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黎海川
日前，《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會執行主席藤井彰夫再次向美國總統發出公開信。去年4月，當美國揮舞“對等關稅”大棒時，藤井就曾公開致信勸阻，提醒美國不要把貿易變成單邊施壓工具。如今，他的焦慮顯然更深了。他在信中寫道，美國“正在失去世界信任，軟實力似乎正在下降”；又在結尾說，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仍希望美國重新獲得“團結世界的力量”。
這封信值得玩味之處，不只是日本戰略精英對美國失序的擔憂，更在于暴露了日本自身的戰略困境。藤井這樣的戰略精英并非看不見美國信用流失，也并非感受不到國際秩序松動；吊詭的是，他們越是看見風險，越是期待美國盡快重新歸位，仍無意也無力跳出“美國中心秩序”的想象。
更危險的是，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強硬路線，正在把這種焦慮推向更冒進的方向，看似在抬高日本地位，實則是在以更強硬的姿態加深對美依附，并向亞洲外溢新的安全風險。
從歷史經驗來看，日本今天可能正在遭遇某種意義上的“第二次尼克松沖擊”。1971年，美國在尼克松政府主導下繞開日本秘密接觸中國，并突然宣布尼克松即將訪華，東京事前幾乎毫無準備，被美國亞洲戰略轉向打了個措手不及。半個多世紀后，類似的結構性尷尬又一次浮現。
如今，從炒作“臺灣有事”、強化所謂“反擊能力”，到提高防衛開支、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推動日菲《互惠準入協定》，日本強硬派再次把自身戰略押注在“美國將長期對華對抗”的預判之上。
但美國戰略從來不是為日本量身定制的。美國當年可以繞開日本對華破冰，今天也可能根據自身利益與中國管控分歧、重設優先順序。即便日本自認為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也未必能改變一個現實：華盛頓調整棋局時，盟友未必總是棋手，也可能只是被重新安排的棋子。
一旦中美關系出現階段性維穩、危機管控的窗口，日本強硬派所預設的長期全面對抗格局就會受到沖擊。這種“尼克松沖擊”式的尷尬，正是日本戰略困境的縮影：它越把自身安全押在美國身上，就越難擺脫被美國戰略調整裹挾的命運；它越想借同盟抬高自身地位，就越可能在華盛頓重新洗牌時淪為被安排的一方。
高市路線的第一重誤判，是把軍事正常化誤認為國家正常化。一個國家是否“正常”，并不取決于它能否擁有更強軍事能力，而取決于它能否以負責任的方式處理自身力量。高市路線的危險之處，在于它把戰后日本重新獲得信任的基礎視為束縛，把本應承擔的歷史責任說成國家負擔，又把軍事擴張包裝成所謂“正常國家”的回歸。
第二重誤判，是把同盟依附誤認為戰略自主。一個國家真正的戰略自主，首先意味著能夠清醒區分本國安全利益與盟友全球戰略需要，并在大國競爭中保留判斷力和回旋空間。高市路線恰恰相反，它把日本安全與美國全球戰略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使日本越來越難從美國的戰略節奏中抽身。
第三重誤判，是把安全外溢誤認為地區穩定。日菲安全合作近來迅速升溫。日菲靠近的真正危險，在于它正在把海洋劃界、安全合作、美國同盟網絡、日本軍事正常化進程和所謂“第一島鏈”敘事串聯起來，使局部爭端更容易被放大為體系性對抗。
這三重誤判疊加在一起，構成日本當前安全路線最危險的內在邏輯：軍事擴張被說成國家正常化，對美依附被說成戰略自主，安全壓力外溢被包裝成地區穩定。結果是，日本追求安全的方式正在成為亞洲安全環境中新的不穩定因素，追求自主的方式正在加深對美國體系的依附，追求正常國家地位的方式也在削弱亞洲對日本的信任基礎。
藤井公開信提醒人們，美國失序正在讓盟友焦慮。對日本而言，更深層的問題并非如何等待美國重新“團結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讓高市式政治冒進把日本的焦慮變成新的地區風險。日本越急于證明自己是“普通國家”，越需要在地區現實和歷史責任之間找到更清醒的位置：在亞洲，日本首先需要證明的不是自己可以變得多強，而是能否真正懂得克制。（作者是亞太問題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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