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的文明之問

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講話。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智能伙伴 共創未來”，匯聚多位重量級學術嘉賓，圖靈獎得主、中外院士等到場分享。作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風向標，這場大會提出一個比技術競賽更根本的問題：當人工智能加速滲透人類社會的肌理與日常，人類如何把握方向、守住責任，讓技術進步真正增進共同福祉？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學者表示，機器能走多遠，取決于科學；機器應當走向何處，必須由文明作答。

當人工智能走進文明深處

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將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產生深遠影響。蒸汽機延展體力，電力輸送能量，互聯網連接信息，人工智能則開始進入識別、預測、規劃、表達等認知環節，并在科研、生產和公共服務中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行動任務。

當前，人工智能的能力變化已經越過簡單的工具輔助階段，展現出一定的自主行動潛力。斯坦福大學《2026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人工智能體在計算機操作任務中的成績顯著提升，能夠跨越多個步驟調用軟件完成目標。但是，人工智能的能力仍呈現明顯的“鋸齒狀邊界”：一些模型可以在高難度數學測試中取得優異成績，卻不能穩定讀準模擬時鐘；智能體在結構化基準上快速進步，卻仍會在約三分之一的嘗試中失敗。人工智能高能力與低可靠性并存，這構成了當前技術應用中的突出矛盾。

“人工智能既要展現產業實力，也要校準技術發展的坐標。”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高奇琦告訴記者，社會科學研究者應主動理解并運用技術，在與一流技術專家對話時發揮專業所長；同時要面向公眾做好闡釋，幫助普通人認識技術能力及其邊界，使人工智能發展指向文明進步，而非停留在單純的能力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張志強提出，人工智能的文明尺度不僅在于能做什么、創造多少價值，更在于能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人工智能越是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越需要以人的主體地位和全人類共同利益校準技術方向。

自然科學會迎來“愛因斯坦時刻”嗎

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對人類社會影響的廣度深度前所未有。它帶來的影響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既涉及自然科學也涉及人文社會科學。

人工智能率先在自然科學領域顯出巨大潛力。人工智能AlphaFold的出現被視為結構生物學領域的革命性突破。研究顯示，這套多智能體系統可以生成、辯論和演化假設，并交由科學家和實驗驗證。同期，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與物理研究所等團隊聯合研發拓撲材料多智能體系統TopoMAS，將文獻檢索、推理、建模、計算驗證和人機反饋納入同一閉環，已發現若干種新的拓撲材料。

Google DeepMind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德米斯·哈薩比斯曾以“愛因斯坦測試”設問：如果把人工智能系統的知識截止時間設為1911年，它能否像愛因斯坦在1915年那樣，獨立推導出廣義相對論？這個問題令人振奮，但也必須冷靜對待。人工智能的發現能力建立在人類長期積累的知識基礎設施上。模型可以把人類尚未連接的線索聚合起來，輔助科學家形成新的假說。人工智能最可信的形態，是人機協同建立可檢驗的知識。人工智能擴大搜索半徑，人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人工智能生成候選，人設計能夠推翻候選的實驗；人工智能發現模式，人判斷這種模式是否揭示因果機制。

所謂的“愛因斯坦時刻”，也許不會以機器宣布終極答案的方式到來。它更可能出現在這樣的瞬間：人工智能提出人類未曾預料的解釋，科學家能夠看懂它、質疑它、驗證它，并將其納入完整的知識譜系。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科協—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院長王國豫認為，學者應該認識到人工智能帶來的并不只是科學研究工具的變革，而是有可能影響到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因此，我們不僅要建立一套嚴格的科學審查、評價和驗證的責任機制，還要嚴防人類科學判斷能力被人工智能取代。

哲學社會科學不會缺席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與社會如何在歷史中形成、在實踐中改變。

討論人工智能與哲學社會科學，不能從單一外來概念出發解釋全部社會現象。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種嵌入現實社會的技術力量：它由資本、勞動、數據、算力、制度和人的需要共同塑造；進入社會后，又會改變勞動組織、信息傳播、公共服務和社會認知。

這種雙向作用，必須放在社會實踐和人民生活中理解。與許多自然科學研究對象不同，社會主體會根據對算法的認知和預期反饋，調整自身行動。社會互構、預期反饋和話語與現實的相互塑造，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不能只評價算法答案，更要揭示算法背后的社會關系。

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已經開始廣泛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在2026年對1260名定量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調查顯示，81%的受訪者嘗試過在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20%已采用能夠自主編寫并執行分析代碼的智能體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對人工智能幫助寫出可發表論文的樂觀程度，普遍高于對其改善社會科學整體狀況的樂觀程度。效率的增長，并不會自動轉化為學術能力的實質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工智能輔助科研基本規范（試行）》，以37條規定確立“人主智輔、提質增效、如實披露、安全合規”四項原則，列出11類適用場景和10條禁用紅線。給人工智能立規矩不是把它擋在學術門外，而是厘清可為與不可為，把原創思想、獨立判斷和最終責任牢牢留給研究者。其要義是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研究者的智能伙伴，像蘇格拉底式對話者那樣啟發追問、檢驗論證，而不越俎代庖，代替研究者生產論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呂鵬認為，人工智能正以強大的數據處理與模式識別能力，為考古學者裝上“智慧之眼”。以武漢大學在長江中游江漢地區的研究為例，科研團隊基于云平臺標注33個古城址，提出耦合地理要素與時序光譜特征的機器學習預測模型，對古城區域的預測精度達80%，為野外考古調查指明了重點區域。無論是田野考古還是科技考古，考古學者始終是研究的主體，人工智能輔助的判斷必須經過考古現場檢驗，并系統建立可回溯的證據鏈，確保技術不懸浮于材料之上。

要讓人工智能真正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科研工作者應提前參與模型的問題設置和基準設計，建設可追溯、可授權、可復核的數據基礎設施，建立方法審計機制，記錄模型做了什么、依據什么、由誰復核確認，確保研究過程的透明與盡責。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在這場變革中搶占先機。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認為，我們的優勢不在于給西方概念換一個中文名稱，而在于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出發，研究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城鄉、人口、教育、文化和治理問題。技術可以回答“能不能”，制度回答“準不準”，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回答“該不該、為誰做、后果由誰承擔”。

人工智能治理走向共同實踐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要容納不同發展階段、制度傳統和利益關切，讓它們在共同規則中找到各自的發展空間。

7月6—7日，聯合國首次人工智能治理問題全球對話在日內瓦舉行，各方在同一框架下討論機遇、鴻溝、安全和人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開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問題在于，我們是要共同駕馭它，還是任由它駕馭我們。

對話期間，由40名專家組成的聯合國人工智能問題獨立國際科學小組首次公開介紹其初步報告。報告指出，治理需要科學證據，但等到證據完全清楚時，行動可能已經太晚。能力增長快于保障措施，算力、數據和人才又高度集中，治理既不能在證據不足時草率下結論，也不能以“還需研究”為由無限推遲。

十天后，議題來到上海，進入產業、技術、投資、人才和應用的現實場域。日內瓦問“世界應共同遵循什么”，上海要回答“這些原則如何轉化為產品責任、技術標準、能力建設和可核驗的治理行動”。

中國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上的立場一以貫之。中國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強調“發展人工智能應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發展人工智能應堅持‘智能向善’的宗旨”，“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標準規范”。中國廣泛開展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幫助全球南方國家加強技術能力建設，為彌合全球智能鴻溝作出中國貢獻。

當前，全球人工智能鴻溝已超出“能否上網”的日常范疇。算力能否獲得、數據能否代表本地社會、模型能否理解本國語言、人才能否參與研發、國家能否獨立評估風險，這些維度共同構成新時代智能平等的內涵。一個國家即使能夠購買模型服務，若不能理解、驗證模型并在關鍵領域保持選擇權，也可能停留在智能時代的價值鏈低端。

此次大會展示的中國方案，不僅有更大的參數和更密集的應用，還包括開放的合作平臺、普惠工具、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培訓與基礎設施，以及對安全、隱私、知識產權、勞動轉型和環境成本的負責任安排。治理不是束縛創新，而是為創新鋪設能夠長期通行的道路。

“從日內瓦到上海，意味著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從共識走向行動。”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成素梅認為，當前仍有三重阻礙：地緣政治加劇陣營分化，造成共識不足；技術發展快于制度響應，帶來治理的認知時滯；算力和知識鴻溝固化了參與能力的不平等。破解這些難題，需要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制度智慧推動共識落地，通過大國對話彌合分歧，以動態評估縮短制度時滯，以普惠計劃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參與能力。

如果人工智能只照亮少數人的未來，它就不是文明之光；如果全球規則只能由少數算力強國書寫，也不會獲得持久生命力。從日內瓦到上海，真正需要傳遞的是把自身能力轉化為共同利益、把本國發展機會變成世界共享公共產品的意愿與行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袁華杰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查建國、朱高磊、陳煉參與采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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