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我與高校古委會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簡稱 “古委會”) 成立于 1983 年。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于同年成立，是古委會直接聯系的古籍所之一。山大古籍所第一任所長是山東大學校長吳富恒先生。董治安先生是副所長，實際主持工作。1985 年我在山東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當時中文系主任是董治安先生。古籍所副所長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霍旭東先生。我本科畢業就考上了古籍所第一屆研究生，專業是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古籍整理方向。招生簡章上寫的是董治安等指導小組。當時古籍所教師除了董、霍兩先生，還有蔣維崧、王紹曾、劉聿鑫、劉曉東、宮慶山、林瑞娥、周民、朱正義、徐傳武、林開甲、周廣璜、任重、張濤等先生。人事關系在中文系而在古籍所任課的老師有王培元先生。外請老師有張長華先生 (圖書館古籍部主任，講版本學)、張雪庵先生 (濟南市退休教師，講《孟子》) 等。辦公室是程杏仙老師，圖書室是俞黎華老師。辦公地點在老數學樓一樓，圖書室在二樓。

我們研究生班學生共 11 人：秦彥士、連鎮標、高海安 (在職)、張濤 (在職)、鄭杰文 (班長)、杜澤遜 (副班長)、范旭侖、王君南、郭芳、陳信陵、姜志強。開設的課程：版本學 (張長華)、目錄學 (王紹曾、王培元)、校勘學 (王紹曾)、兩漢經學與文學 (董治安)、訓詁學 (劉曉東)、音韻學 (劉曉東)、《說文解字》(劉聿鑫)、《毛詩正義》(霍旭東)、《楚辭》(林瑞娥)、《孟子》(張雪庵)、《莊子》(周民)、《史記?天官書》(徐傳武)、文史工具書使用法 (徐傳武) 等。我們還專門有古籍整理實踐，王紹曾、霍旭東先生主持，分工標點《清人學術筆記叢刊》，齊魯書社同意出版。規劃是王先生定的，我承擔惠棟《松崖筆記》《九曜齋筆記》，其余《復堂日記》(范旭侖)、《惜抱軒筆記》(秦彥士)、《南江札記》(張濤) 等，已經記不全了。這套筆記很有價值，古籍所組織教師分工審稿，又請陳新先生審稿。由于出版形勢不佳，齊魯書社退稿了。我把這些筆記郵寄給了各位同門。董先生后來問起我，感到可惜。書雖然沒有出版，訓練目的還是達到了。我們研究生班兩年畢業，就分配工作了。鄭杰文和我留山大古籍所，張濤本來就是在職。我們留下后，所里安排鄭杰文做董治安先生助教，張濤做霍旭東先生助教，我做王紹曾先生助教。王君南去了山大圖書館學系，連鎮標去了福建師大，秦彥士去了四川師大，陳信陵去了南昌大學，范旭侖去了大連海軍艦艇學院 (后調大連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郭芳去了《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 (后調青島社科院)，姜志強去了省保險公司。一年后，1988 年冬我們寫好了碩士論文，回山大答辯，獲得了碩士學位。答辯主席是陳新先生。我兼任答辯秘書，記錄并整理了各位的答辯檔案，送學校檔案館。當時同學們是分給不同老師指導的，我的碩士論文是王紹曾先生指導的，題目是《< 四庫全書總目 > 辨偽學發微》。

我們的實習考察是 1986 年去河南洛陽、陜西西安兩地，共十多天。霍旭東、劉聿鑫、徐傳武三位先生帶隊。在洛陽請文物局局長蔣若是先生講了一課。記得蔣先生抽著煙，坐沙發上，講東亳、西亳的地理位置。在西安，請黃永年先生講版本學，陜西師大的研究生一塊聽。黃先生講 “善本”，認為文物性善本、學術性善本不一樣，但有交叉，在黑板上畫了兩個圓，相互交叉。白化文先生帶著研究生楊寶玉去敦煌，經過西安，黃永年先生請白先生作報告，也通知山大的研究生去聽。白先生手里拿著《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表揚劉銘恕、王重民兩位，認為自己寫了若干論文，都受這部《總目索引》的提示部分所賜。又說周紹良先生是自己的座師，站起來鞠了一躬。又說 “山大的關德棟關先生，那是我師叔”，又站起來鞠了一躬。這第二個鞠躬是給山大師生看的。又說搞圖書館學要學會編目錄，寫卡片。這次考察實習，我和張濤打前站，在鄭州古籍書店我買了一部《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的精裝本二冊，18 元。在西安買了《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精裝 32 開，一冊，4.6 元，還買了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論》。實習前，我查考了西安歷史地理材料，包括《三輔黃圖校證》(陳直)，做了一本筆記。在西安，有一天由于經費沒有匯到，全體休息。我一個人去了終南山。回濟南后，要進行實習心得討論，我指出了關于 “終南太一”《漢書》顏注、《文選》李注、《通鑒》胡注的錯誤，用文具在桌上擺地理位置。霍旭東先生、徐傳武先生予以肯定。后來寫成了一篇論文《實地考察古書中幾個地理問題的駁正》，發表于 1987 年《文獻》第 4 期上。

我留山大古籍所工作之后，奉命擔任王紹曾先生的助教。王先生當時主持古委會項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那時項目組成員有張長華、沙嘉孫、苗同圃、劉澤民、魯軍、李艷秋、張雷、祁雅明等，我是中途加入。與我同時加入的是北大中文系古文獻專業畢業生劉心明，他是北大中文系 83 級學生。我們住一個宿舍。三年后，王先生的研究生王承略碩士畢業留古籍所工作，加入《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項目組。我們參加項目是借學校圖書館四樓古籍部閱覽室，全天坐班，王先生帶頭。那時王先生已經七十六歲 (王先生 1910 年出生)，頭發眉毛都是白的。圖書館古籍部主任張長華先生也是白頭發。老師們到古籍部看書，對兩位老先生都肅然起敬。

我參加《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項目工作七年，后續出版過程中繼續輔助王先生及項目組做清樣審校工作，直到正式出版。這期間的重大收獲主要有兩個：一是熟悉了各大圖書館的書目，包括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及歐美的書目；二是熟悉了各種工具書，尤其是人名、地名、年表類工具書。《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由中華書局出版后，獲教育部一等獎。

我個人承擔的古委會重點項目是《四庫存目標注》。這個項目是 1992 年著手的。1992 年 1 月，我在琉璃廠買到一部木刻版《四庫全書附存目錄》，線裝四冊，上面有民國間某氏朱墨兩色批注。后來發現朱批來自《四庫提要》的版本記述，而墨筆為批注者自己知見的《存目》書的版本。墨批條目較少，但很可貴。其中夾條有開明書店稿紙，所以判斷為民國人批注。買了這部批注本后，我即開始從事《存目》各書版本的調研標注。這個項目先后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八五” 規劃項目、教育部古委會資助項目、重點項目。1992 年 5 月，國務院第三次古籍規劃會在香山飯店召開，會上周紹良、胡道靜兩先生先后提出《四庫存目》書的調查研究，周先生建議編輯影印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會后，北大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會長劉俊文教授向國務院古籍小組提出承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出版任務，得到匡亞明組長的批準和傅璇琮秘書長支持。我也在看到大會發言材料后，經向董治安先生請教，起草了《四庫存目標注敘例》，寄給傅璇琮、趙守儼、安平秋、章培恒、周勛初、黃永年等專家，寫信請教。傅先生、趙先生很快回信予以肯定，傅先生還表示向匡老匯報，并把《敘例》發表于國務院古籍小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在北大劉俊文教授等項目論證報告中，吸收了我的意見和論證。傅先生向劉俊文先生推薦了我。我因此應邀加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工作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工作 4 年。擔任總編室主任、常務編委。當時的工作，第一是加快調研《存目》各書傳世版本，并挑選善本 (內容全、版本早) 作為《存目叢書》底本。第二是對各地復印、拍攝的《存目叢書》底本進行版本認定，對一部分版本的鑒定作出調整，形成《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著錄，最后形成《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目索引》(這項成果是集體的，先由各圖書館鑒定登記，再由編目室主任羅琳學長復審確定，最后由我三校調整)。我的《四庫存目標注》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第一稿。1997 年 10 月底《存目叢書》完成后，我開始《存目標注》寫定工作，印制了專用豎格稿紙。到 2005 年寫完。200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裝八冊 (第七、第八冊索引是程遠芬教授編制的)。我把書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借去上海開會的機會，當時遇到古委會主任安平秋先生。我把稿子搬到安先生房間，請安先生過目，并請教扉頁標注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項目” 措辭。這部書多年后獲得第三屆宋云彬古籍獎。

在參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過程中，因為住在北大，項目組曾在北大歷史系、力學系、暢春園幾個地方辦公，去古委會就很多。1994 年 9 月 11 日上午在北大臨湖軒召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工作座談會，季羨林、韓天石、周一良、黃永年、安平秋等先生出席座談會。我利用這次機會到舊化學樓古委會拜訪安平秋等幾位領導。安先生請我吃了一頓羊肉泡饃，那家館子在北大東門外路北，叫臨風堂。日子久了，與古委會各位都熟了。我每個月要回濟南一趟，為了保險，就把我的十幾個本子，《四庫存目標注》的稿子，用塑料袋子包好，送到古委會秘書處，交劉玉才、顧歆藝兩位保存，告訴他們：“這是命根子！” 他們當著我的面存到鐵皮柜里。等我幾天后回到北大，再去古委會把十幾個本子取回來。在《存目叢書》編委會工作期間，消息閉塞，我有時候到古委會秘書處拿幾張過期的《人民日報》看看。

古委會開會，董治安先生來北大參加會議，曾到暢春園南邊的《存目叢書》編委會來看我。董先生坐在我的宿舍里，上下層的床，我在上層睡覺。董先生坐在下層床邊上，上下左右看看，是一間集體宿舍，當時住了四五位專家。董先生嘆了口氣，說：“我以為至少是一間招待所的房子，可以洗澡，沒想到是這樣。” 隨后我跟著董先生到勺園，見到周勛初先生。那時開會，兩人住一間，是常態。周先生告訴我，搞《存目標注》，同時也要搞點理論思考。吃飯的時候，是桌飯，有好幾桌，安平秋先生要我一起去，同桌有安先生、裘錫圭先生、董先生等，安先生說：“澤遜吃啊，不要像個受氣的小媳婦。”

《存目叢書》編纂期間，黃永年先生作為版本目錄學家，擔任顧問，多次來京參加《存目叢書》會議，發表高論。有一次黃先生帶來《古籍版本學》書稿，手寫紙本，整整齊齊，我和劉玉才兄去旅館看望，黃先生鄭重交給劉玉才。這批書是古委會主編的古籍整理教材叢書，出版拖延了一些時間。就在那一次，我把《四庫存目標注》樣稿給黃先生看，黃先生看了予以認可。

安平秋先生抽煙，咽炎不輕，他喜歡用 “牛黃益金片” 含化片。這種藥是山東生產的，安先生讓我給他從濟南代買，大鐵盒，里頭一小瓶一小瓶的，捎過多次。有一次安先生要到日本訪問，時間較長，他說你把藥捎來，一定要交給曹亦冰，她辦事快，當天就會通知我寄往日本。

古委會辦了《中國典籍與文化》，還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后者先后由中華書局、鳳凰出版社出版。我的一篇論南宋黃善夫本《史記》及其涵芬樓影印本的文章發表于《論叢》。有一次和劉玉才兄去中華書局，見到徐俊、毛雙民兩位，認識這兩位專家從那次見面開始。徐俊先生學養深厚，為人謙和，平易近人，成了幾十年的好友。

我寫關于黃善夫本《史記》及其涵芬樓影印本的文章，是因為商務印書館委托王紹曾先生主持整理張元濟先生遺稿《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其中《史記校勘記》是張元濟先生親筆，分工由我整理。我整理之后，要把整理稿和原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安平秋先生是《史記》專家，我在交給商務印書館之前，先拿到高校古委會給安先生看。安先生看了之后，說是不是可以復印一份。我說當然可以。那時候復印機還不多，古委會有復印機。安先生讓同事復印了兩份，一份安先生留著看，另一份交給了我。

《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經常有學者來訪。白化文先生有時來請《存目叢書》副主編張忱石先生給中華書局程毅中先生捎信件。他一到編委會入口就聲音稍高地說：“忱石啊，你真是個大好人吶！” 說著說著就到了張忱石先生辦公的地方，雙手把信件交給張忱石先生，鞠躬，然后說：“你們干活兒，我告退了。” 一刻也不停留。榮新江先生有時來《存目叢書》編委會找劉俊文教授，見面問候王紹曾先生，說王先生約他寫一本《話說敦煌》。這本書收入王紹曾、羅青主編《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認識榮新江先生就是那個時候。

古委會年輕同志是盧偉、顧永新、吳國武幾位，以后長期保持友好關系，得到很多幫助。

1997 年 10 月底《存目叢書》結束，我回到山大。1999 年山大文學院院長譚好哲先生命我開設 “文獻學”，為研究生必修課。為此我制訂了一份綱目，到北京之機征求了冀淑英、裘錫圭、安平秋、楊忠等先生的意見。裘先生當時去古委會秘書處，他看了之后予以肯定，并給安先生說可以納入古委會教材。

2001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山東大學古籍所與臺北淡江大學在濟南合作舉辦海峽兩岸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會議是我與臺北淡江大學周彥文教授發起的。為了經費，我到北京向古委會匯報，得到古委會 3000 元資助，這件事在當時非同小可。與會專家有黃永年、程毅中、崔富章、徐有富、曹之、周國林、陳先行、吳格、劉躍進、程章燦、辛德勇、吳哲夫、王國良、高柏園、陳文華、陳仕華等先生。王紹曾、吳哲夫先生作主題發言。董治安、劉曉東先生主持會議。會后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了論文集。

總之，教育部古委會作為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及人才培養的領導單位，直接決定了我的人生走向。如果不是山東大學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怎么會有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如果不是山大古籍所招收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如果不是我畢業留山大古籍所工作，又怎么會有我的古籍整理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科研道路呢？我只是一個個體，對各大高校來說，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古籍整理事業來說，高校古委會所發揮的領導和主導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今年是高校古委會成立四十周年，謹寫這篇小文表示我對高校古委會的敬意。

2024 年 6 月 28 日

(陶永躍錄入整理)

中國典籍與文化2025 (總第 136 期).03.

作者簡介：杜澤遜，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主要從事古籍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四庫》學和山東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