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作為智者的施蟄存

施蟄存，李輝 攝

文 | 李輝

一

一九九三年，在得知施蟄存先生獲得上海文藝獎的特別獎后，我寫信向他祝賀。信中說，對于他，這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自己身處逆境時的創造，體現了智慧的價值，體現了一個真正的文人的存在價值。現在，人們終于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才是他獲獎的意義。他很快回信對我說："關于我得獎事， 你信中一段話，說得很好，深得我心，你可說我的知己。"（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他的話讓我感到惶恐。我深知自己與他沒有很深的交往，除了通過幾年信之外，我只同他見過一面。那是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在他的"北山樓", 我來去匆匆，加上他必須戴著助聽器，我必須大嗓門喊叫，所以我們的交談十分有限。大部分時間我是盡量不說話，聽他大嗓門侃侃而談。我想大概是他需要人們對他大嗓門講話，自己的嗓門也就大了許多。在我將去上海之前，他就特地在信中提醒我："我的聽覺，要跟助聽器，有時助聽器失靈，講話就困難，助聽器正常就不妨事。不過，對于出聲不響亮的來客，我就不易聽懂。我歡迎大嗓門的客人。" 于是，在那個十月的下午，我就成了一個"大嗓門的客人"。

雖然惶恐，但我相信他同意我對他得獎發表的看法，并非出于客套。作為這樣一個有成就和經歷的文人，他于功名的確是非常淡泊的。顯赫也好，沉默也好，任何時候他從沒有停止過文化創造。世上有的人注定要表現出智慧和才華，不管處在何種境地，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沈從文如此，施蟄存同樣如此。這樣的文人可以列舉許多。對于他們，難得的是做人的態度，是對所喜愛的事業的執著，是文人傳統中至為珍貴的淡泊名利。

早在他這次獲獎的前幾年，他在給我的信中就說過這樣的話："近來關于我的文章常見，昨天《文匯報》增刊，又見了一篇這一類文章，我都有點'受寵若驚'，甚至不是'若'驚， 而是'大'驚。你從'社中日記'中做文章，方法倒是很新穎，但求你寫得客觀些，千萬不要'抬捧'我。現在的'文風'有點反常，是非、好歹、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連我這個老人，也覺得四十年來無是非了，怎么辦？我希望你不要推波助瀾！"（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知道他的話是誠懇的。多少熱鬧多少冷落他都見過，如今他用老成和冷靜的目光打量著世界。

我想，這是一位真正悟透了一切的老人。

這是一位思想永遠不老的智者。

二

我常感到驚奇，一些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思想、筆鋒卻仍舊帶著青春的活力。像冰心、巴金、蕭乾、柯靈等，他們表現出來的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歷史和現實關系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在許多方面絕對超過很多年輕人。閱歷的豐富、人生的坎坷，自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他們是智者。

智者不僅僅有著出色的才華和智慧。在我看來，智者，永遠有著年輕的心；智者，時刻保持清醒的精神；智者，更有著良知和人生勇氣。

我真正認識作為智者的施蟄存，是在讀過他近年來發表在《隨筆》等報刊上的文章后。在讀過他的《匹夫無責論》《匹夫有責論》《閑話孔子》，這些文章中，他的學識和思想，得到了完美的體現。"中國的偉大，歸根結底應歸功于中國的'匹夫', 而圣君賢臣、官僚政客不與焉！"讀這樣的話，我無法想象它出自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的筆下。正是在這樣的閱讀時刻，一個智者的影子，活潑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我知道，那些看起來語不驚人的文章，其實有一種他人無法達到的厚重。因為，它們源自他對中國文化的系統了解，源自他對人生、對歷史的深刻體味。

許多年來他是如何走過人生歷程的，我沒有做系統了解，只是從報刊的零星介紹中，知道他在被打成"右派"后，埋頭于古典文學的研究，享有盛譽的《唐詩百話》便是他在逆境中磨練出來的學術成果。自然，我寧愿把它看作他的智慧、精神與毅力的結晶。這樣的經歷，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磨難，我相信他對生活和現實，包括歷史，一定有了更深的體會。一個老人的思想，也就因此變得敏銳起來。

我在舊書店里，曾發現過一本他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長篇小說《軛下》（保加利亞），便買了下來，寫信問他手頭是否還有此版本。他在回信中，提到了這樣一個細節："你如果看這本《軛下》，請注意其中的一句譯文，大意是說'革命必須由知識分子領導'（非原文）。這一句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印本上沒有用上。后來，保加利亞出版的英譯本中也沒有這一句。此事大可作為譯文掌故，你注意一下。如找到這樣一句， 請告我在第幾章內。"（一九九一年四月）

他寫信提及這樣一個"譯文掌故"的時間，距當年翻譯出版差不多已有四十個年頭，可他對一個如此之短的句子的記憶，卻依然這樣清晰。可以理解，這樣一個句子的刪除，當年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歲月的磨礪絲毫沒有把這印象消減，相反，歷史風云的滄桑，從某種程度上更加深了他的思考。我相信，當他向我提及這個掌故的時候，簡短的文字背后， 一定閃動著歷史老人深邃的目光。

1991年6月4日，他寫來這樣一封信：“近日常見你的文字，想筆下甚勤，精銳可喜。我希望你編一本《二十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從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到十年浩劫，期間不少知識分子被整得殘酷萬狀。應該有一本總的紀實文學。有些人已有現成資料，可以采用編入，例如你的《胡風集團》，可以另外節錄編用。最近看到一本《宗岱與我》記梁宗岱事甚詳。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吃了兩年官司。有些人的情況，我還未見記錄，如李長之、穆木天、吳晗，這些人當時被迫害的情況如何？如果約幾個人合作，串編串寫，印一大本，也可以成為一種重要文獻。"幾年過去了，我忙于雜事，一直未能將他的建議付諸實施，但在我的創作生活中，他的這份滄桑感，常常讓我感到自己手中的筆也沉甸甸的。

我同施先生開始通信是在一九九〇年初，當時我開始準備撰寫《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一書，想到在三十年代，他曾同沈從文和丁玲有過交往，便寫信向他求教一些問題。他很快就回了信，我們也就這樣開始了聯系。

在我的感覺中，他和沈從文是有某種相似的。大約一年前，我在談沈從文時曾說過這樣一番話："他似乎仍然保存著湘西人的倔勁，自由地隨意地揮灑他的思想，對所有他所不習慣的文壇現象發表議論，并不顧及其準確性和可能招致的后果。在文學之外，他對許多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也時常隨意發表見解，不管其是否正確。我把沈從文的這一特點，概括為'不安分'。 他之所以這樣做，在于他把它們看作自己的生命對世上萬事萬物作出的種種反應，他揮灑了它們，也就完成了生命的意義。"

這些話，我想，同樣可以用在施蟄存的身上。他的性格在文壇也是以"執拗"著稱，一旦他拿定了主意，別人是無法改變的。參加革命也好，投身文學也好，他總是按照自己的個性做出選擇，根據自己的思考得出結論。讀浦江清的《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這則日記里有這樣的記載："昨夜一夜未睡。與育琴、蟄存作長夜談。飲汽水盡數瓶。余與育琴各占一床，蟄存睡地板上，非育琴不知客氣，蟄存性執拗如是也。"我寫信同他談到這件趣事，他回信說，他這一生執拗的事多著呢，何止睡地板一樁事！

借到一本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雜文集《待旦錄》，里面有的文章，我的印象，類似于沈從文的那些引起文壇爭論的文章，表現出他的執拗。他下筆毫不遮掩，環顧四周，指指點點，并不顧忌可能因此引起批評或他人的不滿。

當人們把屈原作為偉大詩人紀念而舉辦詩人節時，他卻認為把屈原和但丁、歌德、莎士比亞并列，實際是把屈原"用來作為替中國爭取文化上的國際地位的幫閑詩人"。在他看來， 屈原從來沒有想成為詩人，也沒有自居為詩人。屈原的自殺， 是以一個被放逐的忠臣的身份，一點也不是一個失意的詩人。他強調的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屈原，而不是作為詩人的屈原。他認為，把屈原的詩人身份提高，無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份淹沒了。文壇內外"鬧嚷嚷地"紀念屈原，很可能就把屈原變作"頭戴月桂冠的楚國朝廷里的弄臣"了。他甚至這么說："屈原之靈有知，也該后悔當初干脆不必寫下那些抒哀的辭賦了。"在當時的文壇，施蟄存的這一持論，可謂與眾不同，甚至不合時宜。然而，它的寶貴就在于自由地表達了一個文人的獨立見解。

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文學之貧困》這篇短文。施蟄存在文中不滿文學的現狀，無情地往作家身上潑冷水，直言文學存在的缺陷，甚至概括為"文學之貧困"。這番話頗能代表他的文風和性格，值得引錄。他說："而現在呢？我們的文學家所能寫的只是小說、詩歌、戲劇、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長，便為全才，下焉者僅懂得一技，亦復沾沾自喜，儼然自以為鳳毛麟角。歷史、哲學、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學全不知道。因此文學家僅僅是個架空的文學家。生活浪漫，意氣飛揚，語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個有優越修養的樣子。就其個人而言，則上不能恢宏學術，下不堪為參軍記室；就其與社會關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倫。至多是能制造幾本印刷物出來，在三年五載之中，為有閑階級之書齋清玩，或為無產階級發泄牢騷之具而已。"這樣的話，自然會引起文壇議論紛紛，當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駁。

當我們把他的創作和研究聯系在一起考察時，就該承認，作為中國現代主義小說倡導者的施蟄存，與作為雜文家、文學史家的施蟄存，正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他的才氣，他的學識，他的思想，幾十年來可以說都是圍繞著他"執拗"的性格而存在的。在人生的許多時候，他注重的是個性的發揮，是自己的獨創，依我看，這恰恰是五四時代形成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體現。從這個角度說，他同沈從文一樣，可以稱為自由主義的文人，雖然實際上他們有著許多差別。

三

施蟄存究竟因為什么被打成"右派"，與他的性格有無關系，我不清楚。不過，作為他這種有個性的文人，作為喜歡天馬行空般自由發表自己對任何問題的獨立見解的文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能逃脫厄運，那才是怪事。

在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施蟄存又得以表現出過去那種自由而隨意地發表自己見解的個性。六月五日他在《文匯報》 上發表的《才與德》，突出表現出他的這一特點。這是一篇至今讀來仍讓人感到燙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社會上重德不重才的現象提出尖銳批評，筆涉古今，犀利瀟灑，侃侃而談，示人以一個精通歷史的智者形象："從歷史上來看，英俊有為之君，總是任人以才德，只有比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須是繼世之君方可。若創業開國之君，則天下離亂方定， 如果無才俊之士，相與共治天下，單靠幾個拘拘于小德的鄉愿， 那是打不開局面來的。"為此，他針對現狀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專業分工又細，如果以'德'為任用各級領導干部的標準，即使有超于傳統道德以上的共產主義品德者，如果一點不了解業務，也還恐不頂事。何況今天之所謂'德', 還只是一些表面的組織性、紀律性、革命性、積極性而已。”與當年其他一些針砭現實的雜文相比，這些話的鋒芒畢露和毫無顧忌，顯得尤為突出。

這便是執拗的施蟄存。在晚年，他以發表大量詩文，與過去的自己，形成一個圓滿的連接。

一位五十年代聽過他講授中國文學史的學生回憶，施蟄存的講課有些與眾不同。除了不帶講稿、才情洋溢之外，最大的特點是從不引經據典。在兩年的授課期間，這個學生從沒有聽到他引用過一句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話，而引經據典在五十年代卻是大學課堂里的一個潮流。在大潮中顯出一點兒個性，這大概也算是他的"執拗"吧。

在"反右"運動中，據說他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第一個被定為"右派"的教授。在中文系舉行的師生大會上，被打成"右派"的幾個著名教授須要上臺表態。在學生的記憶里，其他教授都講了不少承認錯誤的話，唯獨施蟄存只淡淡地說了句"我有錯誤"，就走下臺去。

我沒有問過他這件往事，更沒有問他當時心里到底是怎樣一種狀態。不過我相信，他沒有被這意外的打擊打趴下，他沒有沮喪和悲觀。我寧愿相信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他，早就悟透了一切，這樣他才會同一些文人一樣，離開了講壇，卻在資料室的角落里找到新的位置，從而繼續他的研究，繼續展示他的智慧。正是這樣的性格，這樣一種生活的信念與精神，才決定他身處逆境而不驚，三十年后最終用自己的智慧體現出作為一個文人的真正價值。

一九九三年九月

補記：

施先生永遠走了（2003年11月19日）。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感到太吃驚，甚至也不覺得過度悲哀。幾年前去看他時，他就說過最不愿意躺在病床上受活罪。他在即將步入百歲高齡時離我們遠去，而不是像巴金那樣不得不長期忍受病魔的折磨，我想他會感到慶幸的。

我心中久久難以消散的是遺憾。我再也見不到他了，再也聽不見他的大嗓門了！

我更為中國遺憾，又少了一位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又少了一個學貫中西、知識淵博的"通才"。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五四"時期涌現的文化精英，一個接一個遠行，雖是自然規律使然，但總歸令人傷感。

施蟄存一九〇五年在浙江杭州出生，在杭州教會學校之江大學及上海的復旦大學等校接受教育，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的性格也是在這樣一個倡導個性解放、精神自由、 創造自由的時代氛圍中形成的。三十年代，是他小說創作的高峰期，《上元燈》《將軍底頭》等，被視為"新感覺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這些作品在冷落多年之后重新出版，引起了年輕一代作家的關注，并促成了他們對文學的重新審視和把握。一九五七年，施蟄存被打為"右派"，在資料室的故紙堆里開始古典文學的研究，同時業余收藏古碑帖和金石。或許是因禍得福，在不少作家人云亦云的日子里，他開拓了一個新的文化領域。有這樣的經歷，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便出版了《唐詩百話》《水經注碑錄》《北山集古錄》等古典文化研究的專著。就這樣，一個著名文學家在逆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研究家的過渡。在這一點上，施蟄存與沈從文頗為相似。當我們把他的創作和研究聯系在一起考察時，可以看到，作為中國現代主義小說倡導者的施蟄存，與作為雜文家、文化專家的施蟄存，正是一個完整的個體。這正是中國文壇最需要的"通才"。

我的理解，"通才"不僅僅要有全面的學識，也需要關注歷史，關注現實，以自己的理性考慮問題，以自己的眼睛來看世界。九十年代初，施蟄存在《隨筆》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針砭現實、振聾發聵的雜文，顯示出一個文化"通才"所具備的知識分子素質。這一切，恰恰是他留給我們的最為珍貴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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