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罕見大怒掀桌的真正原因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李旭（編譯） 胡錫進觀察）

[編者按] 據媒體7月16日報道，美國副總統萬斯公開指責以色列政府試圖影響美國輿論，破壞美伊協議并推動戰爭繼續下去，并怒斥以色列砸錢抹黑自己。這一罕見表態，將美國盟友、利益集團與戰爭決策之間的隱秘矛盾直接擺上了臺面。分析人士指出，這場爭執折射出美國政治長期存在的一個深層問題：美國是否走向戰爭，往往不只取決于白宮的戰略判斷，還取決于哪些力量能夠制造威脅、塑造共識，并把一場危機轉化為新的軍費、軍援和軍火合同。

美國學者威廉·D.哈通與本·弗里曼在《萬億美元的戰爭機器》一書中，對這套體系進行了系統拆解：第一，美國龐大的軍費、軍售和對外軍事援助，如何讓戰爭消耗不斷轉化為承包商的訂單與利潤；第二，軍工企業如何借助政治獻金、職業游說、旋轉門和選區就業，保護成本失控、性能欠佳的武器項目；第三，智庫、大學、媒體、好萊塢和游戲產業如何共同塑造軍事化的政策共識與社會文化；第四，人工智能、無人系統、數據平臺和太空技術如何推動帕蘭提爾、安杜里爾、SpaceX等硅谷企業加入傳統軍工體系，使戰爭機器獲得新的技術外衣和預算增長點。

本書揭示了今天的美國戰爭機器早已超出艾森豪威爾所警告的“軍工復合體”，演變為一套貫通政治權力、商業利益、知識生產、文化傳播和技術創新的自我復制系統。它既能把戰爭包裝成國家安全，也能把武器項目包裝成就業，把擴軍包裝成創新，把軍事干預包裝成維護秩序。當越來越多的機構、企業和個人都從戰爭準備中獲得利益時，美國總統究竟還有多大能力阻止戰爭？硅谷企業的加入，究竟會修復傳統軍工體系的低效，還是只會讓戰爭變得更自動化、更廉價，也更容易發動？美國面對的真正困境，或許并不是如何贏得下一場戰爭，而是如何擺脫一個必須依靠不斷制造敵人和危機才能維持運轉的政治經濟體系。為便于國內各界認清美國軍事霸權的真實底色，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此書，供讀者參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萬億美元的戰爭機器：

失控的軍費如何把美國卷入外戰并導致美國財政破產

文｜William D. Hartung and Ben Freeman

譯寫｜李旭

來源｜Bold Type Books

▲ 圖源： Quincy Institute

1 從軍工復合體到“戰爭國家”

2024年9月，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場競選集會上說，他要把“戰爭販子”趕出國家安全機構，還要清理軍工復合體。在演講中，他說道，“我們當中有這么一些人，他們總想打仗。你知道為什么嗎？導彈一枚就要200萬美元。就是這個原因。他們喜歡到處發射導彈。我任內就沒有發動戰爭。”

這聽起來像是美國右翼民粹對軍工復合體的一次猛烈攻擊。可幾個月后，特朗普重新上臺，卻又提出要把美國國防部預算增加到1萬億美元。于是，一個熟悉的美國政治循環再次出現：候選人在競選時批評前任發動的戰爭，上臺后卻又繼續給戰爭機器加油。威廉·D. 哈通（William D. Hartung）與本·弗里曼（Ben Freeman）在《萬億美元戰爭機器》（The Trillion Dollar War Machine）一書中就詳細討論了這一問題：為什么美國總統常常宣稱自己不會發動戰爭，卻很少真的能控制那臺把美國推向戰爭的機器？

這本書出版時，作者寫到，美國的軍費開支將會增加到1萬億美元。時至今日，這個判斷已經得到證實。圍繞伊朗的戰事讓白宮向國會提出了新的補充撥款請求，其中671億美元被列為與伊朗沖突相關的費用，210億美元用于彈藥采購和購買國防工業基礎材料。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五角大樓預算規模繼續擴大。 這些都很好地說明了作者提出的問題：每一次危機，都會被轉化成新的撥款理由；每一場戰爭，都會給下一輪軍火合同提供說辭。

哈通和弗里曼想說明的，并非是美國的“軍費太高”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他們想要指出的是，美國的國防體系當中存在一個相當成熟的政治經濟系統：五角大樓的預算會進入承包商的賬戶當中，承包商再把部分收益投入到游說、政治獻金、智庫資助、校園合作、媒體專家、電影合作、游戲產業和旋轉門關系等方面。而這些方面帶來的影響力又會讓他們獲得更高的預算、更多的軍售、更少的審查以及更軍事化的外交政策。使得下一年時，流入到承包商手中的資金能進一步增長。

這就是他們所說的“戰爭機器”。

“軍工復合體”一詞在中文世界已經廣為流傳了。這個詞來自艾森豪威爾1961年的告別演說。作為二戰盟軍統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并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正因為他了解軍事機構和軍工業的運轉方式，他才會在離任前警告美國社會：龐大的軍事機構與大型軍工業結合在一起，會在經濟、政治乃至精神層面影響整個國家。

哈通和弗里曼接續了這一思想傳統，但他們認為單靠“軍工復合體”這一概念已經不足以描述今天的美國。艾森豪威爾當年主要擔心的是軍方、軍工業和政府預算之間的結合。而如今的戰爭機器已經走得更遠。作者在導論中明確說到，今天的戰爭機器比艾森豪威爾時代的軍工復合體擁有更大的社會覆蓋面，它通過智庫、大學、體育、好萊塢、游戲產業和主流媒體等方式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這種擴張改變了戰爭機器的面貌。它不只是在販賣武器，也在出售關于戰爭的想象：戰爭可以是技術問題，可以是英雄敘事，可以是就業政策，可以是國家尊嚴，可以是女性飛行員的勵志故事，可以是游戲玩家的職業未來，可以是硅谷企業家口中的“創新”。當這些敘事連在一起，軍費預算就不再像一個需要被反復審查的財政項目，而更像一種默認選項：遇到危機，加錢；遇到競爭，加錢；遇到戰爭，加錢；遇到失敗，也加錢。

書中有幾組數字很能說明這臺戰爭機器的規模。五角大樓的預算有超過一半流向了私人企業。9·11之后的二十年里，五大軍工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技術公司、波音公司、通用動力公司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瓜分了價值約2.1萬億美元的五角大樓合同。2024年，五角大樓承包商花費超過1.48億美元、雇傭了945名職業說客進行游說。

這就是作者所說的自我復制。納稅人出錢，承包商收錢；承包商拿出一部分錢來影響政策；政策再制造出更多合同。循環重復幾十年后，很多人已經無法分清“國家安全需要”與“承包商收益需要”的邊界。

2 美國如何把戰爭做成一門全球生意

全書第一章從加沙寫起。作者認為，理解美國戰爭機器最直接的入口就是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加沙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不斷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軍事援助。書中寫到，拜登政府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之間與以色列達成了一百筆軍火交易，而且，為了避免觸發向國會報告的要求，他們把這些交易拆分為一連串小額的訂單。到2024年9月，根據相關調查估算，美國在10月7日之后向以色列提供的軍事援助約為180億美元，另有約200億美元的武器將在未來幾年交付。2025年初，五角大樓又提出向以色列提供價值超過80億美元的導彈和彈藥。書中還指出，以色列的戰斗機全部采購自美國，許多彈藥和監控系統也依賴美國的供應。

作者的判斷十分尖銳：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之所以能造成如此規模的破壞，離不開美國政府和美國軍火商的支持。美國武器與以色列戰爭能力之間的關系，是全書最重要的事實基礎之一。

在作者看來，美國的軍售不是單純的外交工具。它是一條穩定的利潤渠道，也是一種讓美國不斷卷入地區沖突的方式。武器賣出去了，相關國家的軍事體系就會依賴于美國方面的訓練、維護、彈藥和升級；一旦地區局勢惡化，美國又會以“保護盟友”“補充庫存”“維護威懾”為由追加撥款。軍售把美國的戰略承諾、軍火企業利潤和地區沖突緊緊綁在一起。

在烏克蘭戰爭初期，雷神技術公司前首席執行官格雷戈里·海斯（Gregory Hayes）在接受采訪時就曾說道，公司不會為制造這些武器道歉，因為他們能夠從中獲得商業利益。后來他在與華爾街分析師通話時又說道，烏克蘭和以色列相關軍援帶來的“補庫存”需求，不僅給公司帶來了大量訂單，還會讓國防預算進一步上升。

這就是戰爭機器的商業邏輯：戰爭消耗庫存，庫存需要補充，補充就意味著訂單。戰爭越久，消耗越大，承包商的收益預期就越清晰。

3 花錢買不平安？

哈通和弗里曼對軍工企業的批判不是簡單地說軍火商賺錢，而是說他們經常拿著大筆的資金，卻無法生產出足夠有效、足夠先進的武器。

這其中最重要的案例就是F-35戰斗機。

F-35最初叫聯合攻擊戰斗機，人們希望它能同時滿足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需求。空軍要求飛機的戰斗轟炸能力，海軍要求飛機的航母起降能力，海軍陸戰隊要求飛機的短距起飛和垂直降落能力。這聽起來像是節約成本的統一方案，實際上卻把不同軍種的復雜需求塞進同一項目當中，導致設計、軟件、維護和作戰適配都變得異常困難。

2001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獲得了這份巨額合同。據估算，F-35的整個生命周期成本可能高達2萬億美元。該項目每年仍能獲得120億至1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支持，這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最賺錢的項目之一。與此同時，書中還指出，F-35長期存在成本超支和性能問題：F-35不適合近距離支援地面部隊的作戰任務，載彈量有限，空戰表現也不一定優于舊型號；F-35維護困難，幾乎有一半時間在機庫維修；F-35的高科技頭盔、自動后勤系統和軟件都曾出現問題。截止到2022年，該項目仍有800多個未解決的問題，甚至有可能會威脅到飛行員的生命安全。

F-35這個案例的意義在于，為什么一個長期問題纏身、成本極高的項目，還能多年穩定獲得巨額撥款？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只是體現在軍事技術層面。F-35的供應鏈遍布美國多個州，承包商可以把它包裝成就業項目；國會議員可以把支持項目說成保護本州工作崗位；退役將領和前國防官員可以進入企業董事會或顧問體系；在媒體采訪中，承包商常常被當成“保障盟友”的愛國企業，而不是需要接受嚴厲審查的政府合同商。

波音公司的KC-46加油機項目則展示了問題的另一個角度。這個項目原本是在成熟的民用飛機基礎上改裝軍用加油機，按理說項目的風險不會太高。但書中寫到，KC-46的實際預算比原本的估算多花出了69億美元，完成時間落后計劃7年，而且，其中關鍵的遠程視覺系統還存在嚴重問題，無法可靠地完成空中加油任務。簡單說，KC-46的問題卡在了最基本的功能上：它很可能無法給別的飛機加油。

V-22“魚鷹”傾轉旋翼機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既想像直升機一樣懸停，又想像飛機一樣飛行。它的設計很有想象力，但實際上，這架飛機并不怎么安全。書中說，截至2023年12月，約有400架魚鷹在美國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服役，但已經發生了十起致命的墜機事故，造成了64人死亡。五角大樓曾多次想削減或取消這個項目，但卻被國會、承包商和地方就業政治所阻撓。

這些案例共同指向了同一個問題：軍費的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帶來更可靠的防務體系。很多時候，預算的增長會滋養那些已經嵌入國會選區、承包商供應鏈、軍種利益和地方就業的項目。項目越大，越難取消；項目越有問題，越需要追加資金修補；越多州參與，項目越容易獲得政治保護。

這就是作者所謂的“破損的戰爭機器”的含義。它不是沒有錢。它的問題恰恰是錢太穩定，責任太分散，懲罰太少。失敗的項目可以拿到更多的修復預算；交付遲緩可以成為加速采購的理由；成本超支可以通過新的合同覆蓋；高管仍能拿到高薪；說客也在繼續向國會解釋為什么項目不能停。

4 被戰爭吞掉的民生福祉

作者提醒到，軍費并不是一串抽象的數字。它代表著一種社會選擇。錢進入五角大樓和承包商賬戶，就不會進入醫療、教育、住房、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清潔能源和退伍軍人照護等領域。美國政治常常會把這些支出分開討論，好像軍費涉及的是安全問題，住房和醫療涉及的是社會問題。哈通和弗里曼的意思是：這兩者無法分開。一個國家如何定義安全，這種定義方式就會決定它如何花錢。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就是兩個典型案例。根據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估算，兩場戰爭及相關后果耗費了美國納稅人約8萬億美元的資金。書中還寫到，在9·11之后，美國的反恐戰爭導致了7000多名美國軍人死亡，另有約8000名私人承包商死亡，超過5.2萬名軍人受傷，超過60萬退伍軍人被診斷出創傷后應激障礙。超過3萬名現役軍人和相關退伍軍人死于自殺。

即便按最保守的算法，美國的年度軍事預算也接近9000億美元。作者進一步說，如果把國土安全、退伍軍人事務、國務院預算中的軍事援助、過去軍事開支造成的債務利息等都算進去，每年美國軍事相關的開支接近1.5萬億美元。

這些錢可以拿去做什么？書中給出了一連串對比。五角大樓年度預算超過拜登時代《通脹削減法案》中年度減排投資的20倍。美國每年花在F-35上的錢，超過疾控中心預算。一艘130億美元航母，超過環保署的年度預算。

這類對比很容易被誤解為“只要砍軍費，美國的社會問題就都能解決”。但作者真正強調的是注意力與預算之間的錯位。美國的政客們可以非常認真地規劃下一代戰機、下一輪導彈采購、下一處海外基地，卻很難以同樣的耐心去規劃飲用水系統、兒童照護、公共衛生和貧困救助等問題。戰爭機器吞掉的不只是錢，還有政府最稀缺的東西：優先級。

“軍費創造就業”也是作者要拆解的說法。軍工企業和支持軍費的政客經常把武器項目包裝成就業政策。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同樣的一筆錢投向清潔能源、醫療、教育、基礎設施，通常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書中引用的相關研究稱，把錢投向上述領域，創造的就業比同等軍費開支要多出9%到250%。軍工制造業的直接就業人數也已經從1980年代中期的300萬下降到約110萬。外包、自動化、少量高科技武器替代了人工的大規模生產等因素也削弱了軍工支出帶來的就業效果。

于是，戰爭機器帶來的負面影響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層是直接成本：戰爭、傷亡、退伍軍人創傷、承包商合同、債務利息。第二層是被排擠掉的其他可能性：沒有修的水管，沒有改善的學校，沒有及時治療的疾病，沒有建成的住房，沒有足夠投入的公共衛生系統。作者關心的是更不容易被看到的后一層。

圖源：AI生成

5 美國為何甘愿被戰爭綁架？

該書第7章當中舉了一個生動的案例：LCS瀕海戰斗艦。它原本被設計成靈活、快速、能在近海執行多種任務的新型艦艇。但在現實中，這款艦艇航程有限、可靠性差、戰斗生存能力不足。美國國防部測試辦公室甚至認為，LCS在敵對作戰環境中不具備預期生存能力。軍事記者大衛·阿克斯（David Axe）問過一個很諷刺的問題：如果LCS連胡塞武裝都打不了，它還能打誰？

書中說，LCS在華盛頓得到一個綽號：“小破船”（Little Crappy Ship）。這個綽號很粗糙，卻準確表達了許多批評者的不滿。問題是，一個遭到如此批評的項目，為什么還能持續多年？

這個答案就在游說。

書中寫到，2013年前后，LCS出現裂縫、銹蝕等問題，承包商和相關游說公司知道很難從性能上推銷它，于是改變打法：不談艦艇本身，談就業。他們收集了所有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工廠、辦公室、雇員數量等數據，并將其定位到具體的國會議員選區，再整理相關議員的委員會任職和投票記錄。隨后，職業說客會告訴每一個與LCS沾邊的國會議員：砍掉LCS，就是砍掉你選區的工作崗位。參與這一工作的斯蒂芬·森姆勒（Stephen Semler）后來回憶說，繼續為LCS爭取資金的核心說辭不是國家安全，而是產業政策。

這套打法成功了。LCS的問題不斷出現，但支持該項目的錢卻依舊源源不斷地流入進來。到后來，已有多艘LCS提前退役，它們的服役時間不到原計劃的一半。書中援引一位長期研究LCS的政府問責局退休分析師估算，到這些艦艇最終停止服役時，納稅人可能會花掉1000億美元以上，而花掉的錢換來的卻是不到30艘生存能力有限、任務單一的艦艇。

LCS這個案例顯示，游說并不總是電影里那種裝現金的黑箱交易。現代美國的游說更像一套合法的信息操控系統。職業說客知道預算流程，知道國會辦公室缺人，知道議員關心選區就業，知道什么時候遞交修正案，知道哪些委員會成員最關鍵。他們會把一個復雜武器項目翻譯成一句議員能理解的話：“這個項目關系到你選區的工作。”

政治獻金也是這套系統的一部分。作者宣稱，國防部門相關企業在2024年的大選中至少捐出了3000萬美元。這筆錢與全美選舉的總開支相比不算最大，但它高度集中地流向了那些能影響國防預算的人，比如總統候選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國防撥款小組委員會成員。

旋轉門則讓整個系統運行的更為順滑。前國會議員、前國會助手、前國防部官員、退役將領，往往都會在離開政府后進入軍火企業、游說公司、咨詢公司或國防風投機構。他們帶來的不只是履歷，還有聯系人、預算知識、采購程序經驗和對華盛頓節奏的熟悉。書中說，五角大樓承包商的說客多數有政府或國會經歷。對企業而言，這是最值得購買的能力。

美國官方之所以總是會向這個戰爭機器屈服，靠的不是單一陰謀，而是很多人合理選擇的疊加。議員想保住選區就業，助手想離開低薪高壓的工作崗位，退役將領想找收入豐厚的董事職位，承包商想保住合同，地方商會想要工廠訂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合在一起，就造就了一個很難糾正的系統。

6 誰在制造“美國必須打仗”的共識？

再之后，作者還指出，華盛頓政策圈里很多看似自然形成的專家共識，背后很可能已經經歷了資金、職位、平臺、媒體邀請、聽證會名額和智庫網絡的篩選。專家并不一定被直接收買，也不一定有人命令他們寫什么。更常見的情況是，某些觀點更容易拿到資助，更容易進入智庫，更容易發表報告，更容易被電視節目邀請，發表這些觀點的人更容易成為國會聽證會的證人；與之相反的是，另一些觀點則在進入公共討論前就被過濾掉了。

書中用M1艾布拉姆斯坦克援烏爭論試圖說明這一點。俄烏沖突爆發后，很多美國專家主張向烏克蘭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包括艾布拉姆斯坦克。2024年2月，美國援助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出現在前線。但很快，烏軍就因俄軍無人機的威脅把它們撤下。到2024年9月，31輛援烏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中，已有約三分之二被摧毀、癱瘓或被繳獲。書中指出，許多此前呼吁提供坦克的專家，都來自接受通用動力公司資助的智庫，而通用動力正是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制造商。

這當然不意味著每個支持援烏坦克的專家都是受雇發言。作者更關心的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當受軍工資助的智庫學者在媒體中更常出現，在聽證會上更常作證，在政策圈中更容易被視為“主流代表”，公眾看到的討論范圍就被改變了。真正需要問的問題不是“這位專家有沒有被收買”，而是“為什么這類專家最常被看見”。

書中還引用研究和訪談說明，智庫背后的資助方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影響機構：提前評論報告，影響活動邀請，刪除掉令資助方不舒服的議題，鼓勵研究者把焦點放在恐怖主義威脅而不是政府的軍事主義之上。更深層的影響叫“視角過濾”：資助者不必審查每篇文章，只要長期資助某些人、某些機構、某些議題，政策生態就會慢慢朝這個方向傾斜。

因此，被制造出的共識最危險的地方在于，它看起來不像宣傳。它披著報告、研討會、專欄文章、電視評論、國會聽證和政策簡報的外衣，語言冷靜，格式專業，常常比傳統宣傳更有效。

7 當大學成為戰爭機器的人才工廠

第9章討論了大學問題。作者沒有把大學簡單寫成“墮落的象牙塔”。他們更關注一種結構性吸引力：科研經費、就業機會、獎學金、技術理想和國家安全敘事如何把高校的實驗室、理工科學生和軍工企業連在一起。

最生動的案例是康涅狄格大學的“洛克希德·馬丁日”（Lockheed Martin Day）。活動當天，兩架軍用直升機會降落在學生中心旁邊。議程包括TED式演講、飛行模擬、技術展示、現場面試，還有少數潛在招聘對象可以搭乘直升機繞校園飛行。書中說，康涅狄格大學并非個例，至少十幾所大學都有類似于這種面向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專門活動。這些活動還嵌入到了更長周期的招聘體系當中：實習、獎學金、貸款償還、畢業后的入職承諾等等。

這套系統對學生很有吸引力。理工科學生畢業后面臨貸款、生活成本和職業壓力。軍工企業有穩定的項目、高薪的崗位和技術挑戰。很多學生并不是真心喜歡武器工作，但現實壓力會削弱道德顧慮。

大學與戰爭機器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冷戰以來，美國的高校長期參與到國防科研活動當中。只不過，新的變化在于，人工智能、無人系統、機器人、數據融合和自動化戰爭讓五角大樓更加依賴高校。未來的戰爭需要算法、傳感器、云計算、機器視覺和指揮控制系統，而大學正好是這些技術的源頭之一。

8 好萊塢如何替戰爭鍍金

書中第11章講的是“軍事娛樂復合體”，也就是這些人如何把戰爭機器帶到電影院的大屏幕上。

作者從空軍“雷鳥”飛行表演隊寫起。戰機飛越超級碗、賽車比賽和大型體育活動的表演，常被觀眾視為國家榮耀和技術力量的展示。但對軍方來說，這也是公共關系和征兵工作的一部分。它把軍機、速度、青春、興奮和愛國情緒連在了一起。

《驚奇隊長》（Captain Marvel）是書中最為典型的一個案例。2019年電影上映時，空軍雷鳥飛行隊就在好萊塢上空進行了表演，飛行員也身穿制服走上紅毯。電影主角卡羅爾·丹弗斯在成為超級英雄前曾是一名美國空軍飛行員。空軍通過娛樂聯絡辦公室向電影提供人員、飛機、裝備、技術建議和拍攝地點。電影上映后，空軍又在全美3600多家影院投放映前征兵廣告，把女性飛行員、超級英雄和空軍職業聯系起來。書中還寫到，電影上映后，美國空軍學院的女性申請人數隨之大幅增加。

《壯志凌云》（Top Gun）和《壯志凌云：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也是非常經典的軍方形象工程。1986年的《壯志凌云》大幅提升了海軍航空兵的形象。2022年的續集在拍攝過程中獲得了五角大樓提供的飛機、航母、人員和技術支持。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詹姆斯·泰克萊特（James Taiclet）與公司“臭鼬工廠”（Skunk Works）的負責人出席了首映式，并稱該公司與制片方展開了合作，把前沿技術帶上了大銀幕。

作者并不是說觀眾不能喜歡這些電影。問題在于，當五角大樓參與劇本創作、提供裝備、影響敘事，卻把合作關系埋在片尾長長的字幕里時，觀眾就很難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是經過軍方篩選和修飾過的戰爭想象。

9 當戰爭被當做一場游戲

第12章將視角轉向電子游戲。現代電子游戲與軍事技術的關系很深。書中說，許多游戲技術最初都是由五角大樓資助的。后來，商業游戲產業發展得太快，反過來超過了軍方技術，五角大樓又開始利用商業游戲、模擬器和圖形技術來訓練士兵、飛行員和無人系統操作員。

1980年，雅達利（Atari）發布了第一人稱3D射擊游戲《Battlezone》。美國陸軍曾要求雅達利為其開發軍用版本，用來幫助布雷德利戰車操作員進行訓練。1990年，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資助的SIMNET系統出現，這是一套實時分布式作戰模擬網絡，美國軍方曾利用這一系統，訓練那些參加1991年海灣戰爭的部隊。

后來，陸軍與南加州大學合作成立創意技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ve Technologies），試圖把娛樂工業、學術研究和軍事訓練結合起來。軍方希望用更沉浸、更接近游戲體驗的方式來訓練士兵，讓他們在復雜的城市戰中更快地作出判斷與反應。

游戲還成為了征兵的一種隱形方式。美國陸軍、海軍等軍種都建立了自己的電競隊，參加直播、游戲活動和校園互動，目標是接觸年輕人。對軍方來說，游戲玩家熟悉屏幕、手柄、地圖，反應速度快，了解多人協作的模式，也知道該如何完成任務目標，這些能力與無人機、傳感器、遠程打擊、網絡化戰爭等現代作戰模式有著高度的重疊。

這一章種最有沖擊力的案例是帕爾默·拉基（Palmer Luckey），他曾在個人博客里寫過一個極端概念：如果你在游戲中死亡，那么你在現實中也會死亡。他甚至制造了一個理論上可以根據屏幕結果爆炸并殺死佩戴者的VR頭盔，雖然這個頭盔目前只是辦公室里的展示物。

這個例子有點獵奇，但它揭示了硅谷軍工文化中的某種想象：游戲、戰爭、風險、技術和暴力之間的邊界被不斷削弱。戰爭越來越像平臺、界面、數據流和實時反饋系統；而游戲則越來越像未來戰爭的訓練場和人才池。

10 硅谷：戰爭的下一個起點？

現如今，傳統五大軍工承包商依然十分強大。它們掌握著戰機、導彈、航母、潛艇、裝甲車輛、核武器系統和龐大供應鏈。但新玩家正在進入：如帕蘭提爾公司、安杜里爾公司、SpaceX、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等。這些公司賣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火”，而是數據平臺、人工智能、無人機、傳感器、衛星、自動化指揮控制系統、無人“僚機”和太空發射能力。

硅谷軍工新貴對傳統軍工巨頭很不滿。他們認為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這些老公司臃腫、低效、靠游說吃預算，無法適應未來的戰爭模式。而它們則用“敏捷”“創新”“軟件定義戰爭”“重啟民主兵工廠”之類的話語來爭取五角大樓的合同。

書中對這種新軍工文化保持高度警惕。作者承認，一些無人和自動化系統可能會減少美軍士兵的直接傷亡，但它們也可能會降低開戰門檻，增加誤判、故障和自動化殺傷風險。人工智能識別目標、無人機蜂群、自主武器、算法指揮鏈，一旦在真實戰場上出錯，戰爭的代價會落到平民和前線人員身上。作者尤其擔心硅谷軍工人物的技術樂觀主義：他們相信技術可以解決戰爭問題，讓戰爭更快、更精準、更少傷亡。可美國過去已經多次迷信“奇跡武器”，結果往往是高估了技術，低估了政治、社會和戰爭本身的復雜性。

書中導論和結語都提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給硅谷軍工企業帶來了新的機會。安杜里爾、帕蘭提爾和SpaceX等曾組成聯盟，試圖聯合競標軍事合同，挑戰傳統主承包商。作者提出了兩種可能：一種是新技術公司從舊軍工企業手里搶走預算；另一種是五角大樓把預算做得更大，讓新舊兩套軍工體系都拿得到錢。作者認為，早期的種種跡象指向的是讓兩套軍工體系都能夠拿到錢。

F-47下一代戰斗機和“金穹”（Golden Dome）項目就是書中提到的兩個例子。F-47項目由傳統巨頭波音主持，但配套無人“僚機”可能會讓安杜里爾等新公司受益。“金穹”項目若成功啟動，也會同時需要傳統的硬件和硅谷的軟件。

到2026年，美國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又為上述觀點提供了現實注腳。白宮新增撥款請求中包含大量的彈藥采購和國防工業基礎資金，說明戰爭仍然會轉化為“補庫存”和“擴產能”的財政理由。無論錢最終流向傳統軍工巨頭，還是流向硅谷軍工新貴，戰爭機器都有辦法把危機轉化為預算。

這也是全書最重要的現實警告：硅谷不會天然帶來和平。它可能讓戰爭機器看起來更年輕、更酷、更有效率，甚至更反官僚。但只要激勵結構不變，新技術公司也會進入同一個循環：拿政府合同，影響政策，塑造輿論，擴大威脅敘事，爭取下一輪預算。

11 美國這臺戰爭機器將永無止歇？

如果把全書壓縮成一句話，那就是：美國已經養出了一套很難停下來的戰爭經濟與戰爭文化系統。

哈通和弗里曼這本書的價值，在于把這臺戰爭機器拆開給讀者看。它不只在五角大樓里，也不只在軍火公司總部。它在國會辦公室，在智庫會議室，在大學招聘會，在電視演播室，在電影院，在游戲直播間，在硅谷路演臺上。

當戰爭機器變成了一套頑固的生態系統，那么反對某一場戰爭、批評某一個總統、揭露某一個失敗項目，都只能觸及表面。真正的問題是：美國政治為什么總能把戰爭、危機和恐懼轉化為預算？為什么軍費增長總能被包裝成安全、就業、創新和愛國？為什么一臺如此昂貴、如此多故障、如此依賴游說和文化塑形的機器，仍能不斷說服美國社會繼續為它買單？

這正是《萬億美元戰爭機器》留給讀者的問題。

*本文譯寫自William D. Hartung和Ben Freeman兩位作者于2025年出版的著作《萬億美元的戰爭機器：失控的軍費開支如何將美國卷入海外戰爭，并導致美國國內的財政破產》，原題為“The Trillion Dollar War Machine: How Runaway Military Spending Drives America into Foreign Wars and Bankrupts Us At Home”，內容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者自擬。

William D. Hartung

作者：威廉·D·哈通

研究軍工產業和美國軍事預算。曾任國際政策中心軍備與安全項目主任、新美國基金會和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項目主任、紐約州總檢察長羅伯特·艾布拉姆斯的演講撰稿人和政策分析師。

Ben Freeman

作者：本·弗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