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光》獲魯迅文學獎，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專訪作者梁鴻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曹竹青 彭茜

7月15日上午，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梁鴻作品《要有光》獲得報告文學獎。

此前，梁鴻在濟南接受齊魯晚報·齊魯壹點獨家專訪，暢談作品《要有光》的創作經歷，以下為訪談實錄。

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與作家身份之外，梁鴻是一位母親，是一位從鄉村拼搏出來的“海淀媽媽”。

《要有光》的創作源于她身為一個母親最真實的困惑與心疼，關注孩子的情緒困擾，找尋它背后深層的原因。更鮮為人知的是，去年寫完《要有光》這本書，她大病了一場，感覺整個人被困住了，過了很久才“重新活過來”。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相較于“梁莊三部曲”，《要有光》的選題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您當時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主題？

梁鴻：首先可能因為我也是個母親。每個作家寫書，都有很多的緣由。但對于我而言，當年寫梁莊和寫《要有光》是一樣的。寫梁莊，是因為梁莊是我的家，我想回去看看故鄉發生了什么，那里的人怎么生活。寫《要有光》，也是因為自己的孩子正在成長，也經歷了很多迷茫，有很多不知道怎么辦的時刻。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一個作家的靈感就出來了。我要去看一下這些孩子們的整體狀況，這幾乎是一個社會現象，它背后一定有非常深層的原因。這就是我最基本的一個內心的沖動。寫這本書是比較艱難的，并不是一個歡欣鼓舞的題材，沒有強大的動力和沖動，是完不成的。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讀完《要有光》之后，很多母親都在思考自己有沒有當好媽媽這個角色，如何當好家長也是當下很多父母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要有光》引起這么熱烈的討論和關注，它的銷量、讀者反饋，有沒有超出您的預期？

梁鴻：一個作者寫一本書，從來不敢預測結果如何，因為那是虛無縹緲的。先把事情做好，把書寫好，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從未預料到會有如此大的反響。但寫作過程中，需要采訪很多人，包括心理咨詢師、家長、孩子。隨著資料的累積，我逐漸意識到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也確實擊中了我們的某個點：情感的點、情緒的點、痛苦的點，當然也可能是幸福的點。或許說不清楚，但無論如何它擊中了你。當它擊中你的時候，你會愿意從書中思考自己，這是一個寫作者最幸福的時刻。

當年寫《梁莊》也是如此，人們看的是梁莊，但談起的都是自己的李莊、王莊。因此，雖然我沒有預測會有多大的反響，但我想在每個社會中，孩子都是最重要的。其次，我們都有一種固執的自戀，覺得我們很愛孩子，不會認為自己有什么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原生家庭的問題，而是我們作為歷史中的人的問題。因為成為家長后，我們覺得自己擁有某種權威。所以這本書就像一顆石子、一把冰鎬，砸破你心中的某種堅冰。

只有與我的采訪對象建立真正的生命鏈接，觸及真正的問題點和背后的生命狀態，我才能寫出來、才能寫好。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要有光》這本書，有沒有最打動您的人物或細節，讓您現在想起還是難以釋懷？

梁鴻：那天我在杭州參加一個頒獎典禮，發表獲獎感言時，講到書中一個叫小關的孩子，一瞬間控制不住哽咽了。我選擇這個孩子，是因為他的父母都是高知，家庭條件優越，他學習成績也很好。但從初中開始，他變得調皮搗蛋，與父母發生沖突，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兩年沒有出來。在濱海補習中心開家長會時，小關給補習中心的阿叔發了短信，說“我來了”。那一瞬間，所有人都不說話了，因為小關兩年沒有說過話。他走進來時，頭發極臟，沒有洗澡，極瘦極瘦，身上有很大的味道，但每個人都非常感動。身在其中，你知道這個孩子太不容易了，他能夠跨出家門、走到補習中心，已經用盡了他全部的力量。你會感到，他那么艱難，卻仍然愿意走出來，渴望走出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如果只用單一的價值觀灌輸必須學習好、只能學習好，孩子極容易叛逆。一旦學習下降，支撐他的價值觀就消失了。他什么愛好都沒有，只有學習，價值觀過于單一，極容易坍塌，精神上極易陷入困惑和痛苦。我在北京采訪一位心理咨詢師，他說來咨詢的人中，70%是學習成績不錯的孩子，他們自己要強，父母更加推動，老師也特別重視，一旦哪一次考得不好，立刻陷入極大的惶恐。作為最親近的人，我們需要的是給孩子支撐，因為孩子那時正處于極度的情緒困擾中，需要我們的支持。

回到《要有光》這本書，我寫的并非已經生病的孩子，而是處于晃動時期的家庭。如果你的孩子出現了一些狀況——比如不想上學，或者好多天不想理你——那么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有所認知、有所思考，行為上做出一些調整，你的孩子可能就會好轉。所以這本書寫的都是正常的孩子、正常的家庭。正因為我們是正常孩子、正常家庭，才可能犯下自己不知道的錯誤，存在認知的盲區。