文藝品評理論”框架最重要的時期。中國藝術史上第一篇山水畫藝術理論宗炳的《畫山水序》，以及傳統以來作為“評論中國畫藝術品位”最為權威的藝術品評著作，謝赫的《古畫品錄》也是產生于這一時期，包括歷史上最早期評論“書法藝術”和評論“詩歌文賦”藝術的經典著作，都是產生于這一時期。如庾肩吾的《書品》、鐘嶸的《詩品》、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等。可以講中華民族是一個很長于“藝術”，長于“審美”的民族。我們可以從“中國藝術美學史”上各個時期的“審美趣味”趨向，來了解其“美學精神”。通過學會欣賞品讀歷代的“藝術精品”，去了解和體驗我們民族的“心靈歷史”。這對于提升當今國人的“審美水平”和“審美趣味”，以及“人文精神情懷”與“文化自信”，遠離“動物性”層面，可說是有著其它任何行業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義。這種“審美體驗”，除了使人獲得感觀上的愉悅樂趣和增強“愛國情懷”，以及激發“人性”中“善”的一面之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也是一個“解放思想”的過程，也是培養人的“想象力”和“創造性思維”的過程。上個世紀80年代也是中國思想文化繁榮的一個時期。可說也是與“美學”方面的“啟蒙”有關。有評論家說那時期李澤厚“美學”的“新啟蒙”，開啟了80年代初文藝方面“思想解放運動”之先聲，“美學成為自由運用智力的游戲場所，成了思想解放的邊門，那里沒有守門員。”而關于“美學”、“美育”的話題，最主要無疑還是體現在“藝術”方面。“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的力量，是一種解放人的“思想”，打破人的“思想”局限的力量，是最能使人走向“自由”的力量。“藝術”本就是“美學理念”的“感性顯現”，也可說是“哲學”的“感性顯現”。“西方文藝復興”的意義，本質上來說其實就是“解放人的思想”，就是“人”的“覺醒”，是“人文主義精神”的“復興”。綜觀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史，不難發現，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并不是單靠政治體制的變革便可一蹴而就的。蔡元培先生一再強調的“美育”，是一種全面的“審美教育理念”，其主旨就是全面提升個人對于“審美”的認知和欣賞能力，強調人的整體素質的提升。蔡先生并把“美育”看作是人生價值的途徑和激發創造力的動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卓識”！“真、善、美”的“人文精神情懷”，是最能體現在具有“超越性”和“普及性”意義的“美育”方面。綜而言之，“美育”對于營造社會良好的“人文文化環境”，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有著很重要意義。

雖然中國近百年以來，學術文化界對于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這一思想主張的話題，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討，并在“美育”實踐層面中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發揚。但筆者認為關于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張這學術話題，在當今及未來應還有很大的可以“接著說”的探索“空間”。而無論將來“中國美育”的發展程度如何，我們都不要忘記被毛澤東稱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以及有“現代中國美育之父”之譽的蔡元培先生對于“現代中國美育”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

2024年秋冬季節撰寫于半隱園

【該文作者簡介】

【點評布衣學人劉毅峰的藝術和藝文】

劉毅峰先生善于將“藝”與“道”相結合，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為宗旨，構建起其獨具特色的藝術美學理論系統。

“筆參造化，學究天人。” 欣賞劉毅峰先生的作品，尤其是體現其獨具藝術特色的“散鋒點彩山水國畫”中，能感受到深邃的傳統意蘊與生動的現代表現力。他的“散鋒點彩技法”創造性地將中國畫藝術的“寫意精神”與西方色彩美學理論相融合，在創造性地發揚傳統“筆墨意趣”的同時，大膽引入現代視覺藝術語言。其“散鋒點彩山水國畫”作品既有體現了中國畫氣韻生動的“意象美”，又有體現融入了西方繪畫的空間構成與色彩張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西融合”以及很個性化表達的藝術風格，而又不失“中國藝術精神”！他以“散鋒筆法”破傳統“皴法”之拘，用“點彩墨色”解傳統賦彩之固，在看似隨意的筆墨點彩間構建出山水的韻律與空間的意象。其畫既得宋元山水的幽遠意境，又有明清“文人寫意畫”的藝術精神，更賦予其現代視覺藝術的層次與節奏的美學趣味，在虛實、疏密、濃淡、明暗、動靜以及“點線面”等對比關系之間，形成了一種既扎根傳統又具有現代氣息的獨特的山水畫藝術語言。其山水畫筆墨之間似乎蘊含著哲學思考與美學理想，追求意境深遠，并有注重于“畫氣不畫形”的大寫意藝術審美傾向，還似乎有將中國傳統藝術的“青綠山水畫”和“水墨山水畫”兩種不同的經典審美趣味，巧妙地結合起來，并以其獨特的“散鋒”和“點彩”畫法“大寫意化”的表現傾向，通過“散鋒筆墨”和“點彩”的藝術語言傳達出對于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的深度理解。

劉毅峰先生在藝術理論和學術研究方面建樹卓著，他以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為基礎，并融入“西方藝術美學”于其中，又發揚“論從史出”的學術傳統構建了其系統的藝術美學理論體系。其代表性學術藝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中國"文人畫"最為可貴的藝術創作精神》、《"儒道禪"審美精神才是中國山水畫之傳統"美學"基礎》、《“藝術”才是中國的品牌》、《有“現代中國美育之父”之譽的蔡元培先生》、《從“甲午戰爭”中走出來的“海上畫派”一代藝術宗師吳昌碩》、《開創“融合中西美學”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國學大師王國維》等，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他的學術藝文被譽為“文章大氣中不失細膩，現代中透著古風”。作為資深藝術評論家，他對于當代藝術現象的批評見解獨到，針砭時弊，展現出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文化擔當以及社會責任感。

劉毅峰先生的藝術成就卓著，曾獲“國學杰出貢獻藝術家”、“中華傳統文化杰出傳承人”、“當代最具學術價值與市場潛力的書畫家之一”、“中國好品牌藝術人物”、“中國好品牌影響力書畫家”等榮譽稱號。2024年，其“散鋒點彩山水國畫”的代表作品之一《林泉高致》獲“莫奈國際藝術獎金獎”。他的“散鋒點彩山水國畫”作品并多次被中國郵政收錄發行專題郵票，學術藝文廣為傳播，被譽為“嶺南才子”，其文章融“文史哲”為一體，以“博古通今、深入淺出”著稱，在當代中國藝術評論，傳播中華藝術美學文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北京藏藝網藝術評論家：高一凡

【布衣學人劉毅峰書畫作品欣賞】

布衣學人劉毅峰“散鋒點彩山水國畫”作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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