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之所以為王國

新聞是一門生意，一門特殊的生意——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至今仍印在《紐約時報》頭版頂端的那句口號“發(fā)表所有適于發(fā)表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如果你仔細琢磨一下，會覺得它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提供所有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消息”。

密布在各地的記者們每天忙忙碌碌地采集事件的原料，一分鐘數(shù)百萬詞，經(jīng)過他們自己文字的加工，匯聚到紐約總部的14層高的“材料工廠”，排版后制成帶有特殊風格的報道，然后在“紐約時報”這個品牌下按標準化的定價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

成就《紐約時報》世界性聲譽的業(yè)主阿道夫·奧克斯自身就是一個商人。作為一個一度15歲就退學、從小報館的排字間里擦地板干起的報人，他的成功依靠的是不可思議的經(jīng)營意識，而不是新聞自由的理想。

他是一個不抱幻想的中間派，愿意和所有集團做生意而盡可能少地觸犯別人，對它而言新聞是一種不帶偏見、可靠、干凈的商品，而不是拿來鼓吹政治社會改革或擁護哪一派主張的工具。

他曾明白無誤地說過，他從來不懷疑消息可以是一種耐用的有銷路的商品。在1896年收購瀕于倒閉的《紐約時報》后，正是依靠著自己的過往經(jīng)驗和商業(yè)直覺，他才成功地使那些見過世面的紐約人接受了經(jīng)過他重新定位（加上并非不重要的重新定價）的這家報紙。

當然，作為一個杰出的報人，如果到后來還僅僅將他視為是商人，似乎顯得有幾分貶低他的意味，畢竟當報紙強大到足以選擇和拒絕廣告商時，他會刪掉廣告以騰出更多版面給重要新聞，“錢商必須待在他的圣殿之外”，這一點他是毫不含糊的。

“真相，對于現(xiàn)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p>

——《紐約時報》

不可否認，在《紐約時報》內(nèi)部，長期以來也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理念，即“認為《紐約時報》不是商業(yè)公司，而是一種使命”，但有時也正是這種信念幫助它在商業(yè)上獲得更大的成功。

且不論這本身也是一種精明的品牌管理策略，奧克斯顯然足夠頭腦清楚地意識到，《紐約時報》那種看上去中庸、老套然而可靠、公正的風格會受到這個國家的主流精英的青睞，他們需要的不是政治說教或娛樂小報，因為和奧克斯本人一樣，他們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多少年來，《紐約時報》之所以能成為美國社會秩序的圣經(jīng)，正是因為它秉持著不偏不倚、超然冷靜的態(tài)度。與中國人常常贊賞的那種“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報人形象不同，奧克斯不欣賞自己的報上出現(xiàn)尖銳的批評，除了社論版外，新聞欄目不打算表達任何意見——盡管你可以說這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但它至少的確是努力試圖這么做的。曾任該報的主編的伯查爾有句名言：“駐外記者應該是太監(jiān)。”其意無非是說，記者應該對事實之外的東西無動于衷。

新聞自由的信念與商業(yè)經(jīng)營上的品牌定位，都體現(xiàn)在奧克斯的那個信條之中：“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懼也不偏私?！毙侣劜坷锬切┳院篮妥源蟮木庉嬘浾邆?，有時過分認真地從一個側(cè)面來理解這句話，仿佛為了核實一項事實而打電話去柬埔寨，只是新聞人的職業(yè)道德而無須花錢。

雖然來自廣告的收益是該報所有其它收入總和的三倍，但新聞部里那些高高在上的編輯記者們堅信，新聞是“目前你不知道但應該知道的、有意義的事件”，他們才是報社的靈魂，他們不僅會毫不在意地擠占廣告版面，而且不惜為了自己的正義感去得罪廣告商——無論他們是生產(chǎn)了毒害人健康的煙草還是影響了城市天際線的丑陋地標建筑。

“半真半假也是謊言?！?/p>

——《紐約時報》

不過，這兩者其實也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矛盾，因為崇高的新聞理想和榮譽感，換個角度看，可能跟一心想把產(chǎn)品做好的工人職業(yè)道德無甚區(qū)別，在客觀效果上都是保證了產(chǎn)品的質(zhì)量產(chǎn)出，最終提升了品牌價值。

在中國，“商業(yè)化”（有時再加上“過度”二字作為前綴）通常是個貶義詞，“有償新聞”或“媒體商業(yè)化”更仿佛是對它們放棄新聞理想和墮落的明證，因為在近代以來中國媒體似乎更多地被賦予“正確引導人民”的角色，辦報是與其說是商業(yè)經(jīng)營，倒不如說是政治實踐。

要說那是“壞的商業(yè)化”，那么《紐約時報》至少也讓我們看到一種“好的商業(yè)化”——在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下，堅守自己的風格定位，為溫和的中產(chǎn)階層提供不偏不倚的新聞和評論。

僅僅說“《紐約時報》是過去和現(xiàn)在永恒的混合，是一個中世紀的現(xiàn)代王國，有它自己的私法和價值”，那不完全公正，因為在市場機制下，它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正是因為有那些需要這一類報紙的讀者存在?！都~約時報》固然不可避免地影響和塑造了這些讀者，但如果沒有這些讀者，它在一開始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必說發(fā)展壯大了。

如果說這是一個王國，堅守著原先那套古板保守的價值觀，那是因為這么做確實有其必要。1960年代時，曾有一名廣告主向其代理公司揚·羅必凱的老板咆哮：“你手下有200個人，可多年來給我做的廣告都沒什么改變，你養(yǎng)這些人是用來干嘛的？”對方平靜地說：“就是為了防止你改變廣告策略?！?/p>

的確，改變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在1960年代的美國，《紐約時報》之所以面臨那么大的變革壓力，是因為它原先所奠基于其上的那個社會本身已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1960年代以后的美國社會，幾乎在各個層面都變得和之前不一樣了。

對這家報社而言，這既有內(nèi)部的價值觀更替（老人擔心它丟掉了好傳統(tǒng)，年輕人則覺得傳統(tǒng)成了累贅），也有社會變革和政治沖突的現(xiàn)實所帶來的壓力（此時對風起云涌的民權(quán)運動僅只冷靜旁觀是不得人心的），以電子化和無人化為特征的新技術(shù)為核心的復雜挑戰(zhàn)，也有文化趨勢造成的新需求——在眼花繚亂翻新的多元文化時尚面前，《紐約時報》的可靠就變成了乏味的同義詞。

它缺乏對新興生活方式和時尚的關(guān)注（但媒體總要“滿足商業(yè)對新的面孔、時尚、愛好、怨恨的渴望”），排版上也只是在極重要新聞時才發(fā)慈悲地配點照片；新聞欄目往往不是適合快速閱讀的尖銳寫作，而是冗長無聊的事實記錄。人們把它稱為“灰衣女士”（the Grey Lady）并不是偶然的——根據(jù)老派英格蘭人的信條，好女人都是天生缺乏性感的。

王國與權(quán)力 : 震撼世界的《紐約時報》

[美] 蓋伊·特立斯 著

張峰 / 唐霄峰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第一版

蓋伊·特立斯之所以能在《王國與權(quán)力》中把這種沖突描繪得如此可信而生動，原因之一當然在于他本人就是一個《紐約時報》人——在開始寫作本書時，他從送稿生做起，已在這家報社呆了11年之久。

不過，與他所描述的《紐約時報》缺乏可讀性的新聞風格不同，書中的群像式的描寫給人印象甚深，不免想起該報的另一位著名記者哈伯斯坦在《出類拔萃之輩》中的文筆，讀起來介于小說和社會學之間，甚至懷疑人物特性是否過分鮮明了——因為現(xiàn)實有可能更復雜。作為當時非虛構(gòu)寫作的先鋒作家，他也具備這群人的共同特質(zhì)：由于過分真實，因而擅長冒犯。

當年《紐約時報》對這本書的書評，倒并未因它將報社描述為“一頭纖弱敏感的怪獸”并刻畫了內(nèi)部的權(quán)力斗爭而動怒，甚至在面對別人的批評時，它也像批評報道別人時那樣不帶感情色彩。

當然，公平地說，僅僅把那種報社內(nèi)部的爭執(zhí)視為某些個人的權(quán)力斗爭，恐怕也是不嚴肅的。

固然，報社內(nèi)部的不同機構(gòu)往往像一個個辦公室王國，然而這卻是任何一個大型組織所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而且，也正是這種獨立性促進了繁多的競爭（盡管不是所有的競爭都是健康和必要的），并容納了多種彼此沖突的觀點，新聞版和社論版、編輯部和廣告部之間觀點歧義，甚至互相拆臺，它不強求“統(tǒng)一思想”。最后這一點可能是許多人所難以理解的，而這卻正是美國政治的核心特征，正如國會參眾兩院往往公開和總統(tǒng)唱反調(diào)。

說起來，這家報紙本身，對美國國家而言也是個小小的內(nèi)部王國，自認享有不可侵犯的自治權(quán)。當它不顧政府高層的不快，在越戰(zhàn)最激烈的時刻派記者采訪河內(nèi)時，國務卿臘斯克含蓄（他只能做到含蓄這一步）的施壓也未能讓它屈服——在海灣戰(zhàn)爭之后，這種情景在美國新聞界多多少少已成往事。

如果說內(nèi)部王國的存在造成阻隔和內(nèi)斗，那么在好的一面，它也帶來獨行其是的自由；這確實是“權(quán)力”，但歷史也一再證明了孟德斯鳩那句名言：“為了防止濫用權(quán)力，必須用權(quán)力遏制權(quán)力。”

*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百年，發(fā)一篇舊作，原刊2016年10月24日《三聯(lián)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